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语言的巨人”与“行动的巨人”之间设置许多层次：只做不说、边做边说、做了再说、说了再做、只说不做，等等。另外还有“私下地说”和“公开地说”、“私下地做”和“公开地做”，这四者又构成“说”与“做”的新的搭配序列。然而有些事情一直以来只能私下地做、私下地说。比如“性爱”，绝对不能公开地说；即使公开进行“文学地说”，也遭到删减和非议。在有关医学著作中虽然可以公开地说这方面的真人真事，但也创造了“匿名地说”。“匿名地说”和“文学地说”在形式上具有相似性，但合法性不同，前者被赋予“科学”的名头，而后者依然在不确定性中摇荡。现在我要谈论的，是两本对“性爱”方面的真人真事进行“公开地说”的书，正因为是“公开地说”，这两本书才经常遭到非议。

这是两本自传，一本是《冒险与艳遇——卡萨诺瓦回忆录》，传主卡萨诺瓦出身于18世纪的威尼斯，他的名字在欧洲已经成为“好色之徒”、“登徒子”、“浪荡子”和“猎艳者”的同义语。他从16岁就开始充满神奇色彩的游历，做过教会神职人员、外交人员、小提琴手、戏剧导演、炼丹术士、商人、彩票发行经理和演员等；他的足迹遍及欧洲大陆，各地显贵名流纷纷热情接待他，而令他心驰神往的是美女。据不完全统计，与他有情爱关系的从伯爵夫人到女招待，有130多人，而他所爱过的女性不计其数，但是他在晚年花13年时间用法语写成的这部《回忆录》，几乎没有漏过一个女性，而且都充满丰富的细节。他为他的女人们立了传。人们常常谈论这部书的历史社会意义，说它是“一座人物画廊……上至国家最高统治者下至社会底层人物，尽在其中”，或说“它呈现出了这一时期的社会——文化诸般现象”，是作者的细节记忆大多落于对诸般人物和场景做感性生活的记忆。这些叙述和描写揭示了一个与文学人物唐璜齐名的真实“登徒子”的“诞生”过程：这是一个拈花惹草的时代，但只有卡萨诺瓦诚实地记录了自己的一生，并因此获得“恶名”。

另一本书是《我的生活与爱》，作者弗兰克·哈里斯回忆了自己的早期人生。作者在很大程度上被人们称做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卡萨诺瓦”。15岁就从家出走，远赴美国，比当年的卡萨诺瓦还小一岁。为了谋生，擦过皮鞋，当过建筑工人、酒店管理人员、贩牛的牛仔、广告承办人和辩护律师。19世纪90年代移居英国，开始在出版界崭露头角。这部传记只写到在美国做律师的时期。该书用大量的篇幅记述了作者性意识的发生、成长和成熟的过程以及同时勾引几个女人的事情。由于记述大胆和直露，这部书被看作纯色情读物。

在笔者看来，他们以自己的“诚实”创造了“非道德主义”的文本，使一切关于“不道德”的谴责陷于无物之阵。这种诚实具有双重性，一方面是传主在人生中的诚实，另一方面是传主在回忆录写作中的诚实。由于他俩处于不同的时代，他俩的人生和事情的发生常常具有相当不同的状态。笔者在这里试图以一种人生四重结构：神、爱、美和性来看待这两个“真实人物”。神、爱、美、性，这四者常常处于断裂、错漏、陌生、鸿沟等裂缝之中，假如有人将这四种追求或感觉融为一体而不是设法分立地实现，那么他往往会沦入万劫不复之中。卡萨诺瓦显然是在一种游移中实现这一四重结构的：在卡萨诺瓦来看，这四重结构是一体化的。这也许是18世纪独有的风景：“对神的信仰”与“对意志自由的信仰”共存。他作为“淫棍”和十足的“赌徒”，确实从“敬神”那里获得安慰和平静。而在那些少女、少妇来看，则未必如此，其中不乏不敬神的人和不懂爱的人。因此于完成“四重结构”的构成而言，卡萨诺瓦和她们相互之间构成某种“重要性”，这种相互的“重要性”不能理解为“互补”，因为这种相互性允许“断裂”和“错漏”。

而在弗兰克·哈里斯那里，这四重结构因为“神”的缺席，而使得“爱”处于游离状态（“我除了性欲之外什么也意识不到”）。当时“自然”与“身体”的概念不得不被接纳进来，这反而使得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的“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理想重新复活。这种理想一直被延续着，在波德莱尔那儿是“让诗人成为资产者，让资产者成为诗人”；在马克思那儿是“资本、科学和艺术”三位一体、全面发展；在弗兰克·哈里斯这里则增加了“身体”一维：“我深信我懂得了性生活之后，才初次发觉了这生命的自然的美”；“财富与肉欲能让我快乐和满足，上帝却不能”。当然这种复活只能采取并进式，而不是有机式。因此我们可以简单地把弗兰克·哈里斯的一生分为两个阶段：“财富与肉欲”的单纯阶段和有了“艺术、诗歌和科学”的阶段——而这种转化和美国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爱默生有关：“我一下子明白了事情的真相；在美国获取财富是很容易的事，而千千万万原本可以给人类带来新的更高尚变化的有才智之人，却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了却了一生。”在这个意义上，《我的生活与爱》是一部关于成长和生存的书，它记述了作者对自己的每一步成长的点点反应，是关于成长过程的自我意识。

在弗兰克·哈里斯那里，“神”转化为他的“独立”性，这使弗兰克·哈里斯的游移是一种“进入”状态；而在卡萨诺瓦那里，则主要呈现为一种“离开”状态，而且是一种弱“离开”。卡萨诺瓦最大特点就是非持存。他喜欢占有，特别是女性，但不喜欢追求永久性，“财富”对于他也是这样。传教活动和商业活动的普世结构使得欧洲人具备游移的特点，至于这种“游移”将被赋予什么属性和内容，将因人和时代而异。所谓“离开”状态指着重于对原来状态的离去而对即将进入的状态并不关心，“弱‘离开’”状态当然是指对原来状态摆脱的意欲并不明显，给人的感觉是毫无理由和不需理由。

柏林著名的社会学家、卡萨诺瓦的研究者桑巴尔特认为，“他是人们所称为‘冒险家’的一种18世纪常见的社会类型，现代资本主义产物的早期形象：非道德，追求享乐，自私自利，敢于冒险，有主见，一句话，是自主的无政府主义者。”可以说卡萨诺瓦的特点更接近于“货币”，四处流通，最后仍然只有自己，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我从未树立过明确的目标。我唯一的原则（如果真有这个原则的话）就是随波逐流。不假思索的草率行为原本可以毁了我，可是幸运之神偏偏经常朝我微笑”。而早期弗兰克·哈里斯更像是“资本”，“资本”是“货币”在“上帝死了”之后的存在。他富有进取心，对新的状态具有明确的选择动机和坚毅的进入行为，“我曾失去过信仰，不再信仰上帝，也不再相信未来的生活。……第一次，我明白了我是一个有能力创造自己天空的人。”在弗兰克·哈里斯的回忆里，有一长串数量被记录着：从擦皮鞋“一个半小时1．5美元”到潜水工人“每天5～10美元”，从做酒店管理人员储下“1800美元”到初做贩牛生意就有“5000多美元”存在银行）；从再做贩牛生意“户头增加到了6500美元”到最后一次贩牛“赚来约6000美元”。在没有神的关照中，我们的主人公不得不独自去“创造自己的天空”。这个过程具备一切资本积累的特点：体力、禁欲、意志、管理、抢劫、拼杀等。

正因为存在某种人生四重结构，特别是“神”的存在。在卡萨诺瓦那儿，“诱惑”的主题色彩浓烈得多，而相反，在弗兰克·哈里斯那里，“勾引”的主题意味则浓重一些。吉登斯用“勾引”来分析卡萨诺瓦，但他完全忽视了卡萨诺瓦时代拈花惹草的普遍性，至少在卡萨诺瓦的笔下是这样的。吉登斯还忽视了卡萨诺瓦的“诚实”和“敬神”。尽管我们有时无法相信卡萨诺瓦所描写的那些少女的主动性，但是从文本来看只能这样理解。而且在卡萨诺瓦那里几乎不牵涉到“勾引的技术，或者他根本就不把它当作技术，因为它依附于“爱。桑巴尔特说得好：“他是一个女性喜爱的男人，并不仅因为其性欲过人，更因为他能体贴入微。与其说是他引诱妇女，以得到欢心，还不如说是女人引诱了他，他自愿受到引诱。男欢女爱于他而言，绝不是权力斗争的战场。而弗兰克·哈里斯那里就不同了，在开始的时候，几乎没有女性主动诱惑他，只是女性的一般特点激发了他的欲望，更何况他觉得自己很“丑”，还不信神，所以他记述了学习“勾引”技术的事情，这种“勾引”也使“性”远离了“爱”。历史就是这样悲哀，“神”与“爱”曾经严重地束缚着“美”和“性”，但是“美”和“性”一旦失却了“神”和“爱”，也就失却了“风流”。一切化为技术，男欢女爱要么成为一种机械行为，要么成为权力角斗场，“风流”不再。

（《冒险和艳遇——卡萨诺瓦回忆录》〖意〗卡萨诺瓦著／中国电影出版社2001年7月第1版／28．80元；

《我的生活与爱》〖美〗弗兰克·哈里斯著／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9月第1版／1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