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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外事翻译

翻译报道时间：1999/8/24 作者：范守义

英语遍世界翻译是桥梁——周恩来
谈到中国的外事翻译史，我们无需追溯得很远。其实，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近代外事翻译史是以第一次鸦片战争与不平等的中英《南京条约》（1842）的签订为开篇的。而将条约翻译成中文的竟然是三个传教士；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外事活动，我们的特命钦差大臣竟然没有自己的翻译可带。实际上，他们对条约文本的内容和翻译是没有什么发言权的，他们也无需仔细研究或推敲文字内容。他们所有的是那种总算把他们打发走了的如释重负的感觉。但是他们想错了：帝国主义列强接踵而来，随后就是中美《望厦条约》（1844），中英《天津条约》（1858），等等。就是在这个不平等条约中，英方提出“俟中国选派学生学习英文英语熟习，即不用配送汉文。自今以后，遇有文词辩论之处，总以英文作为正义。”可见在清朝末年已有几亿人口的泱泱大国，其汉语也是没有地位的。帝国主义列强要求培养中国学生学习英语，无非是更好地为其侵略中国的政策服务而已。而学习英语却首先是从去美国开始。容闳是由一名传教士带到美国的三个“自费”留学生之一；正是这位耶鲁大学本科毕业生日后促成了四批120名中国少儿赴美留学，成了中国最早的“公派”留学生。此后，清王朝也往欧洲派遣留学生。虽然由于有些冥顽不化者从中作梗，致使将这几批留美学生提前召回，没能按原计划完成15年的留学任务，但是，还是有一些人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他们的名字。从各国归来的留学生，有为数不多的人加入了外事工作的行列。然而，纵使他们有拳拳爱我中华之心，他们也没有办法挽救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第一次鸦片战争一百多年之后，归国的留美学生又在朝鲜战场上与美国控制下的联合国军交锋，成了“战地翻译”。由于他们艰苦卓绝的工作，胜利地完成了党和政府委托的重任，显示了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用他们的智慧、勇气、力量和公理战胜了强权。此后，中国的外交部和其他部委的外交外事翻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外交外事活动中，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重大任务。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翻译们的表现也赢得了国际同行们的认可和尊重。
那么，对于那些有志于外交外事工作的年轻人，如何能够把自己培养成合格的外事翻译工作者呢？《外事翻译》一书首先强调的是政治条件：热爱祖国、忠于祖国；了解、理解、拥护党和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有献身外交事业的精神和埋头苦干、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严守国家机密、严守外事纪律；要有良好的翻译道德。这些是每个外事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的政治思想素质。当然，只是政治思想好还是不能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的，还必须有深厚的语言功底。这不仅是指要听、说、写、读、译都过硬，而且还要有扎实的文学造诣，特别是诗词古文要娴熟。这样才能比较有信心地为那些才华横溢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作好翻译工作。可是，仅有语言文学功底还是不够的；好的翻译工作者还要有丰富广博的知识。既然领导人之间的会谈主要是谈国际形势、双边关系，互相介绍各自国家的情况，那么，翻译工作者就必须关注、涉猎有关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文化、历史等方面的知识；跟踪国际和国内形势的发展。总而言之，正如作者们所说：“大到世界格局，小到菜名、花名”什么都要知道一点，即要成为“杂家”。
在翻译时，如何把握好分寸，使用什么样的标准来衡量翻译的好坏呢？周恩来总理明确地指出，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务是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外交语言是国家对外政策的体现，是一国政府对别国政府或国际社会的庄重的承诺，涉及国家的安全、利益、尊严、形象，涉及国家间的关系。因此，外交翻译的首要任务是准确、正确地传达党和国家领导人、外交部官员及有关人员的原话、原意。与此同时，尽量兼顾“达”、“雅”，使译文通顺、明白、优美。做到译出的中文符合中文习惯，像中文。译出的外文符合外文习惯，像外文。“信”与“达、雅”是一对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我们力求做到两者兼顾，使译文尽量符合“信、达、雅”三条标准。而对于口译来说，则要做到“准、全、顺”，也就是“信”与“达”。
作者们还特别提到要有翻译意识。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大量阅读、系统积累的基础上，时时处处都考虑如何翻译。要养成一种随时随地都注意外语的表达方法，随时随地都考虑两种语言的倒译。这样，在真的翻译时，心里有底，就不会干瞪眼，不知如何翻译，使大家都很尴尬。学习翻译的人们所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做笔记。许多人都以为学会速记，就不怕记不住；其实不然。因为，即使是最熟练的速记员在解读自己的速记笔记时，也不会像好的译员那样，迅速地解读自己的直观的文字笔记。当然，使用一些数学、逻辑符号，缩写或其它一些自己创造的符号，会对提高笔记速度

《心！》

作者：陈希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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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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