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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文学与新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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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00/5/23 作者:孟繁华

当下,在批评的主流之外,关于“革命文学”或“红色文学”的问题,同样引起了学界的再次关注。问题的提出,不止是重新检讨和反省这一文学或文化现象,不止是面对这一历史遗产不得已的再次凝望,同时,对当下的文学创作状况,在可资参照的情况下,也提供了对其作出新的评价的可能。当代的文学批评,总是习惯于前沿或锋线,陶醉于欧美的比较,这既符合“全球化”的语境,也符合“与国际接轨”的意识形态。然而,我们欠缺的可能恰恰是对本土历史经验的回顾或分析,我们仿佛成了没有历史的“浪儿”,于是,不断地重临起点就常常成为我们补课的形式之一。
对“革命文学”或“红色文学”的评价,是件极其复杂的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对于过于甜蜜和欲望化的90年代文学创作来说,那里显然还有可资我们借鉴的文学遗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军旅女作家王曼玲的长篇小说《正午告别》是值得谈论的。这是一部单纯的、充满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作品,是一部充满了感怀和诗性的作品,它既是对军旅丽人的热情讴歌,也是对青春岁月的感伤凭吊。它流淌着“红色文学”的基本色调,同时又注入了作家对这一文学遗产新的理解。
小说的故事围绕着一五八医院的“五朵金花”展开,五个如花似玉的女兵自愿来到了军区最艰苦的医院,而且她们大都是干部家庭出身,这一设定似乎与“颂歌”传统不无瓜葛,但作品并未限于对革命传统的颂扬上,它所着力开掘的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红色贵族”在延续前辈革命生涯过程中,所遭遇的新的挑战以及她们对人生价值和意义的思考及选择。和平时期的军人同战时有了极大的不同,正义战争极易于激起军人特别是青年军人的光荣心和荣誉感,她们将在这样的献身方式中获取人生的意义。但和平时期的军人,特别是远离中心城市的军人,在寂寞平静的生活中如何认同新的献身方式,如何在没有轰轰烈烈的场景中同样赋于生活以意义,就成了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这同样也是军旅文学创作面临的问题。
就《正午告别》来说,这里同样没有大起大落的戏剧性场景,姑娘们来到了一五八医院,无非是如何适应新的生活,如何面对情爱和选择未来生活道路的问题。这些普通的军旅生活远不如红尘滚滚的社会生活更易于激起作家的想象力、更易于满足读者的阅读期待。这时,王曼玲选择了更多地走进人物的内心,走进她们与社会、家庭的诸种关系,从而凸现她笔下的人物的性格特征。在“五朵金花”中,作家着墨最多的,最情有独钟的人物是戴天娇。这是一位军人高级将领的女儿,也是唯一选择了没有离开一五八医院的女军人。这自然与她的未婚夫张少伟战死军中埋在这里有关,与她父亲的前妻埋在这里有关。但是,在作者的想象中,这个理想的人物与作家赋予她的品格有更多的关系,她生活中的悲剧性和她日后所要承受的沉重,才能够把这个受难者的形象塑造得更加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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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说明:王曼玲近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