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今整整一百年前，也就是1901年，78岁的李鸿章终于走向人生道路的最后终点。终其一生，他的所作所为充满了非议，饱受天下诟病。近代中国一系列屈辱条约的签订大多与这个人有干系。一代权臣的死让人拍手称快，死后背着卖国贼的骂名遗臭百年，这一切似乎都不足为奇。李鸿章辞世之际，当人们的唾弃之声不绝于耳、而满清王朝正无可挽回地走向总崩溃的时候，作为先知先觉的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竟拿起如椽大笔，写下洋洋十万言的“伤逝”之文，为世人眼中的“大奸臣”立传。可想而知，在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鸡鸣不止的梁启超怀有何等的悲愤与无奈，而他所表达出的却是怎样清醒的理性！无论从人生抱负还是政治立场来说，梁启超都属于和李鸿章截然对立的阵营。作为政治反对派的领袖之一，持公允之言为当权派树碑立传，显然怀有很深远的用意。梁启超写李鸿章，不戏说，不言情，不论此人忠或奸，纯粹以雄辩滔滔的人物评析，波澜起伏的纵横比较，揭示历史文化（政治）传统如何塑造中国人的精神气质，而时运艰危又怎样给这个庞大族群带来长久的心理创伤。质言之，他无意追究李鸿章的全部所作所为，却要坚决地清算造就李鸿章的一切时代机制与社会风习。与《史记》的撰史传统一脉相承，梁启超站在了另外一个高度上。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为什么那些前朝的前朝的人与事，仍然让我们心弦颤动？一百年过去，震旦不再陆沉，民族开始复兴，捧读梁启超留下的《李鸿章传》，以古证今，先辈洞察到的国民性格的劣根与陋习，却时隐时现于今天同胞们的言行举止里，这一点特别让人惊惧忧疑。

誉满天下，未必不为乡愿；谤满天下，未必不为伟人。梁启超把李鸿章看作当时独一无二的代表人物，他的四十年从政史，实质上构成了中央帝国的衰亡史。因此梁启超在为李鸿章立传的同时，又为自己的著作取了个“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的副题。李鸿章以镇压太平军起家，其后醉心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晚年代表满清政府签订了中法、中日、中俄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国人积愤于国耻，痛恨于和议，而以怨毒集于李之一身，其事固非无因。但在梁启超眼里，这只不过是旁观笑骂之徒快其口舌的肤浅举止。他的立论是“李鸿章为我国人物之代表，则吾四万万人不可不深自反也”。李鸿章生逢黑暗时代，其时其地所孕育的人物，止于如是，“固不能为李鸿章一人咎也”。倘若把中国的失政全部归于李鸿章一人，李鸿章一人不足惜，但另外那些“执政误国”的衮衮诸公，反而因此得以逃避责任，“而我四万万人放弃国民之责任者，亦且不复自知其罪也”。

梁启超笔下的李鸿章决非一无是处，而是个做事勤勉、处世严谨的合格官僚。得益于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没有膨胀的个人野心，具有绝对的政治忠诚，勇于承担责任，是个“有肩膀”的大员。甲午战败后，面对“大雪崩”般的局势，73岁的李鸿章以全权大臣身份出使日本，内则受重谴于朝廷，外则任支持于残局，他被日本浪人刺成重伤，裹着绑带走上谈判桌，令中外舆论动容。之后又带着棺材奔赴莫斯科出席沙皇加冕盛典，再次引起轰动。今天看来，李鸿章不无作秀之，但毕竟弱国无外交，早已“功成名就”的他再怎么贪名，也不会伤到主动去讨千秋骂名的地步。“存亡危急，忍气吞声，诚人情所最难堪哉”。不避劳苦，不畏谤言，确实是这个备受争议人物的长处。

梁启超的本意当然不是为李鸿章做翻案文章。李鸿章既然是当时的标志性人物，那么他的性格特征与价值取向，肯定能反映出国民的群体品格。李鸿章仪表堂堂，辞令巧善，机锋锐敏，纵擒自由，使人一见而知为伟人。但是他的血管中，是否有一点英雄的血液？这很让人踌蹰。与同时代的国外杰出人物相比，他不像格兰斯顿有道义的高情，不像俾士麦有倔强的男性，不像康必达有爱国的热火，不像西乡隆盛有推心置腹的至诚。他也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心，但在行动上弥缝偷安。他也能在临死之前当责任而不辞，但缺乏立百年大计以遗后人之志。他刻薄冷漠，纯然如冷血动物。他硬脑硬面皮，词令巧妙，狡狯有城府。更要命的是，他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却没来由地刚愎自用，自信自大。虽然如此，梁启超还是忍不住大声质问他的同代人：以中国之大，有学识有热诚能愈于李鸿章者几何？

李鸿章几乎必然地被推上了时局的风尖浪口，勉强扮演起“风云人物”的角色，举国荣辱系于一身，这种指鹿为马的历史宿命，难道还不够让人悲哀么？

（《李鸿章传》梁启超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2月第1版第4次印刷／1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