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拉斯：写作是她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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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拉斯：写作是她的生活方式

翻译报道时间：1999/8/31 作者：舒可文

杜拉斯常常能使人想到古代的柏拉图对诗人的害怕。使人着迷或困惑，不管怎样，她都是使用有些暴力的言语方式，不顾事情的轻重，不顾叙述的顺序，人物面目复杂，而且她对此不做解释，为的是还原原始的欲望，以反对任何秩序和理智，因为这种暴力使本能得到机会，使混乱变得有理
说到杜拉斯，与那个著名的苏丹新娘山鲁佐德可有一比：山鲁佐德一千零一夜地给苏丹讲好听的故事免于一死，杜拉斯一生一世地写着有酵母般效果的文字成就了她生存的一维，更为杜拉斯式的说法应该说写作是她的生活方式。山鲁佐德讲了那么多故事，《一千零一夜》被全世界的小孩读着，最传奇的还是她自己的故事，杜拉斯写了那么多书，但她不认为写作是职业，她的写作与生活平行，最终，她成了自己的文本。
杜拉斯常常能使人想到古代的柏拉图对诗人的害怕。使人着迷或困惑，不管怎样，她都是使用有些暴力的言语方式，不顾事情的轻重，不顾叙述的顺序，人物面目复杂，而且她对此不做解释，为的是还原原始的欲望，以反对任何秩序和理智，因为这种暴力使本能得到机会，使混乱变得有理。因此，她的故事使“故事”这个词失去了意义。
于是她的写作确有别于一般的作家的写作，作家总应该为读者塑造一个故事，一个独立或独特的人物，她没有，她的人物的含义、活力、和血液都源于她，并且永久地保存在她的身上，她不让它们散去，因此她的作品和她的生活二者之间形成了互相拯救的对应。
所以，了解杜拉斯和理解她的作品成了同一件事情。所以，杜拉斯说：“干吗要介绍作家呢”？她的作品就足够了，“我是一个作家，其它的任何事情都不值得记住”。尽管她这么说，但除了她的作品之外，似乎总还会有点别的不便入书的事情来满足人的好奇心吧。
《杜拉斯传》没有在这方面多下工夫。传记文本遵循了杜拉斯的写作信条，自始至终讲解的是杜拉斯作品与她的心灵感受之间的呼应，大量的引述，烦琐的考据也是在强调和证实这种呼应的存在。比如，在讲到杜拉斯对孩子的爱时：
这个时代也处于同她自己的生活密切相关的一个悲剧的开端，《痛苦》只是在匆忙中提到这个悲剧，仿佛在集体痛苦的时候无法说出纯属个人的痛苦：“我和罗贝尔。L生的孩子，在出生后就死了……”一篇题为《对这种爱的恐惧》的文章提到这段关键性的插曲。文章进行的对比再次涉及死和生这个题材：“什么也没有。我什么也没有剩下。这种空虚是可怕的。我没有过孩子，连一小时也没有过……我在衡量对这种爱的全部恐惧”。（《外面的世界》第281—282页）
为此还在脚注里引用了杜拉斯的《献给我的母亲》一书中的一段：“我把儿子培养得很差。在他之前我失去了一个孩子，是生下来就死的，他对此很难过。当时我时刻都在担心。最后，我认为母亲的身份是在下流的行为中体验到的。母亲纵情玩乐。”
又如：1968年左右是紧张、摸索、担心、怀疑和希望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杜拉斯的作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缺少通常的情节支持和传统的叙述话语。写作通过连续不断的简短、平列的语句来完成……在《喀尔·V·斯泰因的迷狂》中和在《摧毁吧，她说》中一样，现实主义的所有原则都故意被违背。
包括杜拉斯在18岁时参加救世军，1944年加入法国共产党，后来被开除，1968年5月风暴时的态度，她对萨特、对卓别林、对她晚年的情人扬的评说，以及她对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女权主义、新小说的个人理解，大都通过引述她的小说或其它体裁的出版物以及被记录在案的谈话来呈现的。
作者试图复原传主与其作品的独特对应的特色，传递她表达情绪的语言方式，一方面，要用大量的证据证实这一点，另一方面又要模拟传主的写作气氛，结果，叙述得很累赘，适得其反地掩盖了杜拉斯以其作品建立起来的清晰面目。如果是这样，那还是直接读杜拉斯本人的文字更为一目了然。
不过，这种并不那么讨好的努力倒是更证实了杜拉斯的写作与生活的合二为一，并且，这种合二为一又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作者提醒读者，如果要把她的写作看作自恋或自我中心就是“往死胡同里钻”。能被她说出的和她这个人之间没有裂缝，二者互为认可，这也是作者意识到并强调的，即，杜拉斯“对言语做全新的处理”就是为了“消除存在与言说世界的差别”。就像杜拉斯的作品不能汇集成封闭的整体，它们互相渗透，互相说明，互相推进，永远不能确定，对杜拉斯本人的记述也不可能把她作品作为脚注使她封闭在作品之外。包括她涉足电影也不是简单的形式改变，对于杜拉斯，这依然与写作有关，是对写作进行发挥的一种方法。
所以与其把《杜拉斯传》当成

《心！》

作者：陈希我著

杜拉斯：写作是她的生活方式

摘要:

《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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