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出版传媒商报两会记者 王少波 王双双 田红媛

5月29日，新华社受权播发《政府工作报告》，“全民阅读”作为一项基本民生工程，第7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充分彰显了国家对书香社会、阅读推广的高度重视。两会胜利闭幕，代表委员们关于行业发展的思考和实践进入“场外时间”。决战决胜年，出版传媒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要抓住几个“牛鼻子”——全民阅读、文化扶贫扶智扶志、社会效益考核、抢抓在线教育升级商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等须持续发力，精准施策。

做好做实文化扶贫扶智工作

■谭 跃（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出版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党组书记）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扶贫必扶智扶志。出版是传播文化、提升民智的主要阵地，中国出版集团所属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企业，在历史上都为开启扶助民智、振奋民族精神做出过重要贡献，也一直以此作为企业的重要使命之一。如今，在我国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实践中，出版一定能够发挥更为长远、更加深刻的独特作用，是阻断贫困代际传播、丰裕人民精神世界的关键之一。

中版集团在定点扶贫青海省泽库县的过程中，除了完成各项扶贫硬指标之外，还结合集团的优势和特点，突出文化特色，讲好脱贫攻坚故事，为脱贫攻坚提供知识支撑。集团所属研究出版社等出版企业先后策划推出“中国扶贫书系”100种图书，2019年出版40多种，对中国扶贫经验予以理论概括和案例分析。《人类减贫史上的中国奇迹》向印度、黎巴嫩、阿尔及利亚、埃及、沙特等国输出英语、印地语、阿拉伯语版权。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举办“讲述中国扶贫故事——中国出版在行动”发布会，向国外出版人集中展示了中国扶贫图书和特色产品，宣传介绍中国扶贫理论成果。集团下属中国出版传媒商报社联合全国百家出版单位发布首个“扶贫主题书单”，精选优秀理论、文艺、通俗、科普出版物160余种。

中版集团还深入契合贫困地区文化需求，做好扶智扶志的基础工程。一是推广销售特色文化产品。在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首次开辟扶贫特色产品专区，展示泽库县特色文化产品，如和日石刻、唐卡等，扶持当地文化产业的发展。书展后，这些文化产品继续在集团所属“中华老字号”荣宝斋位于北京琉璃厂西街的馆店展销。二是积极发掘塑造当地文化形象，振奋人民精神。组织专业队伍拍摄《高天圣境·生态泽库》品牌推广电视片，邀请著名音乐人赵易山为《亲亲泽库》谱曲并请专业歌手演唱录制，用文化凝聚人心。三是通过高质量教育培训，厚植文化根基。针对泽库县师资力量薄弱问题，在教师培养的最高学府北京师范大学举办培训班，培训泽库县优秀中小学教师31名，以扶智促扶贫，为阻断贫困代际传播做出贡献。

社会效益考核积极引导出版业发展

■别必亮（全国人大代表、民进重庆市委会副主委、重庆出版集团副总编辑）

《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坚持定性评价和定量考核结合，将内容质量、编校印制质量、重点项目打造、奖项荣誉、出版单位产品结构优化和专业特色打造、内部制度建设和执行、人才队伍建设等方面纳入社会效益考核。这是各出版社的重要遵循，给出版业发展以积极的引导。

一是促进出版单位出版管理的创新。《办法》突出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的评价考核，明确要求社会效益指标权重在绩效考核中占50%以上，为出版企业“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这一要求提供了可量化、刚性的规范及切实可行的细则、评价体系与方法。出版企业对社会效益考核变得更具操作性，这有利于出版社更好完善管理机制、优化考核机制、调整产品结构，实现从数量规模到质量品质的发展理念与路径转变。

二是负面清单式的规定为出版企业划出社会效益红线。《办法》把出版质量作为出版企业的生命线，对出现严重政治导向错误、社会影响恶劣的行为“一票否决”，社会效益年度考核为不合格；连续两年社会效益考核不合格的，要进行整改等等。这些都有利于图书出版单位守正创新，切实提升图书内容质量，真正做到双效统一。

三是促使出版社积极策划主题出版项目，扩大主流舆论声音。在《办法》所附的“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指标和评分标准”表格中，对入选各类国家级出版规划、重点工程、国家资助项目并实现出版的情况和获奖情况给予了倾斜，使得参与评奖、壮大主流声音成为出版单位的自觉行动。

四是把出版物对推动科技进步、行业发展产生的影响纳入考核，对融合发展起到激励作用。《办法》在“社会评价”指标中对融合出版产品开了绿灯，这既是对走融合出版道路的传统出版单位的鼓励，也反映出《办法》对融合出版方向的示范引领。

建议在实操阶段，根据操作执行中的新情况加以逐步调整完善，比如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设置、分值的设定、考核内容、评分标准等方面，可考虑做出适应环境、适应时代、适应新业态的必要调整。

社会效益考核增强出版人定力

■韩敬群（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出版单位在“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双效统一”方面做得还不够，出版物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因此，相关主管部门在做了大量调查研究的基础上，于2019年3月出台了《图书出版单位社会效益评价考核试行办法》，设定了相对全面、具体的综合评价体系，对整个出版工作具有极强的指导性。

考核办法印发后，各出版单位都根据自身的生产计划做出相应的改变和调整。如考核办法中强调“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出版导向、价值取向，聚焦内容生产，鼓励多出精品，提高出版质量”，鼓励原创，尤其是本土原创，控制引进书、公版书数量等等，实际上就像是“看不见的手”在积极调控，促使出版社在实际工作中时刻注意。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一直以原创文学出版为主，但考虑到原来的产品结构比较单一，现在也在适度扩大产品门类和出版规模。实际上我们不太做引进版图书和公版书，如果以后要做，就会考虑控制在考核要求的合理范围内。考核办法中的评价标准设计得非常细致，各个出版集团也分别制定了高要求的配套标准。北京出版集团对出版社的考评进一步细化某一项超标会扣多少分或加多少分，如获奖书加分不封顶。2019年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有2种书获第15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图书奖，1种书获第10届茅盾文学奖，1种书获第7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业界三大奖均有斩获。其中徐则臣的《北上》、阿来的《云中记》还分别入选2018、2019年度“中国好书”。按照上述加分不封顶的细化标准，这几项大奖可以重复加分，这对出版工作者无疑是一种鼓舞和激励。

评价标准订得越细化，就越能减少出版人的盲目性，心里就越有定力，明确知道工作中该做什么、怎么做。这已经不只是考核分数的问题，而是出版方向的问题。考核办法的印发让上上下下更加认识到：大家的方向是一致的，那就是“出好书”。

虽然前期做了大量调研，但各出版单位实际情况有所不同，进入实操阶段，发现问题后还需要再调试完善。

加强社区美育建设

■许 江（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美协副主席、中国美院院长）

社区美育作为打通社会美育的“最后一公里”，应当得到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结合当前疫情带来的社交方式的变化，提议以线下和线上两种方式来推动社会美育的发展。线下方面：一是健全成熟的社区文化馆系统，在城乡社区建立社区美育多媒体创新传播节点，提供日常的基本设施和学习班系统；二是建立基础性的艺术项目工具体系，便于初学入门，长学推进；三是打造高质量的人才梯队，在乡土意识基础上，着重培育社区的特色项目，建立专兼型的辅导员队伍。线上方面：一是创新多元的线上社会美育课程体系，提供多样化线上辅导；二是举办丰富的线上艺术文化活动，如线上音乐会、展览等，建立国家级文化精品数字化建设资源库。

将中国连环画列入小学图书馆采购目录

■林 阳（全国政协委员、民进开明画院院长）

2018年5月，教育部颁布《中小学图书馆 （室）规程》 ，提出小学图书馆应以《中小学图书馆（室）藏书分类比例表》为基础合理配备图书，购置小学生真正需要的好书；除了基本的阅览、外借外，图书馆要为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提供有效的文献信息支撑，创新各类资源的使用方式，促进图书馆馆藏资源与教育教学的融合。连环画内容大多取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现实生活，图文并茂、通俗易懂、寓教于乐的特点，能给读者带来更加形象、直观的阅读和学习体验，是极适合小学生阅读的优质读物。连环画可读、可赏、可画、可演，很多内容可以与道德与法治、语文、美术、英语、音乐、科学等课程内容相结合。连环画可以充实课堂教学、促进图书馆馆藏资源与课堂教学的有机结合，是图书馆策划实施主题教育活动的现成资源。因此，建议将中国连环画列入小学图书馆采购目录。

疫情大考后在线教育何去何从

■朱永新（全国政协常委兼副秘书长、民进中央副主席）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全世界进行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规模互联网教育实验，线上教育也经历了一次真正的“大考”。无论是硬件建设、资源整合、质量评价、队伍素养，教育都明显落后于已有技术和时代要求。

疫情大考后在线教育发展方向问题值得大家关注。建议把疫情期间行之有效的措施完善、巩固下来，成为后疫情时期的常态举措，促使我国教育信息化应用水平迈上新台阶。同时，丰富教育服务的供给模式，按照终身教育发展的需要、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需要，推进人人可学、时时可学、处处可学的教育服务网络。

尽快建设真正意义上的国家网络教育资源平台（线上学习中心），平台应该汇集全国甚至全世界最优秀的课程资源，由国家统一采购，免费为所有的学习者提供，并优化课程分类，加强选课指导，建立课程评价体系、持续动态更新。进一步规划好在“课堂与在线融合”的教学场景下，国家—省级—区域不同层级的云平台的基础设施建设，引入具备实力的科技企业，联合推进国家云平台的建设，创新国家及各级教育云平台、资源管理平台等服务平台的运营模式，合理引入市场化运作的机制，加快互联网+教育平台的建设。

要构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终身学习体系，就应考虑和照顾到贫困家庭等弱势群体的需要，跨越数字鸿沟，保障教育公平。建议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对进行网络课程学习的贫困学生提供网络流量补贴，并逐步扩大到所有中小学生；此外，可通过对公益类学习资源的甄别，选出一批质量高、效益好、使用广泛、公益性突出的学习资源类网站和APP，再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向三大运营商支付定额的流量费用，购买流量定向服务。所有学习者在浏览、使用这些公益性学习资源时实行定向免流。

建议制定出台全国在线教育规范，构建在线教育标准体系，对在线教育机构和平台进行分级、分类管理；设置准入和退出机制，对技术、安全不过关的机构、平台进行清理，维护良好的行业秩序；建立全国在线教育协同管理平台，对在线教育机构进行全网管理、监测，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回归内容本体 强化功能服务

■张自成（全国政协委员、文物出版社社长）

部分出版机构在疫情期间先后向社会免费推出了与疫情防控有关的电子书、数据库和一些其他产品，但线上产品数量不足、营收能力不足的短板也暴露无遗。后疫情时期，出版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方向与产品模式确实需要重新思考，需要在更广的范围内去看数字转型。

出版社的数字内容服务是相对窄的，在原有的内容数字化服务的基础上，我们的“功能服务”非常欠缺。不是说内容不重要，而是说内容是基础，在内容基础之上要有更好的功能服务，甚至可以说免费的功能服务可以带动付费的产品。在这点上传统出版单位要向“腾讯会议”和“阿里钉钉”学习，这次疫情期间，整个数字产业链中他们的表现是最优秀的，这不是产品体量大小的问题，而是观念的问题。

据我理解，目前出版界数字化转型转模式大概有这4种：一是为图书出版服务的转型，二是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的转型，三是适应阅读习惯的技术转型，四是管理模式的转型。

数字化转型初期，数字转型是工具化的转型，数字为传统图书编辑出版服务的声音很大，无论技术开发单位还是传统的编辑这种思路占绝大多数。即便到目前，这种以图书为核心的数字化转型模式依然占出版社数字化转型的大多数，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纸电同步”模式。但很遗憾，采取这种转型模式的出版社，有的取得了一定成效，有的徘徊不前，有的失去了方向。

下一步向何处去？我觉得应该跨越内容载体，回归知识本体、推演知识的源头，深度理解知识服务，打破传统图书的框架，将内容进行解构，再把拆分解构后的数据作为基本生产要素，设计制作适应数字化需求的“表达形式”；要在内容服务的基础上强化功能，形成内容提供与功能服务并重的数字产品体系；要通过数据的解构与重构，不断地优化流程，调整数据处理、内容制作和产品呈现之间的权重；要通过创新“知识表达”，体现内容之间关联关系与脉络层级，并以此为基础，消化理解知识图谱与数据发掘技术，从而满足不同用户的多样化的需求，这是我们应该不断探索和努力的方向。

利用人工智能推动智慧教育发展

■刘庆峰（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教育领域的师生减负问题，但在素质教育的今天，中学生课业负担过重问题依然存在。根据科大讯飞承担的国家发改委大数据专项“基础教育大数据研发与应用示范工程”，通过35亿次答题记录数据分析发现，学生作业中超60%的题目为无效重复练习。

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有效缓解了这个难题。人工智能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不仅能够实现师生减负，还有助于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真正实现因材施教。

如，智能批改技术目前在四六级阅卷、中高考作文等主观题批改与质检等取得良好应用效果，应用在教师日常作业批改中，时间可减少50%~70%，使教师从繁重、机械、重复性作业批改中解脱出来成为可能，将更多的精力放在教学研究上，关注学生的个性成长。通过手写识别技术结合自动批改、知识图谱等技术，可以在不改变学生纸质书写习惯的同时，记录学生学习数据、并以此精准分析每个学生的薄弱项进行个性化作业布置，从而把学生的无效重复作业时间减少50%以上，实现学生减负。基于此，我建议：

第一，在推进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过程中，积极运用人工智能技术，推动师生减负增效，树立全国样板。在国家智慧教育示范区建设中推广人工智能技术应用，并将技术促进减负增效和因材施教作为示范区验收的关键内容和核心指标；在成效显著的区域，及时组织全国观摩会和现场会，使得人工智能的教学应用成果能够更快速度、更高效率、更广范围地造福广大师生。

第二，鼓励学校和社会应用新技术手段实施因材施教，推动教育进步，在设备的使用管理和运营服务上设立多种机制。在保障基础性普惠教育的同时，在政策上允许家长通过自愿付费的方式获得个性化教学内容和服务。

第三，加大教育领域的新基建投资，将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均衡发展、师生减负和因材施教列入新型基础设施建设重大专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