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愈之文集（1～6卷）三联书店版

编者按　今年9月9日，是胡愈之先生诞辰105岁纪念日。本报组织专版来回顾他的出版活动是有意义的。尽管愈之先生毕生为新文化运动、为民主建国事业而奋斗，经历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事件，赢得了大大小小的头衔与桂冠，但究其职业生活的起点和本色，他是一位出版文化人。自从1914年考入商务印书馆编辑所当练习生开始，他的自学、他的著述、他的文名显赫都是在一系列编辑室里功毕其成的，可以说，编辑室是愈之先生的精神圣地。据说愈之先生生前珍爱的一帧照片是1931年初端坐于德国柏林《国际主义者》编辑部工作台前手持文稿微笑矜思的刹那。正是这一刹那定格了他精神风采的永恒。尽管后来他由编辑室走向更广阔的政治与文化舞台，但在历史的长河里，人们谈论起他，仍然更喜欢将他的形象、他的性格、他的气质定格在编辑室里，将他视为近代中国一位由编辑室走出来的文化巨匠。

1914年夏，18岁的胡愈之由家乡浙江绍兴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经他父亲的一位朋友介绍，给当时商务印书馆编译所长张元济送去几篇文章，得到张的认可，同年10月录取为商务印书馆练习生，于是，胡愈之踏入职业编辑的门槛。愈之先生回忆说“做编辑出版工作，我是非常满意的”，更何况商务印书馆这样一家著名的出版机构。随后的几十年里，愈之先生与编辑室里的文字工作结下不解之缘，在商务印书馆前后近20年（1914～1928年为第一阶段，旅法求学期间仍为《东方杂志》撰稿，1931年回国后重返商务主持《东方》，1933年离开），之后帮助邹韬奋创办生活书店，参与开明书店《月报》的编辑，上海沦陷期间择机编辑出版了《西行漫记》、《鲁迅全集》（20卷本），抗战转移中主持桂林文化供应社的出版工作，流亡香港、南洋期间亦以笔为剑，办报办刊，开办上海书店、创立南洋出版社，这一时期，他的全部生活几乎都活跃在编辑台前。直至建国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出版总署署长，主管全国的出版事业。

横亘40年的编辑出版生涯，真算得上人生的一份机缘，一种职业本色。正是这份机缘使得他由博返约，成为名重一时的国际问题专家、翻译家，也使他纵横捭阖，成为显赫的社会活动家、革命家。愈之先生的道路对于我们许许多多中青年编辑来说，是一面历史的镜鉴，透过它，我们会从编文辑章中历练一双洞悉国运民瘼、学风思潮的睿目，一股引领风骚豪迈的激情，以及一套商业上的机敏和谋断。

职业编辑

（商务印书馆）

愈之先生在他晚年的回忆文章中多次提到他早年工作与生活的地方——商务印书馆。比较聚焦的文章是两篇谈话录，一篇是记于1958年，题为《回忆商务印书馆》，另一篇记于1985年，是口述自传《我的回忆》的一部分（同刊于《胡愈之文集》第六卷）。第一篇主要介绍商务的历史，很少述及自己的生活，且受当时《苏共（布）党史教程》修史风气的影响，下笔难以客观公允，（1978年10月15日，愈之先生在文末补记中声明“有不少事实和观点可能是不正确的”。）相形之下，1985年的口述自传比较实事求是。

愈之先生是怀抱理想走进商务的，但练习生（相当于编务）的岗位与待遇都难酬心愿。于是，他像海绵一样吸纳知识。首先是在编辑杂务中学习，练习生的工作十分杂驳，他所在的理化部主要编撰教科书，理化部主任杜亚泉还兼任《东方杂志》主编，这就使胡愈之撑开了广博的视野，他既为理科教科书工具书编写索引，又要为《东方杂志》翻译背景资料，做读者服务工作，还要管校对，与印刷工序对接，往来于编辑所与印刷所之间，承担了大量事务性、辅助性工作。30多年后胡愈之做了出版总署的署长，对出版各个环节都熟知，这就得益于他早年的练习生训练。后来谈起编辑的培养时，愈之先生主张从编务、校对做起，有利于打通多个工序，形成综合能力。

“五四”之前的商务不仅是一所著名的商业出版机构，同时也是一所著名的文化教育机构，翰林出身的张元济像办大学一样经营商务的文化品牌，建构商务的企业文化，他不仅拥有与北大、清华、燕大齐名的人才队伍，而且十分注重编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当时商务每天的工作时间只有6小时，东方图书馆藏书丰富，夜校、刊校服务大众，既有良好的读书环境，又有进修、实践的机会。愈之先生的杂学之旅就起步于商务，他将大部分业务时间用在读书上，晚上还上夜校补习英文。加之《东方杂志》是一本大型政治、经济、历史、哲学、文学、社会、时事综合性刊物，这就促使他读书无边界，花气力熟知、研究各种问题，然后用于校对、翻译、编辑与写作之中。胡愈之编辑出版的第一本小册子是《借贷利息表》，由于其实用性强大受读者欢迎。一年以后他就在《东方杂志》上发表长篇译作（1915年8月出版的第十二卷第八号《英国与欧洲大陆间之海底隧道》）。随后一发而不可收，编译、撰写了大量有关国际局势、各国社会进展的观察与评论。后来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愈之先生的成长走的是一条目标驱动型，先综合后专精，知识与能力并进的路子，这在一般大学里都是不容易做到的。究其根本，还应说起商务当年的人才环境与制度。张元济、王云五不是一般意义上地提倡学习，而是鼓励员工学编结合，知行共进，在待遇升迁上不计学历，只看学识，胡愈之刚进商务时是支薪4元（银元）的练习生，一年后升为14元，5年之后就成为月薪120元（不包括稿费收入）的高级编辑（愈之先生供职商务期间不仅供养两位弟弟上学，还偿清父亲留下的万余元债务）。即使在胡愈之因政治上左倾被迫远走巴黎的3年里，商务还与之签约以优惠的稿酬支付专栏文稿，事实上是资助他在法国的学习。因而，愈之先生3年后仍回到了商务服务，出任《东方杂志》主编。

自学并非孤军奋进，商务的师友对于胡愈之的发展非同小可，他在《东方杂志》的两位前任杜亚泉、钱智修不仅学有专长，而且治学严谨，办事踏实，为人诚信，杜亚泉（与愈之先生有乡谊）在科学方面的学养亦完全来自自学，他读书极广，无论是物理、化学、博物、医学、药物学，还是政治、法律、哲学，尤其是科学哲学，都深入研习，且通晓日文。钱智修早年毕业于复旦公学，是陈寅恪的同学，在校时即有文名，国学方面堪称专家，其英文造诣也精，翻译过不少欧美名人传，译笔优美，得其严复校长信达雅之真谛。两人主持《东方杂志》时都十分信任胡愈之，放手任事，且遇事指点。使之空间较大，编、学、研，著、译、校自如。愈之先生的同事，历数起来无一不是文坛巨匠，茅盾、郑振铎、杨贤江、俞颂华、章锡琛等与愈之先生一样由编辑职业走向更广阔的社会文化舞台，成为名震一时的作家、学者、记者、出版家。他结交的作者中有多少名流才俊一时就难以计数了。叶圣陶先生曾说过愈之先生有四个长处，一是他的自学精神，二是他的组织能力，三是他的博爱精神，四是他的友爱情谊。细细追溯，与愈之先生早年在商务的历练是分不开的。

愈之先生离开商务的时间是1933年春，事由是1933年1月号《东方杂志》中开辟了一个“新年的梦想”专栏，文章对当局多有挖苦讽刺。审清样时王云五提出“有的文章最好不要用，或是改一改”，胡愈之便搬出半年前的约定，根据他与商务的约定，胡愈之以主编的名义承包《东方杂志》，商务只拨给一定的编辑费用，其他事务商务均不得干涉。但这一次遇到杂志内容认定与取舍上的分歧与冲突，王云五决定收回承办权。愈之先生由此被迫离开商务，后来鲁迅先生曾批评愈之当时的“刚”，认为没有必要搞这么一个“梦的专栏”。愈之先生自我反省了一番，也也觉得《东方杂志》是一个很有影响的刊物，失去这个阵地是很可惜的。也许历史就是由许多偶然性来书写的。由于这一段不愉快的经历，愈之先生对商务心存一些“隔”，对杜亚泉、王云五的评价都近乎“酷评”。1947年初钱智修逝世，俞颂华认为“胡愈之先生在《东方》与钱先生同事最久，我希望他也有纪念文寄来国内发表。”愈之先生终于未能动笔。

隐身编辑

（生活书店）

愈之先生离开商务之前（1931年10月）便由早年的朋友毕云程（后来一直担任胡与生活书店的联络人）介绍认识了《生活》周刊的主编邹韬奋，最初的印象是他为人天真而热情，但对一般问题的理解不够深刻，且交友缺乏选择，周刊的内容还带些“低级趣味”。最初只是应约为周刊写些国际局势的文章，宣传抗日主张，逐步从内容上拉动《生活》周刊突显出时代的大关怀。相交日深，愈之看到韬奋儒雅的外表下有着对国家民族的真正热情，而且骨头是硬的，于是才较深地介入《生活》周刊的策划与编辑工作，但愈之先生并未在《生活》周刊中担任明确的职务，所以亦不曾在《生活》周刊的编辑室里端坐过。当时的策划会一般在饭馆茶楼里开，边吃边聊，每一期刊物大盘子就定下来了，文章在家中写，写好了由毕云程来取。

随着《生活》周刊的政治姿态越来越明朗，影响越来越大，来自国民党当局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愈之预感到形势的严峻，于是建议韬奋创办生活书店（出版社），有了书店就可以出版书籍和其他刊物，即使《生活》周刊被封禁，阵地还在，可以改换名目继续出版刊物。愈之应约起草了生活书店章程，帮助韬奋于1932年7月创办了生活书店。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这以后，我参加了生活书店的许多店务活动和编辑事务，1933年我还协助韬奋进一步把生活书店改组成为出版合作社，规定经营集体化、管理民主化、赢利归全体的原则，使生活书店的组织形式更适合于革命文化出版事业的需要。”“不过，我虽与生活书店有着密切关系，但始终没有在生活书店担任实际的正式职务。”包括杨杏佛事件后韬奋流亡国外，胡愈之实际上负起了《生活》周刊的主编之责，原来由韬奋撰写的“小言论”也改由愈之操笔，依旧不计名份。他当时的身份是法租界“哈瓦斯”新闻通讯社的编辑。

不出愈之先生所料，1933年12月，因为一则《民众自己起来吧》的言论，《生活》周刊被查禁停刊。两个月之后，《新生》周刊继续出版，这之前，生活书店还创办了《文学》、《太白》、《译文》、《妇女生活》等一系列刊物，愈之还主编《世界知识》杂志。迟至1938年底，在重庆的生活书店工作会议上，胡愈之被选为编审委员会主席。这是他第一次公开在生活书店任职，韬奋在《店务通讯》72期上写了一篇热情洋溢，且幽默诙谐的短文《我们的胡主席》：

“胡主席是本店的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时代，就经常替我们写国际文章。最有趣的是当时他用的笔名就是照呼（顾）他的一个茶房的大名——伏生。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由他起草的。他对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是编审，在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计划力极为朋友们所心折，所以有‘诸葛亮’的绰号。我们请得一位‘诸葛’来做我们的主席，是再欣幸不过的事情。他的特征是脑袋特大。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讽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是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的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胡愈之在本店同人中威望很高，在社员改选理事、人事委员中是得票最多者之一，当选为理事。”

说来奇怪，胡愈之没有生活书店名份之时做了大量务实的工作，包括主持编政。但真正名正视事之时局势又不假机会了。生活书店重庆会议后不到两个月，胡愈之就去了香港，以后远赴南洋，出任《南洋商报》编辑部主任。等到胡愈之再次关心生活书店之时，已满目皆是新中国旭日初升的霞光了，此时，生活书店与读书、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书店。当年的胡主席则出任新中国第一任出版总署署长，上任伊始就召开了两次三联书店的工作会议，仍然怀抱着当年的那股激情，为三联书店的发展殚精沥血、深谋远虑。而且，在晚年的忆旧文章中，愈之先生更乐于谈及生活书店的早年岁月。

飞行编辑

（孤岛时期）

如果说愈之先生于商务属职业编辑，生活书店算“隐身”编辑的话，上海沦陷后，他还充当了一段“飞行”编辑。所谓“飞行”编辑，指的是经营上的悬空状态，即在没有经济组织支撑的情形下从事编辑出版经营活动。这当然是十分特殊时期，特殊主题的出版，但它的意义和影响却是创造了历史，也创造了愈之先生出版生涯中的最耀眼的光环。这一时期的业绩便是《西行漫记》的翻译与出版以及后来《鲁迅全集》（20卷本）的出版与发行。

1937年11月12日，日军攻陷上海，英法租界宣布中立，成为一块孤岛，此时，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送给愈之先生一册他写的由英国戈兰茨公司出版的新作《红星照耀中国》（即后来的《西行漫记》）。这是一本记述他赴延安采访红军将领和军队的纪实文学，第一次向西方社会介绍了毛泽东等一批中共领袖的拔群风采和卓越奋斗，在沦陷区、国统区也是一本惊世之作。胡愈之当即组织力量翻译刊行。此时，大部分出版社、书店都内迁或歇业了，再说这种冲破反动当局新闻封锁的书也难以委托给一般商业出版社。于是，胡愈之决定自组班底来完成这一工作，至于出版机构，胡临时想了“复社”这个名称。所谓“复社”就是在胡愈之家中聚事的招牌。当时参加翻译审校工作的有王任叔（巴人）、梅益及在申报工作的胡家小弟仲持与学恕。由张宗麟当经理。胡愈之则负责统筹。在当时的上海印力、纸张都不难解决，最缺的是资金，于是他们几人商定采取预约征订，预收书款的办法集资，分次印发，滚动扩张。这些思路和操盘能力都得益于他当年在商务当练习生时穿梭于印厂与编辑部之间的经验。按照这一模式，资金投放量不大，书钱预收，每本银洋一元，先付纸款，后付印费，利润滚入下一轮印刷。就这样成功地运作起来了，两个月后，第一批书出版，第一次印刷1000册，很快售完，紧接着运作第二次印刷，“雪球”滚起来了，而且越滚越大，仅半年时间就印了六次，发行了8～9万册，不仅供应了内地、沦陷区，还远销香港及南洋。作为“飞行”编辑，愈之先生初战告捷，信心倍增。

有了《西行漫记》出版发行的成功经验，胡愈之心中想到一个更大的出版项目《鲁迅全集》。这一文化工程早在鲁迅逝世周年纪念会上即提出，也曾与商务印书馆洽谈过，但因为上海陷落，商务内迁而中断。当时上海的形势很危急，日军随时可能占领租界，而鲁迅先生遗作文稿卷帙浩繁，经许广平初步整理达600万字之巨，这些文稿、已刊本既不能内运，恐遭国民党禁止，又不能就地珍藏，恐被日军收缴，最好的办法迅速组织出版。这一任务便由愈之先生独力支撑起来。鉴于《西行漫记》飞行出版的经验，仍然决定采用预约征订，预收书款的办法来操作。但20卷的《鲁迅全集》不是一个小数目资金能印出，每部预卖银洋20元，是《西行漫记》的20倍，时值战乱，一般知识分子都面临失业或半失业，这笔钱不容易拿出。于是，经愈之先生计算成本，决定在价格上做文章，分印普及本与精装纪念本两种，前者低定价，每套8元，仅够工本，让更多的人能买得起，读得到；后者装订考究，备专用书箱，请蔡元培先生题签，每套定价100元（成本为20～30元），以纪念本之丰厚利润来支撑经营，这样就降低了筹资风险，因为减少了筹资对象。当时富商多避居香港，愈之先生就亲赴港九，以座谈会、恳谈会等方式筹资预订。这一形式收到良好的效果，很快筹资4万元，立即启动编印工序。此次未用复社这一虚拟名义，而改用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蔡元培、宋庆龄任正副会长）。为加快出版进度，愈之先生动员了100余名学者、作家参与编辑、校对，仅用4个月的时间就突击印装出这套20卷，600万字的《鲁迅全集》，并很快分发到预订者手中。许广平在全集编校后记中这样写道：“幸胡愈之先生本一向从事文化工作之热忱，积极计划全集出版事宜，经几许困难，粗具规模……六百万言之全集，竟得于三个月中短期完成，实开中国出版界之奇迹。”当然，以和平年代的境遇，以专家的眼光看20卷《鲁迅全集》，存在诸多遗缺和谬误，但它毕竟成书于抗日烽火连天之日，由临时组合的志愿者队伍共襄其成。诸多差谬只好留待后来者去订正了，但愈之先生的组织之功不可磨灭，近代出版史将记下这一勋业。

愈之先生终生打理文字，编文辑章，仿佛是一种宿命的安排，早在童年时期，他就经常读父亲带回家的时政报刊，并与两位弟弟一起将报上的文章分类辑抄，缩写，编了一本家庭杂志，分小说、论文、插图几块，这件儿时的爱好居然坚持了三四年，出了四五十本自编的《家庭》，后来，胡愈之兄弟均进入媒介从事编辑工作。

完成《鲁迅全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之后，愈之先生离开了上海，颠沛于西迁道上，在武汉，在桂林，在重庆均重操编辑之业，其中主持过桂林文化供应社，筹划了一系列战时知识丛书，其它两处皆从事进步的新闻事业。1940年奔赴香港，后去新加坡，大部分时间以笔为剑，为实现其改造社会，抗战救国的理想而工作，即使时局骤变，也紧握手中的笔，从事著译活动。1943年，流亡印尼时创作了小说《少年航空兵》，编撰了《汉译印尼语辞典》、《印度尼西亚语译法研究》，可见其多年编辑工作所养成文字表达癖与创作欲惯性难掣。从这个意义上说，愈之先生是一位终生怀抱文化理想的人，一位精神世界里充满追求的人。正是这些理想与追求成就了愈之先生永恒的职业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