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与“对话新闻学”_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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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对话新闻学”

翻译报道时间：1999/3/16 作者：刘康

李希光的40万字的新著《中国有多坏》刚读完。一边读这本书，一边看电视，节目里正在讲全球化对于世界经济和金融体系的影响。经济不是我的专业，不敢妄加评论。但这几年比较关心媒体与大众文化，特别是文化在全球化中的作用，所以常常发表些谬论。不过给李希光的新书写书评，我有些犹豫，总觉得不那么合适。这不仅因为我和他等8个人合作了《妖魔化中国的背后》，也因为他这本新书最后又说起我。我们实际上打算再合作写一本书，题目都起好了，叫《冷思维》，希光在他新书里专有一章提到（“后冷战时代的‘冷思维’”）。不到一年时间，希光写了一大部书，而我的冷思维还多半在脑子里面不冷不热地思维着。现在让我来给他写评论，如果尽说好话，会被人看成是互相捧场，要挑他毛病的话，也讨不了任何人的好。尽管如此，还是想借着读希光新著的机会，说上几句。因为我想他这本书不是讲卿卿我我的男女私情，也不是一边谈学论道一边暗藏玄机，而是在讲与他个人利益并无直接关系的“国家大事”（国际大事？）。眼下写书做人都很难，因为牵涉了太多私人纠葛。就此看来，李希光的书有一种大的关怀，我很佩服。我的看法是：写书做人，有没有这点大的关怀是关键。
李希光说，写《中国有多坏》有两个契机，一是美国《时代》周刊主编问他“你为什么要当中国人”，二是《时代》周刊在克林顿98年6月访华时出了一期专题，就叫“中国有多坏”。李希光的新书，正是为了回应美国主流媒体中国报道的话题的。我以为这种写法很精彩，理由有二：一是回应得有气派。《时代》是美国最有影响的媒体之一，在全球发行，美国读者多是中产阶级中文化层次、政治意识较高的（多数美国人以看电视、看地方或专业报纸为主）。李希光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通讯社资深记者，不卑不亢，与《时代》对话，这是要有一点境界的。第二是他这种你来我往的对话手笔，面目一新。这本书里，大量篇幅是对话，与美国记者、中国记者、美国政客（包括克林顿和希拉里）和学者、中国学者和作家的对话、访谈。不同观点通过生动的对话，充分展开，相互交锋，让人读起来，兴趣盎然。
这本书其实可以加一个副标题：《中美媒体对话录》。我以为这样更能说明李希光的意图。他和我两年前合作《妖魔化中国的背后》，意图是把中美双方一边倒的媒体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所谓一边倒，是指美国的主流媒体大肆妖魔化中国，也是指中国媒体一厢情愿地天使化美国。有人质问我们为什么不写中国媒体自身的问题？为什么不写中国自身的问题？前一个问题我们实际上用我们的书回答了，因为中国媒体与文化界对美国报道有一边倒的倾向，我们才要写那本书。后一个问题，在我看也与媒体的报道分不开。在我看来，“妖魔化”是对媒体一边倒的一种广义的批评。批评了，还要有建设。所以李希光又写了这本新书，用不同媒体的对话、交锋的方式，来作一个建设性的尝试。
李希光新书的主题是中美关系，或更确切讲是西方（美国）的中国报道，但他的写法和角度却有更深的意蕴。如希光所言，媒体应该是开放的、有道义责任感的。中国报道、世界报道都是如此。如果再讲远一点，在由人类主体构成的这个世界里，所谓的客观与真实，唯有通过不同主体之间的对话才能呈现。否认世上有客观真实，媒体就完全成了“戈培尔记骗子店”；但不讲主体间对话，客观真实又会变成“王麻子剪刀”，独此一家。我们这代中国人，“句句是真理”听多了，对客观真实的任何独家专利都有本能的敏感。对此李希光在书的序言里已经讲了许多。我认为，李希光是在进行一种“对话新闻学”的尝试。我这里讲的“对话”，不是指一般记者的访谈和对话，而是指较为抽象意义上的“人类社会的主体间对话”。从揭露、批评一个“妖魔化”的问题，到开始一个“对话新闻学”的建设性尝试，这是一个重要的过程。
克林顿访华时期，中国媒体的几次的现场直播，就有一点对话新闻的味道。在那段时间里，江泽民、北大学生与克林顿的不同观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显示出中国领导人和北大的学生，很有点气派和自信心。
有点自信很重要。但在全球化的格局下，更重要的是有清醒的头脑。全球化在媒体和世界报道方面（包括中国报道），整体来说是非常不公平的。美国的CNN和主流媒体、美国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无论是好莱坞电影，是可口可乐，还是新古典经济自由主义，或是“历史终结论”，“文明冲突论”，今天仍然占据着支配全球的地位。美国的媒体是不讲“对话新闻”的，而是坚持讲“客观真实”。但没有对话，客观真实当然只能由美国人来判断，由美国人来告诉大家。媒体全球化的意义，实际上就是由美国媒体来昭示全球，什么是客观真实，什么是好与坏。中国发展也好，中国报道也好，仍然不能脱离这个总体的格局。现在中国人相当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在

《心！》

作者：陈希我著

全球化与“对话新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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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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