■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全国两会特派记者 王少波

2018年11月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强调“加强内容建设，深化改革创新，完善出版管理，着力构建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的出版体制机制”。2018年底，中共中央宣传部印发《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受到出版界高度关注（链接：本报2019年3月5日第1版《社会效益评价考核纳入顶层设计》）。这也成为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出版界、教育界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

评价考核的指标要多元。“如果出版社一年出版很多种图书，但合格率很低，何谈社会效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美术出版总社总编辑林阳谈到，“对于社会效益考核，目前很多人只关注‘五个一工程’奖、中国出版政府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实际上现在很多其他奖项的影响力也很大，像中国出版协会、一些大报举办的图书奖都有相当的影响力。”此外，版权输出也是社会效益的重要方面，不但能产生社会效益，还能带来经济效益，应当引起国家的重视 。

全国人大代表、民进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重庆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别必亮表示：“对图书产品制定可量化的社会效益考核十分必要。我们在集团内部引入竞争机制，各个部门之间竞争有限的出版机会，集团再优中选优。”他还总结出“深耕细挖、涵养作者、提前谋划、主动出击、内外联动、团队协作、作者优先、读者至上”的“32字”方法。

全国政协委员、天津市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金永伟建议，在创作生产机制上要加以引导，比如重大题材创作生产、国家级评奖、重大活动组织上，都要优先考虑社会效益好的作品，鼓励社会效益好的作品和企业脱颖而出。

将品牌转化为社会效益。全国政协委员、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认为，品牌是企业独特的价值认同，如果能够形成独特的品牌产品，并为读者所熟知，那么一定可以实现社会效益。同时他提出，社会效益考核是一种有益的价值指向。“出版行业是用先进的知识和文化来塑造人，着重对社会效益的考核，有利于让出版人牢记出版的使命。过去人们通常认为，社会效益的考核不易量化。确实如此，从本质上来说，社会效益是一种主观的感受和评估，而不像经济指标一样容易具化。如今《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的出台，是十分有益的事情。”

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译文出版社总编辑史领空认为，打响了品牌也就提高了社会效益，对经济效益也有帮助，因为品牌有溢出效应。他表示，“提高社会效益，首先要强化编辑的合规意识，所有的工作内容必须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和管理要求；其次要尊重客观规律，对于企业来说最重要的是品牌，品牌是企业长久发展的根本，打响了品牌也就提高了社会效益；再次要在管理上制定具体措施，对编辑的考核要符合规律，不能一方面要求他们提升编校质量，一方面又不断加重经济压力，这肯定是矛盾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多年来一直将每名编辑的年看稿量控制在70万字左右，史领空认为适当控制编辑发稿量对提高编校质量是有好处的。（内容详见本期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