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拨开历史的迷雾

翻译报道时间：1997/6/6 作者：

蒋经国临终前的健康状况比往日好，1月1日还参加庆祝元旦的活动，但1月5日立下遗嘱至1月23日逝世，前后过程颇引人疑虑——
1988年1月23日，这一天是蒋经国在世的最后时刻。蒋经国的死因，在台湾各界有种种的传言和猜测。事前蒋经国的医疗小组没有任何预警，他的猝死之谜或许将成为历史上的疑云永无驱散澄清之日。
蒋经国临终前的健康情况比往日好，1988年元旦曾坐在轮椅上出席台北市庆祝活动。1月5日，这是台湾官方的蒋经国预立遗嘱时间，根据台湾官方说法，蒋经国在这一天口授“总统府”机要秘书王家骅，记述如下遗嘱：
经国受全国国民之付托，相与努力于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大业，为共同奋斗之目标。万一余为天年所限，务望我政府与民众坚守反共复国决策，并望始终一贯积极推行民主宪政建设。全国军民，在国父三民主义与总统遗训指导下，务须团结一致，奋斗到底，加速光复大陆，完成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之大业，是所切嘱。
中华民国七十七年元月五日王家骅敬谨记述。李登辉、俞国华、倪文亚、林洋港、孔德成、黄遵秋、蒋孝勇。（签名）
纵览遗嘱全文，通篇文字皆为标语口号，无任何实质内容，这和蒋经国务实稳健的作风很不相符。许多台湾民众包括著名作家李敖都认为遗嘱是蒋去世之后由别人代笔拟就的。
台湾《民进》杂志曾对蒋经国的遗嘱提出五点疑问：
一、蒋经国的遗嘱1月14日见报时出现了《中国时报》与《联合报》两个版本，《中国时报》版上的左下角有“金山牌”字样，而《联合报》版则没有；《中国时报》版的行间线条整齐，而《联合报》版则有扭曲。再者，遗嘱用的是市面上最常见的金山牌十行纸而非“总统府”用纸，蒋经国有自己的专用公文信纸，即使不用公文纸，也不必到街上随便买。此事令人费解。
二、从用词上看，似非遗嘱用语。蒋经国本人与夫人蒋方良均未在上面签名，按台湾“民法”规定，遗嘱无本人签名或按指印无效。且在遗嘱上写“经国先生遗嘱”亦非遗嘱格式。
三、遗嘱只注明是1988年1月5日由王家骅记述，但签名的“五院院长”却未注明签名日期，事实上，他们是在蒋经国去世当天近6点钟时才签的名。这种未在生前签名的遗嘱，在“法律”上是否有效还是个问题。
四、如果是政治遗嘱，则内容太简略，且蒋孝勇不宜签名；如果是私人遗嘱，则“五院院长”不必签名。
五、据了解，除了这份遗嘱之外，蒋经国对家事没作任何交待。
因此，遗嘱系别人伪造的可能性极大。
1月7日，台湾当局的喉舌，“行政院新闻局局长”邵玉铭在答复记者提问时，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
蒋总统并不因为坐轮椅而影响其主政、决策的能力。我发觉蒋总统的指示明确，思维敏捷。我个人认为：总统的健康情况非常良好。
蒋经国本人也表示“身体可以撑得下去”。病逝前一天，即1月12日，他还在筹备国民党“十三大”的人事案，并在“总统府”召见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李焕，商谈有关事宜，丝毫没有病入膏盲、命垂旦夕的迹象。
1月13日晨7时30分，这一天台北市天气晴朗，碧空万里。蒋经国起床后突然感到身体不适，头晕目眩，并伴有轻度的恶心呕吐。侍从医生立刻扶他躺下，测量脉搏70次／分，体温35。C，血压为110／70毫米汞柱，一切均正常。同样的症状以前也出现过，加上蒋经国近来身体似乎比从前还好一些，所以医生也没有多加留意，只是用静脉点滴为他注射葡萄糖，补充能量。
13日是星期三，按蒋家的惯例，是晚辈们和蒋经国夫妇共进午餐、同叙天伦的日子。上午10点后，三公子蒋孝勇、长媳徐乃锦及长子蒋孝文先后到大直官邸拜望父亲。他们见到蒋经国躺在卧室里吊着点滴注射器，就未上前打扰，向医护人员询问几句，知道没有大问题，就到母亲蒋方良房中问候，然后各自离去。
此时官邸内一切寂静如常，只有一名侍从医生守候在蒋经国身旁，“总统府”的主治医师居然远在台湾南部。
下午1时55分，蒋经国的病情突然毫无预兆地恶化：大量的血从口腔、鼻腔内喷涌而出，这是颈部大动脉栓塞引起血管破裂所致，人也随即处于昏迷状态，心电图显示他的心脏逐渐衰竭。在场医生立刻按动急救电钮，同时用吸引器帮助排血，但蒋经国的耳孔也开始血涌不止，这正是民间俗称的“七窍流血”。
这时，由全台湾最优秀的医生组成的“急救小组”匆匆赶到。但已回天无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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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作者：杨澜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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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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