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描述和判断中国传统文化时，常常容易产生两个倾向：一是简单地抱怨“精神家园”失落了，而不知丢弃的东西里究竟有些什么；二是如新儒家们依然按旧的思路琐碎地复述传统，或者生硬地给传统添加一些“现代化”的细节和内容。在世界变了问题也变了的今天，我们研究一种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及其对后世的影响，应该以全新的思想形式和框架才能得出新的创意。青年学者鲍鹏山的《寂寞圣哲》，就是一本在这方面做了成功尝试的书。

在本书中，鲍鹏山以民族思想文化的源头（也是后世难以企及的高峰）——先秦诸子的百家学说为对象，将睿智的思想与真切的生活感受和敏锐的直觉结合起来，层层剥笋般将孔孟老庄荀韩墨等人的仁义道礼法爱作了富有创见的分析与评判。于是我们看到，鲍鹏山对老子偷生哲学的辩护，对墨子“兼爱”、“尚贤”的称道与指疵，对屈原人生失败的尊崇。而最能说明鲍鹏山的自由主义价值追求的则表现在两个方面：对诗意的生活方式的肯定与向往，对有害自由的专制主义倾向的尖锐批评。他敬重孔子，但认为孔子最大的贡献在于首创了“私学”，培养了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促成了文化的独立。与其说孔子的仁爱思想是一种社会理想不如说是一种诗意的生活方式，孔子的人格修养是一种艺术的自由境界而不是后世腐儒的道德培养。

对庄子，鲍鹏山更是将其恍惚之道人格化、感悟化、生命化了。在鲍鹏山看来，庄子是先秦诸子中惟一不对帝王说话而对平常人说话、教弱势群体怎样自救与解脱的人。庄子肯定万物的差异性与不完美性，论证了世间万物平等并存的关系，否定了儒家的“礼”，从而成为专制思想等级社会的死对头。更可贵的是，在中国漫长的大一统极权社会中，从来是要求个人削平个性适应社会，只有庄子要求社会适应个人，社会必须尽可能为个体提供自由发展的条件，个体能否感到自由与幸福，能否有充分权力表明自己的思想与意愿而不受暴虐，就是这个社会存在的最终道德依据。这种石破天惊的思想与欧洲启蒙运动中卢梭的平等主义及现代民主社会的精神原则是何等相似？！

如果说鲍鹏山对孔庄的魅力做了最缠绵浪漫的抒情，那么他对先秦诸子中专制主义思想则进行了最无情的批判。尽管他激赏孟子“大德者不官不王”的大丈夫独立人格，但对孟子用价值判断取代事实判断的作风，他的性善论导致的我们对权力的失去戒备，他“内圣外王”的道德专制被统治者利用从而造成的政治专制却痛下针砭。对荀子，鲍鹏山更是毫不掩饰对他的“尊君”、“隆礼”的厌恶，批判他使儒学理论堕落为一个“忠”字从而成为御用的“器”。同样的性恶论，亚里士多德得出分权的理论，而荀子却得出了冷酷无情的君主专制的理论。同样还是这个荀子开启了文人为幕僚的先河，首倡了中国人几千年不温不火老成持重的老人和妇人的乡愿性格。

至于“惨敫少恩”的法家代表人物商鞅、韩非、李斯等，鲍鹏山一面肯定他们撕破了儒家温情脉脉的虚假的道德之链，从而剖析出儒家道德治世的虚妄；一面又痛惜他们在关键处错误地将法置于权力之下，把人的存在看成是工具形式的存在。这个致命的缺陷使这柄没有约束的权力之剑，不仅断送了广大的血泪斑斑的黎民百姓，而且也断送了商鞅、韩非、李斯和秦王朝。这样的悲剧和活剧，由于权力体制内没有产生制衡，统治者又把文化纳入权力体制，取消了其批判社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从而使社会行为失去了人性和理性。因此鲍鹏山得出结论，极权专制之下可以没有“叛吏”，但“叛民”却数不胜数，道德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技术问题，一切个人的道德缺点追根溯源都与各种形式的专制主义、法西斯思想有关。而一个民族最初的思想家，个人的智慧缺陷有时会成为一个民族悲惨历史的开端。

鲍鹏山为这本小书做了十年准备，厚积薄发，目的是要借此研究中国这个特殊社会中专制是如何建立的，文人的心灵心态在专制制度下的变态扭曲，以及体制中普通的人是如何被奴役侮辱进而驯服的这个难题。话题虽非新潮，但它关乎如何为社会肌体保存大量活跃的细胞，使整个社会保持活力与创造力，而对于个人来说更关乎人的幸福尊严。

《寂寞圣哲》鲍鹏山著／东方出版中心2000年4月第1版／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