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要绘制梁启超的思想构图乃至近代中国的思想构图，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不应没有“日本”这个板快

近代中国值“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如同心圆一般，此变局也投射在某些人物的身上，他们应变而生，也不乏一生多变者。这些个体灵魂中蕴含的新旧杂陈与嬗蜕、矛盾冲突与融合及选择的彷徨与果敢，是近代中国文化“巨劫奇变”的表征，也是透视此变局的路径之一。这变局是古今之变，也是中西之争，它在西潮激荡下形成，后人对它的理解就不可能舍西潮而别求之（当然，同样不能忽视传统的内在发展的力量），对局中人物的“同情之了解”也不能小视这一层面。就像一张地图，中国的思想文化自中西交通以来就不能不将西域、南亚的板块勾勒出来，鸦片战争以后，“西洋”这一板块则更是日见其大。作为近代中国思想的积极建设者，梁启超曾以其常带感情的笔锋，刻画这样的人物，描绘这样的思想版图，（近代中国思想中的西方板块有很多都是他第一次绘制的）他自己作为一个局中人，更是一次又一次地被治史者以中西交融的眼光审视之，为此构图中极重要的一部分。

梁启超于1898年戊戌政变后负笈东洋，至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秋归国。在此期间，他主持《清议报》、《新民丛报》，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汲取中西文化，塑造一代“新民”。他也曾远赴澳洲、美国去“问政求学观其光”。这是梁任公精彩的一生中尤为丰富的部分，单是“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口号，就足以对日后中国的思想和社会产生鸣雷样的影响。所以，如果要绘制梁启超的思想构图乃至近代中国的思想构图，在“中国”与“西方”之间不应没有“日本”这个板快。但在可谓汗牛充栋的梁启超研究论著中，对这一段时期，日本思想界如何影响梁启超，或者说当时梁启超如何在异邦汲取日本思想及西方思想的确缺乏足够的研究。即使在李文森著《梁启超与中国近现代思想》和张灏著《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这两部堪称体大思精的大作中，也都忽略了“日本”于梁启超思想发展的意义，所以罗志田先生曾在其对张灏著作的评论中说道：“张灏不曾论及日本化的西方思想是否对其原始意义有所曲解或发挥。同样，张亦不认为西化的日本思想对梁有很大的影响。这些恐怕都有待进一步的探讨。”而今天，这探讨由一海之隔的同具慧眼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班集众人之力、积四年之功而终有所成了。历史研究需要独到的眼光，也需要细密的笔触，细节的澄清和被赋予意义往往会触动对整体的认知，绘制“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这张思想版图也是如此，而本书的作者们就恰是这样的绘图高手。狭间直树教授的《＜新民说＞略论》在“当时的日本”这个视野中，对《新民说》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辩析，使梁启超的与民权相结合的国家主义思想的产生与近代日本思想资源的关系得以浮出水面：明治日本的民权思想是福泽渝吉的“内则民权，外则国权”的民族主义的民权观，相应的，西方国家学说中的自由主义立宪思想被过滤掉，受到重视的是以国家概念为国心的国家学的形成部分。这就是梁启超的思想的“明治日本”源头。论者眼中的“明治日本”也是多层面的而非单纯的，斋藤希史教授就提出“在各种潮流互相冲突汇合的明治文学中，与梁的革新运动相结合的要素就像石头激起的一圈圈涟漪一样，是以一种反反复复的形式存在着的”。（P290）他们也没有单向度地片面强调“明治日本”对梁启超的影响，而是注意到了梁对日本思想的主动采择，如在关于墨子的研究上与高濑武次郎的差异。（P171）对梁启超思想的变化也给予关注，土屋英雄教授将梁启超在辛亥革命前对中西思想选择的变化及相应的其自身思想的变化形象地描述为“左顾右盼”。（P154）在描绘以上诸线条时，研究者都没有忽视这些线条的“背后”：梁启超因政变失败而流亡日本，在日本的十五年间，他也始终不能忘情于政治，不能忘情于中国的富强，这是他采择西方思想的出发点，具有功利主义特点的明治时期日本思想也恰迎合了梁启超的取向。书中各文强调了梁氏的“中国处于灭亡的危机这一认识”，从而为这张思想构图填上了“寻求富强”的底色。所有这些细致缜密的研究合成一个整体，既将“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之间关系的原委说得明明白白，又避免了化约复杂的历史因缘的常见误区。一张线条清楚而又纵横交错，完整且颇富动感的思想版图就此勾勒出来。

这幅地图不仅是“梁启超研究的里程碑”，诚如杨天石先生在序中所言，它也“为我们了解京都学派的治学精神和治学特点提供了一条途径”。京都学派肇创于1907年内藤湖南先生主持京都帝国大学东洋史讲座，与白鸟库吉先生在东京帝国大学开创的“东京学派”为日本中国学界并驾齐驱的两大学派。两派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了学术理念的差异，白鸟库吉等人号召以欧洲近代视角为衡尺重新度量中国历史，内藤湖南等则在京都力主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内在理路出发，以乾嘉式的实证主义的方法来考索中国历史的诸种面相与内涵。京都学派的著名学者除内藤外，还有桑原骘藏、矢野仁一、宫崎市定、谷川道雄、竹内实等，代不乏人，师承严格，其偏于内向性，严谨缜密求实的学风也始终得以保持，与东京学派偏于外向性，常取西洋理论方法的风气宛如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当然也有些许合流处，东大学者也不乏实证考据的研究，京都学者也汲取西方史学理论）。本书的孕育、诞生之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即为其主要阵地之一，本书的主持人狭间直树教授则是该所治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中的翘楚。这本书的确印证了“京都学派的治学精神和治学特点”，或许在不远的将来，它本身也将是现出其学术史的意义和价值。

“日本”一直是中国学人关注的板块，以“近代中日文化交流”为主题或论及“近代日本对中国的影响”的书籍在坊间并非难觅之品。但如《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这样集细致入微的微观实证研究和宏观的独到眼光于一身的著作还实在是以稀为贵——它以难能而稀，也以难能而贵。茅海建先生在回忆其京都之行的《京都大学的“共同研究”》一文中，描绘了作为一个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学术群体的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的“共同研究”班。熙熙攘攘的都市中，它靠有着学术乃天下公器的胸怀的主持者和参与者而生存给予学者以集体的温暖和慰藉。所以，京都学风决非仅实证的方法而已。关于这本书，我们所艳羡乃至嫉妒于邻邦的也当超出材料上的近水楼台、思路上的独僻蹊径和功夫上的细密扎实的范围。此时，茅海建先生参观“共同研究”之后的席间微醺之言萦绕于我的心际——“礼失求诸野！”

（《梁启超·明治日本·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日］狭间直树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3月第1版／3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