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的批评不止像食客，品尝了菜肴之后，赞叹一番就完事，他还要有烹饪的手段，用另一种语言把同样的菜肴重新做出来，批评即渗透在重做的整个过程中，字里行间造成了一种取向。翻译必须站在原作的立场上，但译者毕竟不是作者，况且他面对的全然是另一类读者。机器翻译最终无法代替人工的，不正是批评么？

村上春树不单是小说家，与创作并举，还翻译英文作品，拥有一大群读者。但作为翻译家的一面，通常就不是外国读者关心的了，或许听说他最近出版了一本《翻译夜话》要觉得奇怪。

村上出版第一部小说《听听风的歌》之后不久就着手翻译美国文学，长年由柴田元幸校正。柴田是东京大学副教授，给学生上翻译课，把村上请来，回答师生的提问，整理成《翻译夜话》的第一部分。同样的作法，在翻译学校重复了一次，构成第二部分。第三部分是回答年轻翻译者和研究者的提问，内容更深些。还有一部分是村上和柴田的“竞译”。同样的原文，一个译得比较感性，作家式的，一个译得比较理性，学者式的，这就是翻译文体的差异。

村上小说的文体独具特色，浅白而沈静，那种叙述腔调甚至有点懒洋洋，但关于翻译的文体，他这样主张：“一用文体这个词，表现就极其含糊了。所谓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搞翻译时，要暂且把自己这东西丢开。不过，自己是怎么也丢不开的，那就想着彻底丢开，还有剩余，当作文体不是正好吗？一开始就想用自己的文体来译，译文会有点讨厌。自己想全部丢开，丢剩下的部分澄清就足够了。所以，极少数例外且当别论，实际上文体的问题几乎没必要考虑。我想，只要侧耳倾听原文的音响，译法就自然而然地决定了。”“想借翻译来自我表现，要是有人抱着这种念头搞，那我认为就错了。翻译并不是自我表现，虽然结果也可能变成了自我表现。想搞自我表现，就该写小说。”

三岛由纪夫是特别在乎文体的小说家，。在名为《文章读本》的随笔中，他谈到翻译的态度，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典型。直译他那繁缛得近乎罗唆的文体，两种典型的翻译态度，“一种，多是个性强的文学家的翻译，明知外国的文物、风俗不可能原封不动地移译成日语，于是用本人的个性强的牙齿咀嚼外国文学，浸染自己个性的色彩，并且把自己对原作者的出自精神和感觉的深层的爱情就那么移入翻译，制作有如自家作品的特征很突出的译文。另一种被认为是正统的作法，是具备结合了终究不可能、但哪怕十分之一也好、尽可能用日语再现原文的气氛、原文的独特东西的、有良心的语言学家和文学鉴赏力丰富而深厚的语言学家的能力的人尝试的翻译，。”三岛欣赏的是前者。他在写给美国的日本文学研究家和翻译家唐纳德·金的信中说：“把翻译当作‘自己的东西’是头等重要的，日本明治以后给文学以影响的也只是那样的翻译。诗有《海潮音》等，小说有《即兴诗人》等。原作的文学价值是另一回事，造成强烈文学影响的翻译都要是‘自己的东西’。就我的经验来说，没有小说像崛口大学译的《德尔谢尔伯爵的舞会》（拉迪盖）那样强烈地影响了少年时代，以至觉得不是崛口造作的文体好像就不是拉迪盖的小说。别人的翻译其后出了几种，误译也少，但风味这东西全然没有。”从现代翻译论来说，三岛的阅读尚停留在创作与翻译混沌未分的前近代。那时期译者每每是作家，尊重原作的人权意识犹处于朦胧状态，把人家的作品当作自己的跑马场，兴之所至，随意加工和发挥。所谓名译，甚而被惊叹超越了原作，其实是改编或改写，所超越的不过是翻译的概念罢了。非叫翻译不可，那就只能算误译。

中国在翻译上一直很讲究近代翻译家严复提倡的标准信、达、雅。郭沫若说过，所谓雅，应该是译文的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比较高。但如果说，信是对原文的理解和把握，达是用中文表达的准确和生动，那么，我以为，文学价值或艺术价值在信与达上就应该见高低。严复的本意，雅是指翻译的文体，所以粱启超批评他的“文人积习”：“吾辈所犹有憾者，其文章太务渊雅，刻意摹仿先秦文体，非多读古书之人，一翻殆难索解。”现代翻译的准则是忠实于原作，包括忠实于原作的文体。就此而言，雅不无蛇足之嫌。大江健三郎说：德国人能读懂他的书，是译者在移译过程中进行了“易懂化”。日本朋友听我说读过《源氏物语》，一脸的惊讶，我赶紧声明是汉译本，惊讶却凝固着，带了些疑惑。在他们心目中，《源氏物语》是读不懂的日本古典，竟忘记自己读的西方古典也是被“易懂化”的。要说的是，“易懂化”不可以抹杀了原文的文体。听说电视卡通片《蜡笔头小新》在北京的大学生宿舍里引起阵阵笑声，那个小色鬼说话怪腔怪调，正是把日本原作的“文体”翻译了过去，使天各一方的观众获得相近的感受。

翻译的标准若只有“信达”两个字，总觉得缺少点什么，不大合习惯。那么，在雅的位置上提出什么样的主张来表示翻译的态度呢？村上春树提出对原作要抱有“带偏见的爱”，而且“越偏见越好”。大概有了这种偏爱，投身于原作之中，是雪地则冻透全身，是激流则从头湿到脚，笔下自然会带了寒气或水迹。不过，作为翻译家，对于原作的感情和见识应该从偏见而偏爱上升到批评的层面。翻译也是一种批评。如同音乐家演奏，大家都演奏贝多芬的作品，听来却各不相同。演员表演剧作家的作品也一样。从事翻译的是人，不是机械，对作品不可能无动于衷，必然有自己的感受、理解和演绎，这就是批评。翻译的批评不止像食客，品尝了菜肴之后，赞叹一番就完事，他还要有烹饪的手段，用另一种语言把同样的菜肴重新做出来，批评即渗透在重做的整个过程中，字里行间造成了一种取向。翻译必须站在原作的立场上，但译者毕竟不是作者，况且他面对的全然是另一类读者。机器翻译最终无法代替人工的，不正是批评么？

在日本作家中，村上的作品被其他语言翻译的比较多。对于英文版，他谈了一通读后感：“我自己写的小说，一般不重读，因为重读总觉得脸红。写的时候很拼命地写，可一旦写完了，一般不去翻书页，觉得那好像闻自己脱下来的袜子味儿。不过，若是英语，就一定重读，因为我写的东西和那里所翻译的东西之间有某种乖离或游离。是自己写的东西，又不是自己的东西，有二重性，当中缝隙似的东西读来很有趣。”从翻译和被翻译的双重体验中，村上得出好像很偏激的结论：“正确的翻译从原理上来说是不可能有的，”或者说，“翻译基本上是误译的总和”。对于翻译，不能像电器那样追求“原装”，不能像把现成建筑拆开来，换个地方组装复原。不同的语言并非不同河流里的水。但是，把玻璃瓶的威士忌倒进瓷瓶里，即便在空气中暴露不免走了味，却应该照样是威士忌。

和创作相比，村上春树觉得在情绪上翻译要快乐得多，因为翻译几乎只追求语言的、文章的、技术的问题就行了，写小说必须从零开始，平地起高楼。所以，喜欢舞文弄墨的人，若缺乏编故事的才能，就不妨搞翻译。可要做真正的翻译家，还得有批评家的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