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书业的“风向标”_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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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书业的“风向标”

翻译报道时间：2000/1/7 作者：陈信元

■特色之一，是注重对国外出版动态的报道，包括对海外畅销书榜的报道，大陆出版考察团或人员对欧美及日本书业的考察报告、对国际书业负责人的访谈等
■特色之二，是重视书评
■特色之三，是《商报》创刊不久即重视各种调查，不论是读者调查、读书调查、图书市场趋势调查、月份图书零售市场观测调查等，这些调查都提供量化的现状与事实，很有参考价值
■特色之四，是《商报》对特刊的处理，相当引人瞩目
■特色之五，是年度的“十大出版现象”
1994年11月，《中国图书商报》推出试刊号时，我正告别近二十年的出版人身分，负笈香港，攻读中国现代文学史。当时，虽然未能成为长期订户，但从与香港出版业者的聚会中，经常会提及这份报纸，语多夸赞。1995年秋，我进入台湾中南部一所新创办的大学任教，并与同事共同筹备出版学研究所。该所奉准成立并招生后，我自第二年开始担纲所内有关编辑、杂志等方面的课程，也负责讲授“大陆出版研究”专题。
当初，为了寻觅一份合适的教材，斟酌再三，翻遍了上千种我所收藏的大陆出版书报刊，最后选定的主要参考书目之一即是《中国图书商报》。考虑的主要原因在于：这是一份“在商言商”的行业报，不仅即时反映大陆书业的现况，也报道港台及国外出版业的近况，重视研发、调查工作，并借鉴国外的出版、管理经验等。我除了选择其中重要的文章与同学讨论，并鼓励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借阅或订阅这份报纸。
从《中国图书商报》试刊号及创刊号中，就可以强烈感受到创办（正确的说应是改刊名）这份报纸的企图心与使命感。传统的出版行业报重视的是“双效合一”的效应，报道的重点常是从政策而来观察书业界的发展，强调社会效益的重要性。《商报》却从初创期起，不仅以“在商言商”的务实态度为书业重新定位，还大声强调应注重“经济效益”的一面，并呼唤中国书商发行家的出现。
检视《商报》这五年来的表现，可以“日新月异”这四个字来涵括。从外观来看，创刊时是四开八版。1996年改为对开四版，后来又扩为对开八版。扩版，不仅意味着内容丰富了，也代表自我提升的信心，关怀的层面更加深广。为了撰写这篇祝贺《商报》五周年的文章，我花了一些时间翻阅五年来的所有报纸，宏观地整理出我对《商报》的观察、评价与建议，一来对《商报》全体同仁表达祝贺和钦佩，二来祝愿《商报》再接再厉，以成为全亚洲或华文出版圈的“出版商周刊”为下一阶段目标。
《商报》令人印象最深刻的特色之一，是注重对国外与港台出版界的报道，包括对海外畅销书榜的报道，大陆出版考察团或人员对欧美及日本书业的考察报告、对国际书业负责人的访谈等。我特别欣赏“国外出版社成功经营的典范”系列、“欧美出版业市场中介体系”系列、“欧美图书畅销现象面面观”、“欧美出版业股份制操作及产权兼并”系列、“英国出版管理”专题、“日本书业界全国大论战”专题，以及对美国连锁书店、网路书店、出版广告的报道等，这些国外书业的经验，并不一定适合两岸的出版界，但肯定会是重要的参照系，值得我们继续深入探讨。朱福铮、唐俊荣、王益、陈昕等人的海外书业考察报告，在借鉴他山之石的前提下，不忘为自己投石问路，这比起以往瞎子摸象式地从书面“学习”外国经验，堪称迈进了一大步。上海新闻出版局副局长陈昕的《日本出版流通体系考察报告》、《欧洲出版集团考察报告》，足以说明创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过程中慎重其事的评估凭藉。我曾在课堂上介绍大陆组建出版集团的两个不同侧重点，一是以陈昕的《论组建中国出版集团的若干问题》为代表，主张组建美国式的出版传媒集团；一是以胡守文（中国青年出版社社长）的《潮头断想———中国出版业集团化问题初探》为代表，主张参考日本纵向发展的出版企业。这两篇文章都发表在《商报》上，可见它被出版业负责人器重的程度，唯一遗憾的是，《商报》未能安排二人来一场“深度对话”。我对海外畅销书榜的刊登，也有一点建议，那就是加入华文地区的畅销书排行榜，以供大陆书业界及读者参考，具体作法可参考《亚洲周刊》中文版所提供的榜单。
《商报》的特色之二，是重视书评。从早期即设置“人与书”、“商报书评”等版面，直到1998年6月起推出“书评周刊”试刊号，一直到今年1月5日正式推出创刊号，将中国报刊的书评推向一个高峰，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以读者立场开办的版面，希望有助于读者购书、读书的实用书评。伍杰先生曾说：“书评是出版的影子，是图书的灵魂，也是出版文化的旗帜；书评是宣传领域的重要思维活动，也是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我特别注意到经常出现的一个栏目“忠告”，这是对一些盗版或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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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谭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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