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隆基“小集团”_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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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隆基“小集团”

翻译报道时间：1999/3/9 作者：

谁是叶笃义？年青人知道的很少了。他今年八十有七，曾担任民盟中央副主席兼秘书长。他早年即投身民族民主运动，并毕生参与民盟创立与发展的许多重要活动。透过历史风云，老人告诉我们他一生坎坷的道路和曲折的心路历程，不溢美，不隐恶。关于“罗隆基小集团”便是其中之一
罗隆基小集团是解放以后形成的，在解放之前我同罗的关系就已经密不可分了。
1946年我由北平到重庆参加民盟总部工作。当时他是民盟的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我是一名中央委员。中外记者到民盟访问，总是我帮助他招待。因此，我在总部工作一开始就同他的接触比较多。1946年6月23日南京“下关惨案”我被特务殴伤，在下关车站躺在地上不省人事。罗隆基一个人坐着车子把我从下关车站抬回来，以后又送我到中央医院治疗。我当时很自然对罗隆基发生一种感激心情，为我同他以后的私人关系打下了基础。
1946年代表民盟对外联系的是张君劢和罗隆基，罗隆基被推选为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我被推选为副主任委员。从此我同罗隆基的关系更多了。
从一届二中全会到解放以后的四中全会这段期间，我同罗隆基的关系已在前面详细谈过。他在会上受到批判，我接着就想撂挑子不干了。四中全会之后罗隆基感到自己在民盟受到排挤，于是拉拢一小批过去盟内比较接近的人形成一个小集团，我自然身在其内。
小圈子第一个集中谈的是政协及政府人事安排问题。张东荪当了中央人民政府的委员，心满意足了，把政协委员让给曾昭伦。罗隆基看到章伯钧和史良当了部长，而他没有当上，满腹牢骚。周鲸文想当政务院委员，我想当副部长。除了张东荪而外，其余的人都为自己的安排不满意，而认为自己在盟内受了排挤。
政府安排固定之后，小圈子第二个谈论中心是有关民盟四中全会的问题。最初是想使会开不成。大会后来终于开成了。罗隆基受到集中批判。我当时有兔死狐悲之感。我是大会的提案审查委员传播召集人，会开到一半，我就托病回家不出席了。四中全会上成立了盟中央政治局，章伯钧任政治局秘书长，罗隆基又是不服气。我没有当上常委，心里也不舒服。
四中全会以后，小圈子开会讨论最多的是有关盟中央和各地盟组织的人事安排问题。除去盟内的小圈子而外，罗隆基还组织了一个包括盟外人士的聚餐会。约请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名之曰“以文会友”，作学术报告和讨论。真正的目的是借此机会把一批人拉进盟来做自己的“本钱”。如果他们不进盟，也可以扩大自己在社会上，尤其在教育界的影响。罗隆基经常讥笑章伯钧、史良和高级知识分子没有联系，认为知识分子也看不起他们。
罗隆基注重人事安排，而张东荪却不感兴趣。他对政府和国家中的名位都无所谓，而想的是可能变天和第三次世界大战。罗隆基经常公开骂美国，而张东荪从来不敢这样做。张东荪对罗隆基说：“燕京大学骂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很快就会知道。”罗隆基说：“我们已经搭上了共产党这条船，不论它是贼船或者是诺亚方舟（《圣经》中说，上帝教诺亚为避洪水而造的方舟），我们只有跟到底，不能想变天。一旦真的变了天，左舜生、蒋匀田这班人回来也会杀我们头的。”
我参加罗隆基、张东荪小集团，内心不是没有矛盾。1950年我是政法委员会五人核心领导之一，对机关干部几次大的报告都是我作的。当时曾昭伦曾说我得到党的信任。罗隆基、张东荪说我在党内有人缘。我当时曾向政法委员会秘书长陶希晋要求参加党的“同情组”。陶希晋答复已经取消了那样的组织，但是说只要努力，将来可以进一步要求参加党。
我在解放前曾经为罗隆基的口才所折服。第一次在1946年4月重庆追悼王若飞的会上，他的精彩发言曾博得群众的热烈喝彩。第二次在当年9月上海天蟾舞台上海市政府召开了规模盛大的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首先针对潘公展的讲话，针锋相对地一一加以反驳。特务毕竟是少数，广大群众的欢呼喝彩声压下了少数特别的叫嚣。罗隆基反驳完了潘公展的讲话之后，从容地拿出稿子来宣读。最后他说道：“两个人倒下去了，千百万人站起来了！”之后，全场予以经久不息的长时间热烈鼓掌。这确是一场转败为胜的精彩表演。会后，邓颖超、李维汉和罗隆基热烈握手，祝贺他演说成功。
解放后，罗隆基那套口才过时了，没有用武之地了。章伯钧说：“罗隆基是一个好的在野党议员，但是是一个蹩脚的在朝党部长。”李维汉说解放后罗隆基“江郎才尽”了。
小集团的活动从1949年一直继续到1951年底。1951年小集团内两个人出了问题。一个是刘王立明。她把苏联军队在东北的违反纪律的行为公开揭露出来。她的这个“反苏”言论在盟内

李维

云南出版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罗隆基“小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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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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