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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谈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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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20/10/27 作者:董 琦


■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记者 董 琦/整理

时值广西师范大学建校88周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34周年,10月17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及其旗下品牌世界·观联合水印长廊等机构在广西桂林举办了“秀峰文学论坛”系列文学活动,通过八场主题演讲、两场文学对谈、一场研讨会和一场音乐朗诵会,以多层次、多样化的形式,共同探讨文学创作、研究、出版和传播的新可能,推动文学与音乐、山水与人文跨界融合的新发展,为广大读者带来了丰富多样的文化盛宴。

“秀峰文学论坛”拉开了系列文学活动的序幕。人民艺术家、原文化部部长、作家王蒙视频连线,中国作协副主席、评论家、作家李敬泽,中国出版协会常务副理事长邬书林,韬奋基金会理事长聂震宁,以及韩少功、舒婷、徐坤、李洱、王跃文、邵丽、张燕玲、郜元宝、谢有顺、东西、周晓枫、计文君、朱文颖、弋舟、笛安、孙频、陈楸帆等近40位作家、文学评论家、学者出席活动。广西师范大学校长贺祖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黄轩庄分别致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总裁姜革文、总编辑汤文辉主持论坛。

在由中国现代文学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南方文坛》杂志联合主办的“王蒙与文学中国——王蒙作品研讨会暨第11届‘今日批评家’论坛”上,近40位作家、文学评论家、学者围绕“王蒙与文学中国”这一主题进行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讨,对王蒙作品的语言风格、文学价值、文化属性等方面展开了深入且具有建设性、总结性的对话交流。

黄轩庄表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进一步加强文艺板块的创新、融合发展,为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样化的精神文化产品,更好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

王蒙以视频形式参与了论坛,并作了题为“语言的艺术世界”的演讲。韩少功谈“文学的变与不变”,聂震宁提出“阅读力决定文学力”的观点。本报精选部分发言以飨读者。

语言的艺术世界

■王 蒙(人民艺术家、原文化部部长、作家)

近年,尤其是近十年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对于文学有一种悲观的看法。现在多媒体和新媒体非常方便,远远比拿一本厚书看着更生动、更活泼,所以有人说文学会衰落,甚至于小说会灭亡。广西做过调查,说大家最吐槽的、最看不下去的是《红楼梦》,中国四大名著是不受欢迎的,西方的大部头名著也是不受欢迎的。受欢迎的是戏剧性、表演性的、有活力的男男女女出现的艺术作品。在我十七八岁的时候,那时候遇到放假,看小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可是现在读者看电视、用电脑、看手机的时间可能远远超出了看小说的时间。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语言是文学的符号,语言也是人类思维的符号。人类的一切思维包括理性思维、认识思维、形象思维、情绪思维、想象思维和抽象思维、信仰膜拜终极思维都离不开语言,正是发达的语言才有了发达的思维。我们要看到文学是思维的艺术,正是热爱文学的人才有发达的思维。热爱文学的结果并不是让你只热爱文学,文学是思维的桥梁、路径,热爱文学的结果是让你关心社会、热爱生活、热爱科学、热爱历史,追求真理,也热爱世界上存在的一切东西、一切变化。思维的艺术是非常宝贵的,它虽然不那么直观,但是你阅读的文学书,空前地激活了你的思维能力与思维品质。

文学实际上正在满足着生命的需求、满足着人生的需要、弥补着人生的某些缺憾。人活着就要体验一切、观察着一切,既享受着一切,也接受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可是人生最大的遗憾是一切都是停留不住的。个体的生命会结束,人在经历生活的时候,生活也正在逝去。就像孔子说的,“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文学变成了生命的一个遗存、变成人生的一个痕迹、变成对时光的一个挽留、变成对你所经历的一切的纪念。虽然人的寿命有限,但是纪念永存。青春万岁,这是文学说法,这是文学作品;如果从生理学上说,青春没法万岁,青春也许就是前前后后十几年。你写下来,比如说《红楼梦》里写的那一批人物,他们永远年轻。我写《青春万岁》的时候只有19岁,正因为我痛感到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青春它也会过去,所以我要把它写下来。

文学不仅纪念着生活,在某种意义上,它也在创造着理想、创造着生活。许多美丽的东西离不开文学创造。比如武汉的黄鹤楼。黄鹤楼很早就毁坏了、倒塌了、没有了,现在的黄鹤楼不在遗址,也不是原来的黄鹤楼,但是它仍然那么吸引人。正是因为有崔颢的诗、有李白的诗,有那么多美丽的词句提到“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尤其是“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它把江南大地的美丽,盛唐时期兴旺的情景、美丽的河山写得这么好,至今动人不已,所以现在黄鹤楼仍然有强大的吸引力,吸引着许多的游客。

我有时候还想一个词,一个词它创造着一个新的世界,一个词它创造着一个新的精神感受。比如说最普通的一个词——爱情,中国古代不怎么用这个词,那时候用“情”,但是不说“爱情”。有时候也说“恩爱”,“恩爱”多了另一种需要报答的道德义务含义。少了爱情的单纯与审美意味。但是有了爱情这个词以后,情况有了许多变化。人们对男女之情的认识美化了、提高了,完全不一样了。爱情创造了许多美好的情感,创造了很多对于幸福的憧憬和向往。

有些东西,用感官,用眼睛、耳朵、鼻子、嘴、皮肤是接触不到的。很多词语:如永恒、真理、完美、道德、贡献、牺牲、深邃……很多强烈的、高端的、浓郁的语言,包括反面的即反高端、反热烈的词语,比如冷漠、麻木……都不是容易看到摸到的,这些都要借助于语言和文学的创造。正是在语言里,你经历了一个你现在的世界,也获得了一个你所希望知道而没有得到的世界。

文学是我们在创造一个灵魂的家园,艺术的世界也正是我们的精神家园。

语言本身是一个符号,但是语言又有自己的存在,因为语言是从声音开始的,声音里面有声母、韵母,节奏、乐感,有相近的声音、有相反的声音。中国的文字更加美丽,它既表音也表意,既有逻辑也有结构,既有形体的美丽也有形体的奇特,所以语言和文字也可以表现一个世界。譬如说李白有很多很有名的诗,但我最喜欢李白的两句诗根本没名,就因为它声音好,还有字用得好。李白有两句诗,“一叫一回肠一断,三春三月忆三巴”,一个“一”、一个“三”就成了两句最美好的诗。又譬如苏东坡的词里头有“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我一看感动得不得了。因为语言本身也成了一个小小的世界,能把声音、音节、吐字、字形都安排得非常美好,这也是一个极大的快乐。

语言的艺术世界增进我们的情商,也增进我们的智商。文学教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文学,文学还教给我们文学所关注的世界的各个方面、人生的各个方面。文学发展了我们的思维,文学发展了我们的智商,文学也发展了我们的情商。

文学是不会消亡的。不管什么时候,我们离不开文学,人生离不开文学,文学也离不开人民、离不开读者、离不开时代。

阅读力决定文学力

■聂震宁(韬奋基金会理事长、作家)

阅读是人类的主要生存方式之一。没有阅读就没有人类。在《阅读力》一书里面,我特别强调了阅读早于文字,在没有文字的时候,人类就有阅读,阅读表情,阅读天气,阅读庄稼等等。有了语言符号后,人就成了“符号的动物”,没有符号就没有社会关系的总和。阅读正是人之所以为人的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人对倡导全民阅读的意义不太理解。其实,只要我们的社会有了比较好的阅读能力,就会不断地开放和进步,更多人就能获得良好的学习能力和创新能力。孔子曾经有过学习与“六言六弊”的讲述,如果没有阅读能力,就会“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受人愚弄,行为放荡。一个人如此,一个社会又何尝不是如此!

作家的文学创作力首先是从阅读获得的。鲁迅先生曾经强调他的文学写作经验只是比别人多读了几本书。曹禺先生说他的戏剧创作经验,大意是要想学会写戏,只要多读世界和中国的名剧,把你最喜欢的几部名剧读懂读透,装在肚子里面,你就会写了。在我看来,如果想做一个作家,首先就要有阅读,从而与生活产生联想和感悟,有了倾诉和表达的欲望,就可能开始自己的写作。1953年王蒙先生开始写《青春万岁》,只有19岁,那时他已经是一名干部——北京市东城区团委干部,他就一直是通过阅读和实践成长起来的。

对于一个作家而言,阅读是最重要的。20世纪下半叶以来,很多作家对卡夫卡非常佩服。卡夫卡说他当年读了美国的亨利·詹姆斯的现代派小说,突然发现小说这座大厦原来有很多窗口可以进入。这就是阅读打开了窗口的方法。

文学出版首要的是编辑要有相当的文学阅读力。上午我们听了王蒙先生的视频讲座,还研讨了王蒙先生的文学创作。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当社长时,遇到了王蒙的《狂欢的季节》书稿。有部门负责人跟我说,有一位资深编辑似乎不看好,认为读者不会喜欢,好像有退稿的意思。我说那怎么行,拿来给我看看。我看后认为这是王蒙先生“季节系列”里面最好的一部,是我最喜欢的一部作品。作品中把极左时期社会的狂乱、人的狂躁和语言的狂欢搅和在一起,是一部别人无法重复的杰作。我认为文学评论界至今对它的认识和评价都还是不够的。至于编辑有什么具体的意见,可以与王蒙先生商量修改。从这部作品的顺利出版来看,本人的阅读力也算是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文学出版要建立在阅读的基础上。这是一个很浅显的道理,只是有时候不太被大家重视。要做好一个编辑,首先能把文本读好、读懂,而且读出它的味道,读出它的价值。没有好编辑的阅读力,许多好作品就出版不了。从文学本身而言,没有好编辑的阅读力,没有好的文学创新力。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学要不断发展,阅读力是最重要的基础。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始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转折。就在1978年那一年,有两件和阅读相关的事情非常重要。第一件事大家都知道,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重要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为改革开放做了非常重要的思想准备和理论准备。第二件,也是同年5月,国家出版局为了满足广大读者井喷式的阅读需求,决定重印35种中外文学名著,其中有现代文学作品10种:《子夜》《家》《郭沫若剧作选》《曹禺剧作选》《红旗谱》《苦菜花》《铁道游击队》《吕梁英雄传》《新儿女英雄传》《战斗中的青春》。中国古典文学作品9种:《东周列国志》《唐诗三百首》《唐诗选》《宋词选》《唐宋诗举要》《李贺诗选》《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古文观止》;有外国古典文学作品16种:《悲惨世界》《高老头》《欧也妮·葛朗台》《威尼斯商人》《安娜·卡列尼娜》《艰难时世》《九三年》《契科夫小说选》《莫泊桑短篇小说选》《易卜生戏剧四种》《鲁滨逊漂流记》《汤姆索亚历险记》《希腊神话和传说》《一千零一夜》《斯巴达克斯》《牛虻》。这35种书立刻引起了全社会的阅读风潮,引起了许多文学青年的激动,很多人连夜去排队买书。当时是不是也是引起了文学界的激动呢?这是不言而喻的。为此,可以说,新时期的文学就是从阅读开始的。一个民族、一个社会的文学要不断发展,就要不断提高阅读力。这就是我们要大力提倡全民阅读,通过阅读,提高国民素质,提高社会的文学力,提高社会文明程度,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文学的变与不变

■韩少功(海南文联前主席、作家)

这个题目非常大,我从个人的感想,就人的变化、工具的变化这两点来讲一讲。

首先讲人。1949年,中国的文盲率是80%,加上半文盲,大部分人都不能读书,与文学没关系。那时候军队里普遍配有文书官,因为排长、连长、甚至营长都可能是文盲,得由文书官来对付花名册、书面命令之类。鲁迅那时候做出版,一本小说或一本杂志,能印上几百册已经很不错了。现在呢,这个时代特别快速、特别剧烈、特别广泛的变化之一,就是中国的全民识字率已经达到96%,高等教育的毛入学率也达到了48%。这么多人识字后,就有资格、有权利、有机会参与文学活动,大大改变了文学参与者的成分,从精英化变成了大众化。

以前的精英是小众的,是极少数人的,因此负有治国家邦、世道人心一类的特殊责任,其生活方式、文化兴趣,与文盲、半文盲的大多数也形成很大的差异。但现在新的情况是,有一种新的文学出现了,即大量娱乐性的、游戏性的文字涌入市场,包括网络小说里大家看到的那些。说实话,我读得很少,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但是我请教过一些人,包括一些网络小说获奖作家。我问他们互相读不读小说,他们摇头,说没法读。一个作品动辄几千万字,确实没法读。我问他们写作是否关注现实,是否关注灵魂。有人告诉我:这种写作恰好就是要远离现实,要远离灵魂。看来,在不少人眼里,这种文字不过就是用文字来斗地主、搓麻将、打游戏机。之所以能写那么长,有时候就像“升级打怪”,像《西游记》里过九九八十一难,有特别持久的刺激性和吸引力。

这样,在座的中文系各位朋友,就可能面临一种理论解释的困难。这些东西是文学吗?它有人物、有情节、有时还有情感表达、有一点道德教训,为什么不是文学?进一步问:这些东西有害吗?如果人类社会一直没觉得斗地主、搓麻将、打游戏机有害,有多大的害,为什么觉得一旦这些活动借助了语言文字的载体和形式,就会有害呢?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因此,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们应该有一点包容心,还要有一点群众观点,不能要求每一个白领、蓝领、黑领的劳动者,在“996”式的上班劳累之后,在北、上、广那些大城市里每天长达三四个小时的通勤劳累之后,还统统来关注鲁迅、曹雪芹、莎士比亚。只要不是诲淫诲盗,只要没有越过法律和道德的必要界限,这些文字活动的存在就纯属正常。

当然,中文系的朋友也不必惊慌失措,不必因为这种游戏性、娱乐性文字的大量涌现,特别是挟互联网大势而来,就以为这是“互联网﹢”的文学高科技,于是哀叹文学的经典没意义了,鲁迅、曹雪芹、莎士比亚等都过时了,OUT了——这也完全没有必要。人类识字率的提高,只是增加了文字游戏者、娱乐者的结构占比,并未改变文学的基本规律。天不变,道亦不变。人性还是一如既往的丰富,既需要游戏和娱乐,也需要关注现实和灵魂,需要经典文学作品对此形成的精神回应和文化引领。在某种意义上,在文化素养的中、高层面,严肃也是一种娱乐,严肃的感受和思考也富有乐趣,就像又苦又累的体育竞技也是一种游戏,而且代表了整个体育事业的水准和方向。换句话说,文学经典的尺度既不能滥用,也不能取消,没必要因一个高识字率时代的到来就自乱方寸。

再讲一讲工具。像我们这一辈作家,其实是遇到了某种机遇,捡了个“便宜”。因为我们开始写作的时候,没有互联网,甚至没有电视——那时候一个黑白小屏幕,往往被数十个邻居围观,稀罕得很。那时候全国人民最大的娱乐就是文学,就是为数不多的几本文学杂志。因此那时候作家成名比较容易,一个短篇小说《伤痕》,最开始不过是贴在墙上,后经报纸发表,就让作者进入了文学史,举国上下妇孺皆知。

只是好日子不长。自那以后,事情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纸媒出版先是被电视踩在地上修理了一顿。没过多少年,电视台也纷纷出现危机了,纸媒出版又被互联网踩在地上再践踏和再蹂躏一顿,以至很多文学杂志倒闭关门。省级以下地方性文学杂志,大部分发行量在一万册以下。曾经发行量超过百万的《人民文学》等,眼下也江河日下,发行量总是成为“企业内部机密”,“大姑娘的年龄不好说”。电子声像文化因其传播快、覆盖广、多媒体、接受成本低等优势,更受一般受众的欢迎。加上资本兴风作浪,更愿意往新兴产业里砸钱,更容易在新兴产业里吸金,因此带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的日新月异,使传统的纸媒出版似乎相形见绌。文学的末日是不是到了?作家还有没有饭吃?中文系还该不该办下去?这些问题都让不少人感到恐慌。

不过,工具变化并不是文学的唯一制约因素。没有纸的时候,没有纸媒出版的时候,文学早就存在了,《荷马史诗》《诗经》和诸子百家的成就并不比后人低下。有了互联网以后,文学的形式必然会有所不同,但也不可能消失无踪。换一角度看,电视剧不就是新的小说吗?博客、贴文、段子不就是新的散文吗?流行歌曲不就是新的诗词吗?……即便出现了快手、抖音一类非文字的产品,即便有人宣称眼下已进入“读图时代”和“镜头时代”,我们似乎也不必要为文字的前景而担心。我很赞成王蒙先生、敬泽先生刚才讲到的文学的魅力。更早,钱锺书先生还有一个说法也特别切合今天讨论的题目。他说:“任何比喻是不能画出来的。”比如丘比特的爱神之箭,这个比喻就没法画,你不能把爱情画成一个血淋淋的中箭场面。今天的年轻人,不会把爱情说得像前人那么酸,会说爱情是“放电”。其实这个比喻也没法画,没法拍摄,你不可能用一片电闪雷鸣,用一堆电线、插头、灯泡什么的来表达这个意思。

我还想补充一点:很多抽象的表述也是文字所长,是形象和镜头语言所没法表达的。“真理”“存在”“结构”“普遍”“无限”“未来”……你如何画?如何拍摄?但如果没有这种抽象,人类的思维是否要退化成动物的思维?是否会退化成一只狗或一只猫的视觉反应?那是人类文化的灾难还是福音?

因此,文字这种基本的认知工具是消灭不了的,文字之学,所谓“文学”,也是消灭不了的。我们毫无必要杞人忧天。现在还有一些新的说法,比如说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将来人类不仅不需要文字,甚至可能不需要任何阅读和学习了,一个生物芯片就可以给我们装入N个图书馆,使我们无所不知。我对此说法是深表怀疑的。因为学习并不是复制,从来就不是严格的复制。人类历史上的学习,从来都是充满着误解,包括创造性的误解;充满着折扣,包括创造性的折扣;所谓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六经注我、想入非非等等,是一个能动、变异、发散、再造、人性化的过程,充满着千差万别、千变万化的实践过程,即“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过程。所以,再牛皮的生物芯片,再牛皮的大数据,也不可能一劳永逸,不可能替代这样一个无穷大的过程。

(感谢杨仙、淡霞、高晓涛为本版文章提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