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象》：1998年底创刊，2000年改为月刊，32开。主编俞晓群，辽宁教育出版社主办，是一本十分精致的“知识分子的休闲文化读物”（副主编王之江语）。

《书城》：1992年创刊。1998年1月改为月刊，方针、路线亦随之改变，2000年12月休刊，共24期。该刊真正的影响是在这两年产生的。主编李韧，小8开，上海三联书店出版。定位是“不是为职业读书人的一本文化消费读物”（李韧语）。

《大视野》：2001年2月创刊，2001年5月原《大视野》改版。主编张自文，16开。它的特色在于形式感上的突破和对自己新文明精英姿态的标榜，及其浪漫的理想主义精神。

1993年，《纽约客》的新主编蒂娜·布朗在大胆引入青春、嬉皮风格后，仍无力地看到《纽约客》的读者群在6万美元年收入、45岁上下年龄段执着地徘徊——它不能满足老板士毅·纽豪斯寻求更富有、更年轻、更具广告价值的阅读对象的要求。

抱怨则相伴而生——“我们希望在这读到别的地方无法提供的东西”。一直以来，《纽约客》在提供什么？哈罗德·罗斯，一位经典的、不拘礼节的乡巴佬，却要命地迷上了纽约风格。20年代的纽约，正致力于取代伦敦成为新的世界中心，在哈罗德·罗斯看来，纽约的城市生活，让正在消失的村镇式美国相形见绌，后者是辛克莱·刘易斯笔下的《大街》——乏味、暗淡、偏狭……

于是罗斯，这个喜欢在阿尔贡京饭店中与专栏作家、记者们聊天、打牌、开一些低俗玩笑的家伙最终在1925年出版了《纽约客》杂志——一本着力描绘纽约新兴文化生活的周刊，并极力强调一种新颖的幽默感。对于自己略显土气的长相耿耿于怀的罗斯觉得，幽默感是大都市的象征。

没有人比E·B·怀特与詹姆斯·瑟伯更能彰显《纽约客》的气质了，前者总是略带忧伤，力求文字尽善尽美，而后者则知道嘲讽能让世界变得更富趣味。当面对越来越庞大、复杂的世界时，一颗敏感、羞涩又略带骄傲的心灵该怎么办？《纽约客》继承了法国人蒙田的气质——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一笑置之。

《大西洋月刊》、《哈泼斯》、《纽约书评》、《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纽约客》，这样的文艺性杂志姿态各异，关注的方向或偏于思想，或偏于文学艺术，甚至政治。但它们无一不是突破了狭隘的专业限制，将视野扩大至整个知识领域。你可以称它们为知识分子杂志，但是它们又躲避了学院派的艰涩与狭隘。文化发明的过程，是人类摆脱野蛮的过程，是理性取代偏狭的过程，也是摆脱了物质困扰的人们寻求心灵慰、满足永无休止的好奇心的过程。

《纽约客》的成熟伴随着纽约市与纽约人民的成熟，它无与伦比地表现了纽约成为国际化都市的过程，同样也是美国从被欧洲驱逐出的“野蛮人国家，变为在世界文化中占据领先位置的过程。《纽约客》的订户们一方面在这里看到了世界的急剧变迁——有关广岛原子弹报道、卡逊的环保主义作品《寂静的春天》、微软的反托拉斯官司；同时他们又在这本杂志中看到了人类亘古未变的情感——爱、欲望、权力、孤独、荣誉、勇气……

76年以来，《纽约客》始终从一种充满温情与善意的嘲讽角度来观察着世界与我们自己。综合性文艺杂志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们以一种独特视角来提醒我们，在这个如此庞杂无序、纷纭变幻的世界中，我们该如何保持自己头脑的完整与内心的湿润。而这些杂志的读者们，正是这个世界上一群过于敏感的人群，他们无法与强悍、高速运行的世界做更正面的交锋，他们喜欢寻找安逸的角落躲藏起来，半是自怜、半怀优越感地品尝自己的孤独与智力上的骄傲。

今日的中国同样处于一个高速变迁与遗忘、同时又极力融入全球文明的时代。在旧日的观念被抛弃之后，在目不暇接的变化令人疲惫的时候，中国新兴的读书人渴望有对应的杂志能够满足他们好奇，并抚慰他们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窘迫的孤独感。

《读书》杂志曾经在80年代无与伦比地充当了这个范例，它曾被学院派知识分子与高三学生同样热情地接受着。如孩子般兴致勃勃的沈昌文，将无限的好奇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感巧妙地结合在一起。倘若这种精神可以延续下去，它有可能具备一种更为宽阔的视角与更富艺术性的表现力，并有潜质最终成为一本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杂志。但是最后，乏味甚至往往是空洞的后现代术语主宰了它，使今日的《读书》杂志看起来更类似于一个技术性读物。

迅速夭折的《书城》成为90年代末的一个有趣的代表。批评者们用“白领读物”、“小资读物”来指责它，甚至不惜将之推到余秋雨之列。煽情与滥情的确是这本杂志无法忽略的弱点，但是它却相当成功地使自己成为90年代后期城市精神的表征，它比中国一切杂志都更接近于《纽约客》。《书城》涵盖了商业、文学、电影、音乐、思想、学术、时尚一切领域，随意性是它最大的文体特色。当《书城》杂志将自己的编辑成本降至最低时，它的主编李韧（也是唯一的编辑人员，而且是一位兼职）也将阅读的门槛降至最低，它对稍有文化追求的人都构成一定的吸引力；同时由于其充分的兼容性，它对于成熟的（不追求枯燥的）知识分子同样构成一定吸引力。它杂选的题材范围满足了各类饥渴之人的好奇心，它对于城市文明不自觉的热爱与抒情，更极大地满足了急于赋予自己国际化身份的中国年轻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大城市中国青年，怎么会不喜欢在杂志里看到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巴黎的咖啡馆、奥格威的广告魅力、德鲁克的管理艺术呢？当然，过于低廉的编辑经费与过于短暂的生命，同样没有能让《书城》摆脱消费感与肤浅化的倾向。

只出版过三期的《大视野》，谈不上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它普遍地让人回忆起《书城》。这本杂志令人赞叹的，是它对精致设计的追求与几近恬不知耻地大量引入西方最佳杂志文章的举动，还有它张扬地标榜自己的新文明精英姿态。形式感上的突破，是它最易于被记住的特点。

《书城》与《大视野》的夭折，暗示出中国媒体投资者陈陋的心态与粗鄙的投资眼光。他们不知道，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必然催生出更年轻化、时尚化与国际化的读者群。这群读者急需确立他们的身份标志，他们不仅仅需要《时尚》杂志，或是一本中国的《时代》，他们同样需要一本可以满足他们文化需求、富有温情的读物。

《万象》或许是这块阵地上的最后的旗帜。尽管，在表现力与视野的宽阔程度上，它要落后于《书城》；也尽管，它对于老上海喋喋不休的怀旧可能会令人厌烦。但是，《万象》还是敏锐地捕捉住了人文情怀中偏于软弱的一面，这令它在没有变得完全技术化的文人中寻找到了呼应。在旧闻轶事中，读者们躲避了现实的乏味与锋利。这本具有典型的遗老遗少风格的杂志成功，另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它是一片凋零的文艺杂志市场上的唯一幸存者。这种地位使它即使不是什么好杂志，也是一本“最不坏的杂志”。如何更勇敢地自我更新，是《万象》杂志的关键。当然，这其中的限制不仅是编辑者自身的问题，更是体制的问题。

不管是《读书》、《书城》、《大视野》还是《万象》，它们都不可能获得多么巨大的商业成功，《纽约客》的读者调查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它们却又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了令人吃惊的角色。只要人性中温情与柔软的一面没有消失，只要这世界上依旧有那些“即使在人群中，都倍感孤独”的人，这些杂志就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但对于今日巨变的中国来讲，这样的杂志可能会成为更为激动人心的变革者。

一种文化已经死亡，而另一种文化尚未形成。乡村式、狭隘的、封闭的、单调的中国，正在演变成一个全球化、消费性、丰富多彩的中国。哪一本杂志试图承载、并指引它的变化，试图从更深层次、以更接近灵魂的方式来传达信息给读者，哪本杂志便会获得独一无二的成功。文艺杂志的理想，其实不过是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首席执行官们理想的综合体，最后由那些杰出的编辑们赋予了一种人文色彩。

我承认这种归纳浮华而令人吃惊，但是谁能说一本伟大的杂志，不意味着一场伟大的变革？

只要这世界上依旧有那些“即使在人群中，都倍感孤独”的人，这些杂志就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