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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识的方式真正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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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00/4/11 作者:孙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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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的虚幻与90年代的错觉:
一种以知识的方式介入现实的思想传统,在90年代并没有能够真正生长
在90年代的中国大陆,“学术”与“思想”的结盟是一个艰难的课题。80年代启蒙知识分子从一元论走向二元论的表述方式曾经在那个时代里起到过超出它实际承受力的作用,它因而成为至今仍然潜存着的思考范式。而这种表述方式又反过来塑造着新一代知识人,在90年代的学术领域里造就着特有的问题意识。思想是否能够以学术的形态面对现实?抑或思想与学术、人文知识分子与学院派专家是否应该分庭抗礼?假如把这些问题与知识分子边缘化的问题混为一谈,那么它们就被最大限度地简化了。事实上,知识分子社会位置的边缘化,并不能成为思想与学术分家的正当理由。反过来说,思想与现实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未能得到真正的认识才是导致思想与学术分家的关键。在80年代的启蒙话语里,思想启蒙被一种虚幻的中心意识支撑着,它使得知识界产生的最大错觉就是认为知识分子可以利用自己的启蒙话语直接改变社会。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种错觉在进入90年代之后不再能够维持下去了,它导致了人们对于人文精神的讨论,却没有引发对于思想与现实关系的追究,这是一个最大的遗憾。至今,在各种学术场合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人们谈论知识分子要关注现实之类的观点,而如何介入现实、思想与现实之间有什么样的张力关系,这些问题却很少成为人们关心的对象。正是在这样的知识氛围之中,知识立场被最大程度地简化了:它要么是学院派缺乏紧张度的知识性讨论,要么是极其直观的知识精英介入现实的姿态。而一种新的思想传统,一种以知识的方式介入现实的思想传统,在90年代并没有能够真正生长。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学术思想评论》问世了。在已经出版的5辑里,它显示了越来越自觉的自我定位,这就是尝试建立以学术为基本立脚点的思想立场。不能说它所发表的文章水平均衡,也不能说它具有鲜明统一的思想立场,也许恰恰是在这种不无内在矛盾的探索之中,《学术思想评论》显示了它的多种可能性。
综观几期的内容,它大致保持了栏目的持续性。最令人注意的是从第一期开始就被排在最前面的“学术现象论析”。在后面的几期里,它确定了自己的真正轮廓,这就是“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正如贺照田在第二辑这个栏目的编者按里所指出的那样,所谓“学术规范”与“问题意识”在当下正在成为新一轮的外包装,它遮蔽着已有学科构架下的原有习惯思路,以及对于西方流行理论和学术运作模式的机械模仿。而该栏目的设置显然意在喝破这一被惰性所容忍和沿袭的恶劣学风,倡导研究者对于自身问题能力的反省运思,以寻找那些真正能够生长的问题。
真命题与假命题:
“指点江山”有余自我反思不足
区别真命题与假命题何其容易,更何况在90年代以来大陆知识界如此沉醉于学术规范化和方法论讨论的情况下,被作为问题而提出的却未必是真正的问题——在我看来,真正的问题会把人引向不断延伸的思考,而不是引向简单漂亮的结论;建立这样的思维习惯当然不可能一蹴而就。“学术问题的发现与提出”栏目中所作的努力将是漫长而艰辛的,它甚至有可能伴随着各种意义上的迷失,但是它究竟这样做了。发在这个栏目中的若干篇论文提出了一些饶有兴味的问题,提问者都是中青年学者,而问题的主要着眼点在于对各自学科内部问题生长点的关注和对简单套用西方理论的批判。稍嫌遗憾的是,提问者没有表现出太多的疑惑,“指点江山”有余,自我反思不足。
但是这种状态也许正真实地反映着大陆学术的某一个侧面,那就是知识界尚没有一种沉下去面对问题的状态。而在追问什么是真问题的时候,我们也不得不追问,学术是什么?思想又是什么?
呼应这个提问题的专栏,“阐释与分析”和“学科与学术史”两个栏目所设定的目标似乎是提供某种示范性的讨论,所以编者的目光遍及世界学术界,而不仅仅是大陆的有限学人。在这里可以读到美国学者墨子刻关于本世纪中国知识分子自我定位和与西方思想传统格格不入之处的精当论述,也可以在相反的视点上读到日本学者沟口雄三贴近中国思想史自身脉络对中国理气论所进行的绵密分析;可以读到台湾学者赵刚有关杜威重建自由主义的论文,也可以读到美国学者艾尔曼提示的中国史家们面对着的具体难题。而日裔学者酒井直树对于普遍性与特殊性共谋关系的讨论,安得森著名的“想象的共同体”,都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