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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师的车辙里

翻译报道时间：2000/10/17 作者：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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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就像一个可以随意装扮的小姑娘。至少在中国，人们在感叹世事多变的时候，总不由得会想起胡适的这个说法。的确，不夸张地说，史学家著述历史的时候就是在创造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讲，或者说在某些特定的情境下，历史就是史家用笔塑造出来的，而不是英雄或者人民创造的。由是，不难想见，历史就是在史家的涂来改去中诞生的。历史的这种不确定性使我们以往所宣称的历史的客观性遇到了强劲的挑战。在我们的记忆里，民国时期的历史就是这样。政治史、外交史是这样，社会史、经济史是这样，文化史、学术史当然也不可避免是这样。
近年来，这种改造和重塑仍旧继续着。民国学术史的版图被画来画去，渐渐地，许多曾被有意或无意地遗忘的事实开始浮出水面，显现出其应有的面貌。在史学界，以顾颉刚为首的“古史辨”派就是一支。曾几何时，这支在民国时期曾经横槊大江南北的史学流派，被人们不屑一顾地扔进了“资产阶级学术”的废纸篓，因为毫不留情的“革命”精神不允许任何的踌躇和丝毫的妥协。而今，在其学术重镇顾颉刚过世20余年后，它终于有机会重见天日，向后人诉说沧桑的历史与历史的沧桑。
一提到“古史辨”派，就要提到顾颉刚。这两者之间虽然不能完全等同，但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是可以这样认为的。至于他的弟子们，则是活跃在当代学界的众多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民俗学家、方志学家们。可以说，在近现代中国学术史上，没有哪一个学派像顾颉刚领衔的“古史辨”派那样，有着这样庞大的学术传人群体。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不过，事实上，名师未必就出高徒。因为，名师者，未必志于薪火相传，未必甘于徒作人梯。顾颉刚却是这样的名师。他像细心的花工照料花草一样，悉心地护卫着学术幼苗的成长。为人师先要为己师。缘于对学术研究的执着信念与追求，顾颉刚曾发出过惊心动魄的为学誓言：“我要过的生活，只有两种，一种是监禁式的，一种是充军式的。监禁式的生活是把我关在图书馆和研究室里，没有一点人事的纷扰；充军式的生活则是许我到各处地方去搜集材料，开辟学问的疆土。”　
这誓言伴随了顾颉刚整整一生。无论是在世事难料的战乱中，还是在窘迫潦倒的困境中，他的为学信仰都没有被苦难征服。尽管历尽政治动荡的风霜雪雨，但终其一生，顾颉刚从没有把自己的学术研究当作廉价的供品出卖给政治。像被缚的普罗米修斯矢志要为人类盗取天火一样，任何伟大的成功者同时都是悲壮的炼狱者。顾颉刚也不例外。在学问上的用功几乎时时使他处在百病缠身的折磨之中，但是，他却以“生病是纳税，以数日之病可换得一年之工作”为乐。在祖国灾难深重的年代里，深受“以天下为己任”的儒学影响的老一代学人如顾颉刚者，始终处在学术与政治的双重碾子的挤压之下，然而，苦闷压不垮精神的脊梁，炼狱者从来就是无所畏惧的。他把内心的苦楚化作孜孜的学术研究与和煦的沐人之风，聊以自慰。
因此，在教书育人时，顾颉刚特别注意把“为学问而学问”的信念传递给自己的学生。
嗜学如命的他，就是本着这样一种自觉的文化传承意识，想尽一切办法保存文化火种，传承学术精神。爱才和惜才之心“泛滥”，曾使顾颉刚带出了一大批学术人才，但也使他备尝人情冷暖变幻之苦。在兵荒马乱的年代，为了使青年人有所成就，顾颉刚甘愿牺牲自己的优裕生活，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术条件。1935年，当北平研究院欲聘他为该院史学研究会的历史组主任时，他欣然应允。这时他在燕京大学担任历史系主任，事业如日中天。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如果为了自己的发展，在燕大任职当然是最理想的。但是为了给后学谋觅利于他们发展的出路，他毅然答应担任该历史组主任，并于上任之后，迅速聘用吴丰培等人为主任助理、杨向奎等人为名誉编辑。这样一来，使窘迫中的青年学人得以在有保障的条件下，安心从事学术研究，后来这些人大都成为某个领域的著名学者。而这样做的代价是，顾颉刚失去了对自己而言是最好的治学环境。
在那个年代，顾氏弟子们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们体会到的不仅是顾颉刚对他们生活上的关爱和资助，更重要的是，他们能够深切地感受到顾颉刚博大的学术胸襟所激荡起的思想火花。谭其骧当年还是一个小字辈，他只是在一次上课的课间，偶然地跟顾颉刚说起自己对顾氏所说的“十三州是西汉的制度”有所质疑，认为应该是东汉的制度，不料，顾颉刚鼓励他把自己的观点写出来。尽管谭其骧对此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是，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学

《心！》

作者：陈希我著

在大师的车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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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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