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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邻而居

翻译报道时间：2000/11/21 作者：崔子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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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子恩　文学硕士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主要作品有《桃色嘴唇》（长篇小说，香港华生书店1997年版，入选“香港文化沙漠好书榜”、台湾《中国时报》“一周好书榜”）、《丑角登场》（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玫瑰床榻》（长篇小说，花城出版社1998年版）、《三角城的童话》（中短篇小说自选集，香港华生书店1998年版）；编剧暨演出之电影《男男女女》获第52届瑞士诺迦诺国际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
有过不止一个朋友同我说，等我们老了，把房子调到相邻的位置上，以便随时走动。我没有提出反对，怕伤他们美丽的心。我是一个有“恶习”的人。恶习之一就是素不与近邻来往，从孩童时代起。不是我没有玩伴儿，不是我家居孤岛或孤岛般的别墅。仅仅是过于企求独静或独自狂欢的心情，仅仅是沉湎的规律性：不喜欢随时受访，不喜欢时刻牵挂于近亲般的邻友。
于近邻中不设置近友，就等于没有邻居。友人在远方，那才是我真正的“邻人”。写作的时候，没有人与我近在咫尺，没有过于迫近的声息传过来，传到我的笔墨中。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写作。
于我而言，谈话是一种交流，讲课是一种交流，拍电影是一种交流，唯独写作不是，尤其写小说不是。与交流、与他人无关的事，我做起来最放松，最没有压力，最得心应手，因为它无需任何顾虑和责任，包括自己对自己。写小说仅仅是一种写作游戏，类似于一个孩子独自在家，独自玩搭积木，独自吮手指，独自跳来跳去，独自玩弄自己的小鸡鸡，独自唱一些自编自造的歌儿。写小说可以根本不用关心别人是否喜欢，是否赞同，是否感动，是否咒骂或推崇。因为，没有别人。
写小说的时候，我的身体、我的灵魂如果依然存在的话，就一定处于“无邻而居”的状态，绝对自由，无拘无束。所以，我写小说，从来就是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无所顾忌。在我之外，没有“环境”。有依稀的背景，山影、水影、云影的话，也不过是些经验的或记忆的雨丝风片雪泥鸿爪。
木桌是我的荒原。荒原上生长着一摞稿纸，稿纸边坐着我端正的身体和风扬游走的魂思。我右手握笔，在稿纸上书写。从来没有大纲，包括写长篇。从来都是一个篇名点燃一切。譬如《公厕白金宝典》，譬如《丑角登场》。从来都是下笔千言，一稿而成，不做大的修改。从来都是交叉写作，长篇、中篇、短篇、剧本、评论、专栏文章、假名文章齐头并进，只不过，写小说从来都用“黄金时间”，身居空谷。写其他文类的文字，则可以身居闹市就闹市，身居通衢则通衢，不在乎是在侏罗纪还是白垩纪。
由于无邻而居，我的小说寄或交与的，全部是“陌生人”，全部是投稿刊载，迄今没有一篇为约稿而写作。有些“陌生人”成了我谋面或未曾谋面的友人，有些则同我的稿子一同石沉大海，有待捕捞。我将投稿视作投宝问路，试出的是对方是宝还是草。投稿是走荒路，同我的写作同一种品质，十分契合。它也适宜于旁敲侧击地嘲讽自己：没有什么人需要你，要求你，有需要，有需要的只是你自己。于是乎，我更加勤奋，更加目空无人。
身在无人之境，便自天马行空。远方的鲁羊写信来，说我“写得疯狂且自在。可是读的人，恐怕难得自在，唯余疯狂了”。得暇作为我自己的读者，读来读去，倒是从来不疯狂，唯有自由与自在。
我自知，这与自闭有所类似，也可被视为水仙花似的自恋。好在我已“病”入膏盲，又好在唯小说一途如是，到了讲堂，到了迪厅，到了球场，到了拍片现场，我绝不这么自以为是。
于是我知道，这是使命使然。一生之中，总要把所有的黄金时光分割出来。交给自己身上这样一个执拗得颇有几分可爱的角色，由他任意使用，其他的我无权过问。我是他的母亲，生产他，哺育他，但不可以操纵他，只能满怀心痛与满怀感激地望着，追踪他，听凭他的一生完完全全与小说水乳交融，再无其他。
我因为他而精彩而充沛。我知道他在我身上，但从来不去拜访他。让他自闭在我的黄金时间里吧，不要让他知道他有近邻，不要让他知道他的近邻住在一座叫做北京的都市，在大学里教书，迷恋恋人和朋友，经常收到色情电话，还写许多为稻粱谋的烂文字。
年深岁久我才发现，无邻而居目空无人的是他，与小说世界水乳融，而与我所身处的湍湍都市、川流车辆、浮华人烟毫无关系。他与我绝缘，绝对不过电。他只是挪用我的一部分能量，就像我们在挪用上帝的能量一样。当然也可以反

《心！》

作者：陈希我著

无邻而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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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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