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像在我很小的时候曾经听过一句著名的话，大意是说，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两人交换之后，每个人手中仍然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智慧，我有一种智慧，两人交换以后情况就和交换苹果不同了：因为吸收了别人的智慧，每个人都会发现自己各有收获。将这句著名的话用在对话上似乎很合适：对话的各方各有各的想法和思考方式，但并不认为自己就掌握了绝对的真理，而更多地是探寻真理的方式，通过对话将自己的观点和思考过程展示出来，在观点与方法的交流中，或许会发现自己离真理又近了一步。这是对于对话者而言。对于局外人来说，则可以在阅读对话者的思想交锋中领略智慧之美。

《传统与超越》就是这样一本关于对话的书，它以对话为内容，而其所采用的形式也是对话。这些对话发生在不同学科、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不同思考方式的人们之间，也正是由于这许多的“不同”，对话也就更显示出它的意义所在。其中有关对话的历史考察令人颇多感触。其一便是书中曾几次出现过的“李森科事件”。

从上个世纪的30年代到60年代，正是遗传学突飞猛进的发展时期，然而“李森科学说”却在这一期间统治了前苏联的遗传学近三十年之久，使其科学水平从先进变为落后。它的高潮是1948年8月李森科发动的对遗传学的围剿。当时，李森科在其《论生物科学的状况》一文中大言不惭地宣布：“要把孟德尔、摩尔根、魏斯曼主义从我们的科学中消灭掉。”他的确说到也做到了。而这种影响不仅发生在前苏联生物学界，而且波及到整个科学界：李森科没有经过严格的选种，就做出冬小麦可以变为春小麦的结论；勒柏辛斯卡娅宣布自己在实验中发现了从无细胞结构的物质形成了细胞，提出所谓的“新细胞学说”；波希扬则宣布自己发现了病毒和细菌随时随地可以互相转变……更为恶劣的是，他们还把自己的“发现”贴上“辩证唯物主义”的标签，而给真正的遗传学家带上了“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政治帽子，从而也就切断了对话的渠道和可能性。没有经历过那段历史的人（比如我和我的同龄人）回过头去审视那一段历史的时候，常常会惊异于人何以会变得如此疯狂，这里当然有十分复杂的社会的、政治的背景，但缺少对话的空气多少应该算是原因之一吧。

没有对话对于科学的发展来说是一场灾难，对于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文化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科学史家许良英先生对于中日两国百余年来在对待现代文明的态度及其后果的比较就十分耐人寻味。中日两国都在19世纪中叶被帝国主义的炮舰政策打开了大门，被迫放弃长期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开始考虑学习西方文明的问题。中国搞了“洋务运动”，其中心口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目的在于用西方的新式武器来原封不动地保住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而在日本虽然也曾出现过“王道复古”、排斥“兰学”的思潮，但通过改革派的流血牺牲，于1868年取得“明治维新”的胜利以后，举国上下认真地学习西方文明，从政治经济制度到科学文化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厉行“文明开化”政策，开展社会启蒙运动，改革并普及教育事业。两国第一次学习外国文明的结果，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便见了分晓。回溯历史，教训固然重要，但或许更为重要的是以史为鉴、继往开来，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是否能以一种平和、开放的心态去对待“不同”。

关于这本书，最后想说的是，要对话当有对话的资本，最低标准也得是在与学术大家的对话中不能成为外行，即使不能成为智者，也必须拥有相当广博的知识。而在这本学术采访集中，侯样祥先生所扮演的并不只是一个采访者的角色，在长达数月之久的“学术之旅”中，他也做出了自己的思考，并将这种思考融入到这部书里，仅这一点就很令我这同为新闻记者的人佩服。尽管新闻界的老前辈早已说过“要成为专家与‘杂家’”的话，但要做到这一点的确很难，当然也并非没有办法，解决的途径依然是对话：与书对话，与智慧对话。

《传统与超越硛硛科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话》侯样祥编著／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

1版／13.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