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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何时搞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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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道时间:1995/2/20
作者:韦京京
摘要:
姜文执导的《阳光灿烂的日子》虽然还没有公演,但已经博得了不少好评。这部电影的艺术价值暂且可以不去考虑,但这是一部“个人化”的电影,它在中国电影史上应该有自己独特的位置。
所谓“个人化”,这是个只可意会不能言传的词汇,或者,说得干脆些,这是个不准确的表述。在电影史论中,对于这一类强调个人感受,以感受笼罩故事的影片,是称为“作家电影”的,或者说,以法国人阿伦·雷纳,罗伯·格里耶,玛格丽特·杜拉内代表的“左岸派”。这种电影,中国观众较为熟悉的便是雷纳导演、杜拉编剧的《广岛之恋》。
“作家电影”绝不是导演改编文学原著,而是作家专为电影写作,所谓“作家论”的一个重要的观点便是:影片的作者是导演,而不是编剧。
“左岸派”的电影是这样运作的,其结果是,读者在阅读文学本时也会有看电影时的感觉。究其原因,在于作家在写作时就强调了画面感,他传达感受的手段不仅仅是语词。
《阳光灿烂的日子》就被有些评论家称为是“作家电影”,姜文在影片处理中保留了王朔小说里的一些叙事方式,这部影片成功的基础就在于王朔与姜文对于“阳光灿烂的日子”、对于“残酷的青春”有些相通的感受。
相反,刘恒小说与苏童小说的语词是大不相同的,刘恒、苏童与莫言更有差异,但这三位作家的著作被改编成电影后,那便是张艺谋的作品了。因为张艺谋在《菊豆》、《大红灯笼高高挂》、《红高梁》这三部影片的艺术风格和场面调度上都表达的是他自己的个性。
小说借电影而红的情况并不说明小说比电影更高明,我们不能根据这种“改编小说走红电影”的现象而得出“文学自高”的结论。
小说《霸王别姬》算不上上乘之作,语言通顺罢了,可陈凯歌的电影还是差强人意的,电影和小说是两个不同的行当,在当代中国,电影界的“大腕”要比文学界的“大腕”更有劲。
请看看被改编的小说和改小说的那几位导演,我们可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有不少作家是希望他们的小说能被导演们“电”上一把的,但小说家本身的功力差,则被改一部也不会借此走红,如《万家诉讼》,小说作者是谁早已被忘掉了。
小说高明、文学厚实的看法是基于这样一个认识:电影是一种媒体,帮助观众了解小说原著,而没有把电影看成是一种个人化的艺术创作,以法国“作家论”的观点看,张艺谋是一位大作家了,而他改编的小说的原作者是谁并不重要。
作家可不可以更多的涉足电影呢?
当代文学上小说技巧的探索是与电影艺术的创新同步开始的,但到现在仍是你拍你的,我写我的。电影借助小说而成功的例子不少,但作家却没有利用好电影。
追求个人感受,强调艺术品味,作家可以这么写小说。但他们似乎还不愿意尝试着专门为电影写点儿什么。电影艺术探索的高峰已经过去,作家们很可情的错过了那个机会,现在的电影转向商业化,作家们更难有机会驾驭。
这里头固然有操作层面的问题。
但是,作家在电影与小说这对欢喜冤家的婚事里不该总是让人家相你,像“武则天”一下子找了5个面首,作家也应该从主观上接近电影艺术,把感受尝试着用一种新形式表达出来,即使最终成不了玛格丽特·杜拉内或罗伯·格里耶,那也能为小说增添一个新式样,也是一种艺术尝试。
《心!》
作者:陈希我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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