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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神话与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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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1999/4/27 作者:吴伯凡

电脑诞生于“人与机器的做爱”
据说,说故事的最高境界就是说出一种令人入神的荒诞无稽——把某些庄严的事情说得滑稽不堪,又让人们不曾留意的小事情和小人物听起来令人肃然起敬。这部电脑史话讲述的一连串的故事能让人感到此言不虚。
卡莱尔认定历史不过是“英雄的传记”,这未免天真,因为我们常常能在正史之外看到庸人和小丑无数次地改变了历史的进程,而且即使是在历史上那些被公认为独领风骚的英雄身上,我们也不难嗅到扑鼻的庸人气息。这部“史话”有意规避了微言大义的正史笔法,也不认可窥探秘闻以骇人视听的野史笔法,作者试图而且也做到了以平常心来看待和叙述电脑的历史。
电脑技术正在并且将继续造就神话般的现实,其历史的确是“激动人心”的。但作者所言的“激动人心”另有含意。这本书开头向我们展示的颇具传奇色彩的序幕——天才的数学家诺依曼与戈尔斯坦上尉在一个火车站站台上偶然相遇,标志着另一场意义重大的“相遇”——人类与电脑技术的相遇。从此,电脑技术的发展就成了成果与难题的同时繁殖,难题不断地刺激一个接一个的技术天才的大脑去寻求解决之道,而每一个解决之道都包孕着更大、更多的难题。这就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激动人心”。
传播学宗师麦克卢汉把技术的发展相当生动也相当刺耳地描述为“人与机器的做爱”,人脑不过是“技术的生殖器官”而已,当人满以为自己占有了技术的时候,技术已经一举而尽全功地占有了人。技术不断地刺激人的欲望,调动人的热情,给这场西西弗的苦役不断地涂抹上醉人的酥红——一个绵绵无绝期的冷冰冰的充满激情和香艳的故事,一出永远有噱头因而永远有续集的肥皂剧。
在此意义上,电脑的历史就是电脑的技术难题向人脑挑战,不断“激动人心”的历史。
电脑到底意味着福音还是天谴
因此,电脑对于社会和文化的意义并不具太多的乐观色彩。从作者的叙述中,我们甚至感到了一些虚无的意味。人可以想当然地以为电脑造福于人类,但技术自身的意志并不屈就人的善良愿望。书的最后部分,作者把我们的视野引向迫在眉睫的“千年虫”难题。二战催生了电脑技术,电脑给人带来的无数好处极易想到“祸兮,福之所倚”的古话,但“千年虫”问题又让人冷静地思忖电脑到底意味着福音还是天谴。解决“千年虫”难题,全世界将耗费3000亿至6000亿美元,这正好相当于二次大战造成的财产损失总数。人类进入21世纪的昂贵的入场券让人想到,在全面电脑化的21世纪,人类的命运实在吉凶未卜。
电脑营造了一个崭新的空间——赛柏空间。在这个空间里,人类世世代代生长于斯的自然空间给人造成的诸多限制都被一笔勾销了,但在这个第二自然里,人类也随之面临着另一类“自然灾害”,当它发作起来时,其场面不像地震、洪水、火山那样凶险可怖,但其烈度远大于老式的灾害。在这人工的“创世纪”里,当“大洪水”爆发时,人类有没有能力打造逃难的方舟?毕竟,我们只是处于数字时代的“石器时代”,“千年虫”只是一个小小的警示,并不是末日审判的号角。
这是电脑技术很不“激动人心”的一面。当然,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是很“激动人心”的。
在技术和文化两方面都游刃有余
奥地利作家茨威格为法国末代皇后写过一个传记——《一个平常女人的肖像》。在茨威格眼中,这个在法国大革命时期扮演了重要角色,被史家们渲染得神秘莫测的安托瓦内特实际上相当“平常”。决定她命运的,是这个女子从小养成的“小性子”,只不过重大的历史关头把这个爱使“小性子”的女人放大为引发了一系列历史事件,影响了千百万人命运的人物。
历史的观察如果省略了一些“平常”的细节,就会使历史叙述堕入到夸夸其谈、大而无当的“大叙事”中。我这样说无意随意拔高这本史话在所谓“史学方法论”上的价值。我只是说,这是一本不做作的书,而“不做作”恰恰源于她对学院气历史著作无知和淡然,源于作者对于具体史实的谂熟。这一点可以从她对“被人遗忘的大师”、真正的个人电脑之父基尔达尔的生平事迹的关注,以及她对黑客起源的解释和叙述上明显地看出来。
黑客是谈论电脑文化书中最常见的话题之一,但大都浮泛而雷同。赵奂辉的大胆解释令人耳目一新:由西蒙·巴佩特(这也是一位被他的发迹的同事有意不提因而鲜为人知的大师)发明的LOGO语言是著名的心理学家、哲学家、《儿童心理学》的作者皮亚杰的理论与电脑技术结合的宁馨儿,而LOGO语言又导致了黑客的出现,因此应该把巴佩特(他是皮亚杰的学生)称为黑客之父,把皮亚杰称为黑客的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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