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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式与排列式

翻译报道时间：1999/8/10 作者：张静文

西方政治社会学和中国传统思想体系的中心关怀虽然都是秩序问题，但我以为，它们是从不同的立场进入秩序论证的。前者以权利分化与交换讨论秩序，它的基本问题便由最一般层次的权利界定开始，运用抽象而简化的分析单位，组成国家与社会、个人与公众这样一些最基本的关系。在这样的视野下，权利越界被视为权利侵犯，由此形成的冲突构成了损害秩序的主要根源。对于这种“根源”的不同认识，形成了若干分析取向，与我们的关切相近的，有“公民社会”（CIVILSOCIETY）和“法团主义”（CORPORATISM），它们概括了不同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结构。前者重在限制国家组织的权力扩张，后者则寻求双边的权利交换及合作；前者重“区分”，后者重“联系”。而其背后的经验基础是不同社会的历史、文化和权利结构演进的积累。
那么，在中国，这一演进和积累是什么呢？我们是否有相同意义上的“国家与社会”问题？如果说我们的问题是别样的，那么是怎样的？使用什么观念能够使我们看到什么问题？“国家与社会”能够帮助我们分析中国秩序么？我们已经指出，国家与社会分析的核心假定是权利、边界和交换问题，这样的讨论需要相当程度的权利分立为前提，而中国的权利分立——如果它确实存在的话——是什么样的结构？什么样的组织或规则支撑着这种分立？这些都是本集关心的问题。
中国传统的秩序论证从“合”的立场出发，主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整体统一，并认为这是达成秩序的要件，权利分立在这里不仅不是讨论秩序的前提，而且可能被视为有悖于秩序建设的东西。这种秩序论说也有较为稳定的结构，比如家—天下结构，费孝通先生形象地表述为“差序格局”——以个人为中心层层外推到家庭、近邻、社区和国家。但这不是权利划分的界限，相反，这些“差序”要求模糊界限，将小融入大之中，让后者包含、拥有前者，在每一个层级中通行的原则，都是更大层级的权威至上。换句话说，对权利的划分界定始终不是传统中国秩序论证的中心问题，理所当然地，其讨论通常的出发点就不是对应式（平衡相对关系），而是排列式（上下包含关系）。但是，在运用“国家与社会”对中国进行分析时，对应式往往成了中心假定。相对于我们熟悉的那些文化的、道德的、控制的研究取向来说，国家与社会关系是更具有空间式的、力量对应的、横向关系结构的视角，它改变了我们讨论秩序的常用逻辑和提问方法，尽管它有着诸多变化的见解。
——摘自《国家与社会》（论文集）张静文
《国家与社会》邓正来著／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9月第1版／11．00元
《国家与市民社会》邓正来［英］J·C·亚历山大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3月第1版／32．70元
《国家与社会》（论文集）张静主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第1版／12．00元
邓正来　1956年2月生。现任香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主编。

《提问》

作者：杨澜著

对应式与排列式

摘要:

《提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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