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视同期书如何突出文化性?
摘要:
![](\CBBR\Resources\XMLData\\2019-11-05\09\p1.jpg)
■柯 湘(商务印书馆)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伴随着熟悉温暖的歌声,拉开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的序幕。电影首映式放映厅中央舞台上摆放的《我和我的祖国》的大型书模,吸引了很多观众的目光。
今年6月底,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告诉我,华夏电影发行公司要出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同期书。我马上与制片方联系,得知黄建新导演是这部影片的总制片人,出书就是他的建议。幸运的是,早在2011年黄导执导电影《建党伟业》时,我就与他合作出版了《建党伟业》同期书。于是,我把近几年责编的获奖影视同期书《台北故宫》《国家相册》《建党伟业》等资料寄给制片方,表达自己对这个选题的理解以及编辑理念。经过沟通双方很快取得了共识,签订了出版合同。
有别于其他宏大叙事的主旋律影片,《我和我的祖国》通过小人物见证大时代,这种以小见大的叙事方式和表达理念,必然更能打动观众,也必然会成就不一样的主题图书。
尽管我充满信心,但如期完成任务仍需要打一场场硬仗。首先,时间非常紧迫。影片9月中旬就要首映,书也要同步出版。两个月出书,出版周期大大缩短,需要编辑部、出版部、发行部以及总编室等多个部门联动、协作才有可能做到。其次,书稿的内容没有确定下来。制片方提供的是剧组拍摄影片时使用的工作脚本,这种文本采用视听语言,有着明显的影像化特征,缺乏文学色彩,并不适合读者书面阅读。如果出书还需要进行文学改编,这也是一项繁重的工作。
不管怎样,对于一本书来说,其内在价值和品质始终是第一位的,不能因为生产周期短、困难多就降低标准。针对上述情况,编辑出版工作围绕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一是立足电影剧本,突出图书文化性。如何在图书中体现电影《我和我的祖国》剧本好、导演好、演员好?电影同期书来源于电影,又不同于电影。影视作品能够给人直观的印象,而饱满多元的故事情节和无限广阔的想象空间是图书的显著优势。我们与制片方沟通,请七个电影单元的编剧对拍摄脚本进行文学改编,赋予其更多的语言魅力和文化底蕴,使图书内容和电影内容做到各有特色,以适应广大读者的书面阅读习惯。同时,我们还请七位导演将他们在电影创作过程中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记录下来,作为导演手记分别补充在每个单元的剧本之后。这些内心深处的思考、台前幕后的故事,观众在电影里是看不到的。导演们全身心投入创作时的那份真挚和热诚、那分执着和坚守,流淌在字里行间,为图书增添了深层的文化内涵。为了增加图书的品质感和纪念价值,满足影迷的需求,我们还收入了大量精美剧照和拍摄花絮照片,使图书增色不少。经过以上处理,图书的文化性突出了,品质提升了。书中收录的七个电影单元的剧本、导演手记、剧照和拍摄花絮照片,全景式再现了该片拍摄过程中主创团队的心路历程。
二是精心设计,细致加工。书稿内容确定后,我马上与美编陈萌投入到其装帧设计中。电影同期书是电影和图书的结晶,在装帧设计上应该紧扣电影,突出与电影的关系。经过反复探讨,几易其稿,最终我们选择以主海报为基础的设计方案:书名烫金,突出主题;书脊采用裸脊锁线,易于平摊,美观大方;封面、封底创新性地由七个故事串联起来的七张单元海报折叠而成,展开便是从“前夜”“相遇”“夺冠”“回归”“北京你好”“白昼流星”到“护航”的连续故事切面,与全书情绪饱满、感人至深的叙事浑然一体、一气呵成。时间紧,任务重,为了保证质量,打造精品,具有丰富经验的质检老师朱丹共同责编这本书。除了增加编辑通读次数,也增加了校次,复审由总编室主任叶军亲自把关。
三是编印发联动,保证按期出版。电影的宣传往往规模大、明星多、话题多,电影同期书应该紧密结合电影,使图书的推广得益于电影的宣传效应,实现资源共享。早在项目伊始,我就根据上市日期倒推制定工作进度表,确定排版、发稿、付型的时间。出版过程中与总编室、出版部和营销中心保持密切沟通,及时通报项目进度。因此,图书设计方案确定后,出版部就提前通知印厂准备纸张、安排生产,以保证按期上市。营销中心也高度重视,密切关注电影动向,结合电影以多种方式向读者推广图书。9月18日,第一批图书印出来。当晚,《我和我的祖国》举行电影首映盛典,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第二天,仅商务印书馆网上官方旗舰店就销售了1000多册图书。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于9月30日正式上映,很快成为热点,票房节节攀升,截至10月24日已经达到27.8亿元。图书《我和我的祖国》也在短短一个月内加印3次、发行了4万册,同时被中国出版集团评为“中版好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