毋忘国耻再造文明_中国出版传媒商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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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忘国耻再造文明

翻译报道时间：1999/5/18 作者：杨国强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曾为近代中国带来过一个进化论时代。与忧患生于天人之际的赫胥黎相比，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处强邻四逼之中，忧患生于民族危亡。因此，积五十多年中西交冲的创巨痛深之后，达尔文以“天演公例”诠说物种的那套道理最能入严复之心的，却是由此引申而会通于人类的族群之争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曾为近代中国带来过一个进化论时代。因此，在追说百年变迁的时候，严复和《天演论》都成了解读这一段历史的题目。
赫胥黎作《进化论与伦理学》，关注的是天人之际，作为一个长久地探求过物种原始及其嬗变因果的人，他熟知天演是在种生种灭的淘汰不息中实现的。这个过程由物竞和天择驱动进化，然而用人世间的尺度来衡量，物竞和天择与正义、公道、良知都不相容，“宇宙本性不是美德的学校，而是伦理性的敌人”。因此，他以进化论与伦理学相对举，用意全在抉示天演与人道的相悖。虽说赫胥黎是个自觉的达尔文主义者，但他不相信以天演行进化的“宇宙进程”能够移到人类社会中来。事涉天人之际，他守护的是人世间的“伦理进程”。这些思考表达了一个生物学家对终极性价值的深沉关怀，百年以后仍然能够唤起人心中的共鸣。
严复译《进化论和伦理学》，则旨不在阐说终极关怀。与忧患生于天人之际的赫胥黎相比，19世纪末期的中国人处强邻四逼之中，忧患生于民族危亡。因此，积五十多年中西交冲的创巨痛深之后，达尔文以“天演公例”诠说物种的那套道理最能入严复之心的，却是由此引申而会通于人类的族群之争。
物竞天择之理“微禽兽为然，草木亦犹是也；微动植二物为然，而人民亦犹是也”。（《原强》）这些议论都在把达尔文主义放大，并使他亲近“用生学（生物学）之理以谈群（社会）学”的斯宾塞。
由于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以天演比照人道，提供了一个把两者勾连起来论说的原本，所以严复乐为译述。但赫胥黎并不喜欢天演罩尽人道的设想，所以严复又常常要作案语，引斯宾塞以矫赫胥黎。述与矫的参杂，使严复的译作显出别开一格的创意；然而赫胥黎借进化与伦理的对举以示人道颉颃天演的那一层意思，却在移译之后的书名中被天演的独面亢进淹掉了。
严复取西学以阐扬天演，意在为国人说时势。因此，译述的过程往往会催发时论，用“争存天择之理”推演中国的困厄和出路。与中日战争失败之后的一派愤懑激越相比，其议论以天演公例审量彼己，特色不在于贲张而在于沉痛：“民力已荼，民智已卑，民德已薄”，而“岁月悠悠，四邻耽耽，恐未及有为，已先作印度、波兰之续，将斯宾塞尔之术未施，而达尔文之理先信”。（《原强》）这些危惧之词以物竞天择逼出了除旧布新的旨义，在维新变法回声四起的年代里，它们显然是一种能够入人心田的力量。于是，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自严氏之书出，而物竞天择之说厘然当于人心，中国民气为之一变”。（《民报》第2号，《述候官严氏最近政见》）
中国人为求“自强保种”而接受了进化论，然而进化论的演绎引申却急速地改变了中国人的世界观。
从19世纪四十年代开始，六十年中西交冲的历史过程曾使几代人经历过战争流血、议和流泪的痛楚。因此，忧国的士人常常以“理”与“势”申论中西。前一面表达的是善恶和是非，后一面表达的是强弱和利害。为势所抑的中国人始终在心里守护着理。然而物竞天择以天演和运会倡说强弱利害，遂使是非善恶一面不能不一变而卑卑气弱，再变而奄奄消歇。理与势的嬗蜕，催生了“潮流”一词。自从孙中山倡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以后，20世纪的中国人大半都成了对潮流既敬且畏的人。后来的岁月里，出现过成群造潮流的人，也出现过成群随潮流的人。潮流的来去，演出了一场一场悲喜剧。然而自后人看去，“顺之则昌”和“逆之则亡”却往往不容易得到印证。
当“势”转化为“潮流”的时候，“天演之事，皆使生品日进”又为中国人送来一种进步观念。“日进”使人崇新，而后的百年，人间的论争便常常化约为显目的新旧之争；“日进”又使人乐于前瞻，因此中国人在近代化过程中历经坎坷磨难，而笔下流出来的却总是欣悦乐观。这种与崇新连在一起的乐观主义鼓舞过一代一代的人，但由此唤起的激情一旦消散，剩下的便只是些志士的落寞。
四十年代后期，潘光旦作《文明往哪里走？》，说过这样一段话：“二百年来，有不少西方人士，近几十年来也有不少的中国人士，就仿佛骑在这文明进步的潮头上，认为我们但须不拂逆这潮头的动向，或至多也只须推波助澜一下，我们便指日可以诞登彼岸。对于这一类的人士，任运已不止是习惯，而是自然，真是‘习惯成自然’了。”对于“近

《心！》

作者：陈希我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