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全国两会特派记者 田红媛 王少波 陈 莹

新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提质增效

■阎晓宏（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版权协会理事长）

新时代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提质增效。当前我国多数产品处于过剩状况，这种现象也表现在文化领域。怎样让人民群众用最低的价格获得高质量的精神文化产品，是新时代新闻出版业应该思考的问题。

1978年改革开放初期，我国出版图书1.5万种、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10万种、总印数63.38亿册。1994年，原新闻出版署提出“由规模数量型向质量效益型转变”的发展战略，具有前瞻性，但事实上并没有做到。现在我国图书出版品种已经突破了50万种，总印数92.44亿册，主要存在的问题就是品种增长过快，平均印数持续下降。除了个别学术性强、读者面小的出版物外，只要是大众读物，只有高质量才能有大印数，才能取得较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就是我要讲的高质量的核心问题，即减少品种，提高质量。

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比如：中国出版集团这些年力行的高质量发展理念，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上海是现代出版物的发祥地也是现在的出版重镇，多年来上海出版在控制品种上做得很好，也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是尤其值得思考的。

控制品种要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一方面，社会大众中有些人不解，其实控制品种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质量，如果文化产品质量好、价格低，这就符合提质增效的时代要求，于广大读者而言也是有利的，符合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另一方面，控制品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现行的管理制度紧密相关。出版社实行审批制度，是我国现阶段的一种制度选择。如果出版社是审批的，书号却不受控制，不符合逻辑也会出现寻租。

从大的范畴来讲，不只是图书，包括影视、网络文学、游戏、动漫、音乐、戏剧等，在新时代都存在提质增效的问题，因此党中央提出“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极具战略性，我们必须深刻理解，切实落实到实践之中。

高质量发展要先做好基础性工作

■潘凯雄（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成员、副总裁）

谈出版业的高质量发展，首先要清楚它的基本标准是什么？可以肯定的是，它绝对不仅仅只是数量的增长而是内容的高质量。近年来，出版业在这方面已经有所调整，但从目前来看还有加大力度的空间。

术业有专攻本来就是一条铁律，出版业也不能例外。无论是什么类型、哪种专业的出版，首先需要有一批政治强、专业精的领军人物为保障，同时还要有一批从作者到编辑到设计到营销的专业性人才去具体实施，离开这些最基础的条件谈所谓高质量发展，基本就会沦为一句空话。

我认真研究分析了国家权威部门发布的有关出版产业的年度统计报告。应该说，一方面信息量大、内容很丰富，但另一方面，可以改进和商榷的地方也不少，特别是一些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不尽统一，口径也不一致，而依据不同口径进行比较所得出的结论必然值得商榷。对此，相关部门还应该去做更细致的研究，做好这一基础性工作，谈如何实现高质量发展才能言之有物、持之有据。

比如，近年来业内一直在强调压品种，现在每年出版物品种50余万种，但其实仅凭50余万种这单一数据根本就无从判断出版业的质量到底如何，关键还要看它的内部结构怎样？其中有多少是根本进入不了市场流通的？有多少是重复出版的？又有多少是为应试教育而出版的试卷与习题之类？而这些都需要进行更进一步、更细化的统计与分析。

比较分析一下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的《2017年出版产业分析报告》和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2017~2018中国数字产业年度报告》也很有意思：2017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119.2亿元，较2016年同比增幅为4.5%，但这18119.2亿元的营收中并不包含数字出版。其中，图书出版收入为879.6亿元，占比4.85%；印刷复制13156.49亿元，占比72.61%，而在印刷复制中，出版物印刷又仅占12.7%。可见，如果从内容产业角度来统计，纯出版业的营收就明显要小得多。而2017年我国数字出版产业整体收入规模为7071.9亿元，同比增幅为23.6%。这7071.93亿元中，所占比例由高到低依次排序为互联网广告、移动出版（移动阅读、移动音乐、移动游戏等）、在线教育、网络游戏、网络动漫、在线音乐、博客类应用、电子书、互联网期刊、数字报纸（不含手机报）。

通过对以上数据的罗列、比较和分析，不难形成这样几个印象：第一，国家一再强调传统出版与新兴出版（主要表现为数字出版）的融合发展，但在其发布的产业报告中却并不包含数字出版（虽然发布者对此做了相关说明，但报告的不完整是客观存在的）；第二，如果说新闻出版是内容产业，那么现在这个产业报告所统计的年营收中占比高达72.61%的却来自印刷复制，即使去除出版物印刷所占的12.7%，那也有高达60%的营收与内容无任何关系；第三，数字出版虽也称之为出版，但与传统出版两相比较，真正属于同类者少之又少，两者间基本不具备可比性；第四，现在归入数字出版产业中的互联网广告、移动游戏、在线教育、网络游戏、网络动漫和博客类应用等到底是否应该归属于出版？如果是，无疑意味着出版这一概念的外延在扩张、在发生变化；第五，由于以上统计口径的不同，由此得出的某些结论特别是一些不同口径比较既不科学确切，也容易形成舆论的误导，导致对形势的误判和某些指导方针的错位。

因此，针对以上状况，有关部门应对出版产业的基本内涵和外延作出明确限定，对其内部结构的构成重新进行科学和实事求是的统一规范；再依据新的规范进行统计与发布；相关比较也理应在同口径下进行。

推动媒体深度融合 做实做深公共文化服务

■郭媛媛（全国政协委员、首都经济贸易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副院长）

文化高质量发展要经过一个漫长的过程。一是要蓄，文化发展需要长时间的积累；二是要育，即社会需要对文化进行养成和培育；三是要建，要在文化创新中，为文化持续添加新的内涵、新的精神特质，以及新的内容、形式等。

当前随着网络等新媒体平台的不断涌现，确实造成了纸质媒介的传统出版业在传播接受方面受影响，无论是形式上还是阅读感知方面，相当一部分受众倾向于接受电子媒介，因为方便、快捷、即时。在这种情况下，新闻出版行业应该如何去做？

我个人认为：一是要基于自身资源做细分；二是要找准特色，分析自身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的特色资源，无论是图书、杂志还是广播，哪种资源是你最有特色、最能发挥作用的地方；三是要进行平台联动，其实现在媒体内部已经开始进行了包括内容、产品渠道等方面的综合开发，但在平台联动方面要大胆迈出去，加强和新媒体的结合，还要加强自身建设，充分运用好融媒体大发展的技术、文化环境；四是媒介自身发展要畅通渠道，包括和受众建立更加亲密的联系，要把握受众真正喜欢的形式和接受方式，要密切地捕捉到受众的趣味，在不违反原则的情况下贴近。

有关公共图书馆问题，我主要从中美两国公共文化建设方面的不同进行对比。我国人口数量巨大、各种资源相对匮乏。在文化发展尚处于补历史和阶段性发展欠债的时候，我们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如何最大可能满足富裕起来的中国国民的文化需求？这是需要探讨的问题。

美国图书馆建设经验我们可以部分借鉴：一是加强图书馆环境的建设，以环境的最大优化、美化等吸引读者；二是在功能方面，以市民的需要为自己的服务内容；三是服务体系完备、服务人员素质较专业而且到位。未来我国公共文化图书馆如果能继续扩容内容，能在提供更加便捷的服务，更能符合包括从孩子到老人各个层次年龄段读者的需要方面，做好自己的建设，我相信这能让更多大众走进图书馆。

今年我提交的提案，就提出公共图书馆应该在国民素质提升中提供更多的社会教育功能，这种社会教育功能一要更高瞻一些，图书馆和博物馆不一样，博物馆是实物或历史等的展示，图书馆由于信息的集聚功能，可以具有超前引领的作用，所以站位应该更高远，以为读者开阔视野、提高认识服务；二是公共图书馆应该开拓新领域，提供更多新知识、新思维，因为拥有学者、作者等资源，图书馆可以对此进行整合、利用，通过一些文化活动的策划，为读者的新思维养成提供支持；三是公共图书馆在社会教育方面应该具有大局意识，通过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如专题讲座、培训等，要让读者感知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进而保持和国家、民族、社会发展的同频共振。

牢牢聚焦主题，推动高质量发展

■谭 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以高质量文化供给增强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王沪宁同志要求，要深化新闻出版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革也要出活力，出创造力。黄坤明同志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词，文化改革发展必须聚焦这个主题。这是我们在新时代实现新的发展的根本指针。

高质量发展是中国、中国出版业和中版集团的时代主题。中央判断，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个大变局的核心是中国规律性的、不可阻挡的全面崛起。中国崛起的本质是强起来，强起来的时代特征是高质量。

在这波高质量的社会大潮中，出版大国走向出版强国则成为中国出版业的必然。看世界，第一大趋势是专业化，第二大趋势是数字化、数据化，第三大趋势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精神。中国实践、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成功，必将产生中国的故事、中国的经验、中国的理论、中国的学术。中国的文化、审美和价值，也必然在上百年的“西学东渐”之后“东风西行”。这三个趋势昭示出了中国出版高质量的方向，也点明了中国出版高质量的必然性。如果我们跨过了高质量一关，中国就可跨过中等收入的陷阱，成就中国梦；中国出版业就可扛起“出版强国”的大旗，成就出版梦；中国出版集团就可真正成为国际著名出版集团，成就中版梦。

高质量发展的着力点是结构、机制和指标。出版高质量第一位的是政治、思想和文化导向。倡导主流价值、传播时代新知、引领社会潮流，是出版高质量的灵魂。结构、机制、指标则是出版高质量的三个着力点。

结构是根本。产品结构的高质量，是既要知识性、趣味性、小众化，更要时代性、话题性、大众化；既要挣钱少甚至不挣钱的好选题，更要大量内容好、市场好的新选题；投资结构的高质量，是既要加强日常产品投资，更要加大对新品新作、版权资源的投资；既要在生产营销上投入，更要加大对人力资源的投资。人才结构的高质量，主要体现为班子结构、骨干队伍结构，着眼于培养政治坚定、业务精湛、堪当大任的时代新人。

机制是核心。领导决策机制的创新，重在实现党的领导和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机结合。分配激励机制的创新，重在实现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风险管控机制的创新，重在实现党建纪检和内控管理的有机结合。

指标是关键。高质量指标体系，从根本上讲是两个效益的结合，既体现为畅销书、常销书、获奖书、万册以上图书的占比，也体现为利润率、净资产收益率、劳动生产率和利润值、增加值。

高质量发展需要把握好速度、规模和效益。高质量发展需要合理速度。没有速度就没有质量，速度本身也是质量。做出版是长跑，既有弯道超越，又有直道变速。合理增速既是质量改善的前提，也是质量改善后实现未来持续平稳增长的重要目的。根据中央精神，经过专门测算，我们提出明年的增速为6%~8%的区间，但6%是底线。

高质量发展需要有效规模。在无规模时，规模也是质量。当有了规模，质量又成了新的规模。压缩品种，看似量的减少，但却是好书发行量、销售量的扩大。我们不仅要逐渐压缩无效的营业规模，更要追求高质量的有效规模。这是我们出版人看自己的底气，也是观未来大势应有的眼光。

高质量需要两个效益统一。追求高质量发展既不是走传统事业单位的老路，也不是走经济利益至上的邪路，而是正确处理出版的政治文化属性与市场价值属性，更好地以企业的方式做文化、以商业的方式做传播、以市场的方式配资源、以产业的方式增强文化影响力，从而更好地文以载道、商以传道、创新弘道。

高质量发展要注重文化传承与传播

■孙宝林（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印刷博物馆馆长）

高质量发展是当今的时代主题。纵观我国出版印刷业发展，自从书号放开以来，尤其是出版业转企改制以后，出版社抓数量、要码洋，追求利润、提升经济效益的倾向比较明显。坚持两个效益统一、社会效益优先，一直是出版业坚持的重要原则。实际上，降品种、提质量带来的可能是利润的不降反升，以质量倒逼数量，通过压品种来提高出版质量，这是一个良性循环，也是近年来行业的变化之一。

一方面，出版传媒业应该思考的问题是，时代经典如何能在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后还得以保存和传播。这就要求高质量不仅体现在出版内容上，还要体现在印刷装订材料上。事实上，现代出版的材料、油墨、装订方式等都是从西方传来的，所用的纸张都属于机械制造纸，保存时间只有200年左右。但中国四大发明里的造纸术和印刷术世界领先，古法造纸有“纸寿千年”的说法，原因在于这种纸是碱性的，利用的是植物的自然纤维。高质量出版产品的留世、流传，必须要从前端入手，经典文化只有用古法、古纸才能传承下去。我想这也正是中国文化自信的一大体现。

与此相关，今年我的提案重点关注了激光打印字迹字体的耐久问题。现在的激光打印机器都是油墨附着在纸张表面，七八年后字迹就会出现粘连等问题，这对于需要存档的重要文件来说是致命的。国家档案局和工信部有必要针对党政机关重要档案、财务票据等重要文件，研发相应的打印机和油墨，出台相关标准和规定。

另一方面，高质量发展与党和国家大局、出版传媒产业转型息息相关，但“发展到底是为了什么”这一问题值得深入思考和探讨。发展只是手段，是工具，但不是目的，不能只是为了发展而发展。发展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为了文化和文明的传承。目前印刷行业市场化程度已经相对较高，客户订单就是导向标，如何印制得更加精美、高效，如何利用大数据，这些都是印刷业普遍关注的问题。随着网络传播的发展，纸媒印刷可能有所减少，但印刷业不仅仅是图书期刊印刷，与出版的交集仅仅在印刷出版，但出版和印刷各自本身都有着更大的外延，也有着更大的发展空间。

党的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后，国家层面对此也越来越重视，为出版印刷业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动力。经历过近些年的自我革新，出版业已经逐渐尝到了高质量发展的甜头。3000年的中国出版史、1400年的印刷史所形成的出版印刷文化就是当前增强文化自信的重要支撑。假想如果没有中国印刷术的发明，欧洲的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等都有可能被推迟。印刷术的发明对当时文化跨区域传播的作用，不亚于当今互联网对知识信息传播的改变。回到今天，如何在国际话语体系中讲好中国出版印刷故事也意义非凡。中国印刷博物馆目前正在筹建世界印刷文化研究中心，今后在开展研学活动、举办国际会议、创办国际期刊等方面将会持续发力，加强出版印刷文化交流，推动中国印刷文化在世界范围内更高质量地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