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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暗的死神与人的终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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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1999/9/28 作者:

编者按 菲力普·拉布罗,法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卢森堡电台的副总裁。拉布罗在欧洲其知名度曾与阿兰·德龙比肩。这位“红”极一时的名人于九十年代中叶得了一场暴病,被送进了急救中心的隔离间,距死亡只有一步之遥。在天意和意志的帮助下,拉布罗最终还是战胜了死神,并以一颗年轻的心重返人间。该书即为拉布罗在这一时期对人生所做的深刻反思。该书在终极程度上体现了一个人在面对死神时所具有的力量。
办住院手续!我最初断然拒绝。
我之所以不想住医院,不仅是因为想到从此不能再工作、在疾病面前认输,这在我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更主要的是觉得以前只作为探视病人的局外人了解了这种环境,现在要身临其境,这当然更无法接受。我探望过的人有生病的朋友,也有住院的亲属;我还探望过各种自杀未遂的人,还探望过猝死者,像梅尔维尔就是这样,他在深夜里动脉瘤破裂,急送至医院抢救。我隔着走廊里的一块门窗玻璃,哀求医生们救活他。医生们指着我那无限尊敬的朋友的高大身躯给我看,他已经面色苍白,不能生还。医生们说:“我们对他已无回天之力,能试的办法都试过了。”
医院里的此情此景,我一想到就无比厌恶。
我妻子和女儿却对我说:“应该去住院。”
我躺在床上,当着她们的面像个孩子一样呜呜咽咽地哭开了:“不,我还没有思想准备。”好像发生了一场争执。两个女人——母亲和女儿——给我开起了玩笑:“你要是不去住院,我们就不再搭理你,把你一个人孤零零地撇在这里。”
几个小时以后,我精疲力尽,身子好像被掏空了。我惶恐起来,再加上全身发着高烧,气急胸闷,于是我把那位教授请来对他说:“我想通了。”
她们送我入院。我还记得在车上那最后一段行程。那天是星期六,天气晴朗,气温也比较高,时令已是五月底六月初。我已无力开口说话。第二天上午,通过纤维造影,终于测出病灶的大小,于是我被送到了救生处。
我按照先后次序想着这一系列过程。现在好了,我终于恢复了时间概念。于是我向自己提出了问题:“要是这本手稿是你的最后一本书,你将怎么对待?要是你一病不起,你是否把它算作你的遗作?而这本书真的有这种身份?它是否有列为遗作的价值?别人会对它作另一种评价吗?读者会看你在下意识状态中写出的那些东西?”
紧接着我又自问道:“想这些又有什么意思?毫无意思。要是你再也不能苏醒过来,至关重要的不是你把这本小小的文字作品算作什么而是你会给爱你的和被你所爱的男男女女们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现在我面临的有这些问题:
孩子们将怎么办?小小年纪失去父亲将会给他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父亲的突然病故将会怎样戕害他们的爱好、他们的欢乐、他们的交友、他们的志向、他们的情爱、他们的教育、他们的谈吐,甚至他们的外貌》?
这种伤痛很可能在一位青年身上造成无穷的危害,带来天崩地裂的后果。
这种意想不到的丧父之痛会把一切都打乱,甚至影响到一颦一笑,举手投足,连眼神和心态都会被扭曲。我却有幸在进入成年人的年龄时,父母都还健在。我父亲活到九十岁才去世,这样的长寿而终已不会使人感到突然,感到意外。我虽然伤心,但思想上早有准备,所以能够承受。我虽然悲痛,但我早就想到我所热爱、畏惧和尊敬的老人最后必然要寿终正寝,心里也就释然了。岁月给了我充分的时间去适应这样的变故。我虽然时时思念他,但这种哀愁是轻微的,是用某种方式来寄托的。然而,要是我不久猝然死亡,我的儿女们怎么能承受和面临这一残酷的事实,这个他们压根儿没有想到的突然袭击?
他们的母亲却没有我那么幸运。她的生身母亲在她的青少年时期就过早地离开了她们,她和她的姐妹们都过早地失去了母亲。从我妻子的话音里,以及根据我对她的理解和观察,我部分地、肤浅地猜测到这种过早失去母亲所带来的感觉和后果。尽管她能时时想起这奠定人生的第一次经历,但她有能力、有办法找到足以应付一切的力量吗?有了办法是一回事,最后能不能做到又是一回事。她是否有办法来对付这场痛苦的袭击,我已无需操心了,她比我更能适应不幸的遭遇。然而最后她是否能够做到……并且每天都保持旺盛的精力来帮助孩子在失去父亲的环境下健康成长?那在厨房里按惯例吃早饭的场景又莫名其妙地浮现在我眼前,而且像广角镜头的照片那样清晰:从窗户角落到家人切面包的白色桌面,整间厨房的景观尽收眼底。白色的墙壁、白色的门窗玻璃、蓝色的厨房用具,这是依照《纽约人》杂志的封面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