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报记者 谢迪南

麦家：我笔下的英雄其实都是病人、弱者

２００８年最受欢迎作品：《暗算》、《风声》等。

２００８年感言：我的２００８年就像所有四川人的２００８年，地震是最大“概括”，我最想说的话，也像所有四川人一样：感谢全国人民对地震灾区的无私大爱，灾区依然需要你们的关爱，让我们一起继续关爱他们吧。事实上，地震不但搁浅了我的写作计划，也搁浅了我的调动。我本来准备今年六月份就离开四川的，但因为地震，我拖了又拖。新的一年，我也许就在另一个城市生活了。

如果说获奖是一件让人骄傲的事，那今年我可以骄傲的事还真不少，光《风声》一部小说就得了大小五个奖：《人民文学》杂志２００７年度最佳长篇小说、华语文学传媒大奖２００７年度小说家奖、风尚中国榜２００７年度代表作家、巴金文学院年度小说奖、《当代》２００７年度专家奖提名奖等。当然，影响最大的还是《暗算》得了茅盾文学奖。

但我一向认为，得奖是满足虚荣心的事，并不引人骄傲。作家最骄傲的事无疑是写出得意之作。从这个意义上说，今年我毫无骄傲之处，因为今年我没有新作。我一直在写的新长篇《蒙面人》遇到地震，受到了巨大干扰，至今都收拾不起，也许就这么流产了。说到沮丧，这就是我今年的沮丧之一：该完成的作品付诸东流。不过，这还不是最沮丧的，最沮丧的事是今年就在我身边发生了举世闻名的大地震，天地就这么裂了，无数的家庭就这么毁了，那么多天真烂漫的孩子就这么永远告别了我们……让我脆弱而多愁善感的心受到了巨大震憾，几乎有一个多月我都做不了什么事，精神一直恍恍惚惚，处在难言的悲伤和恐惧中。与此同时，我也受到了巨大感动，因为我无比真切地看到、感受到了无私无畏的爱每一天都在身边发生，与无情的天地作着最有情的催人泪下的抗争。我相信，这是今年所有四川人的“最感动”。如果说要收藏，我今年乃至一辈子最愿意收藏的也是它：人们在巨大灾难面前表现出来的巨大的无私无畏无欲的爱！

《暗算》的获奖，引发了读者的很多争议，很多人认为《暗算》属于商业文学或大众文学，如果说因为畅销，那么《暗算》到现在发行３０多万册确实不俗，足有资格被说成是商业文学。但在我看来，通常说的商业文学似乎是个贬称，意味着那些一味迎合市场、粗制滥造的文字垃圾。

如果从这个角度说，我足可声称，《暗算》不是商业文学。《暗算》塑造的是一群为国家安全事业默默奉献、矢志不渝的无名英雄，我带着无比崇敬和凄凉的心情，以每天只写５００个字的速度，用两年时间心无旁骛地创作它，我相信你只要翻开看一页，就会发现我的文字决不会垃圾。我写他们也决不是为了迎合市场，我迎合的只是我虔诚的心灵。

作品一畅销，就否定其文学性。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说法，起码是不严谨的。事实上，所有的名著都是畅销书。谁有《红楼梦》畅销，也许只有《圣经》了。

很多人都问我茅盾文学奖给我的生活与写作带来哪些改变，其实改不改变关键是看自己。当然，茅盾文学奖作为中国影响最大的一个文学奖，我有幸成为得主，就要接受某些试图“改变我”的考验和干扰，对此我的原则就是试图不被改变。我就是个写作者，每天靠读书和写作过日子，我现在依然过着这种日子，不免孤独，但我享受这份孤独。文字也需要我孤独。

对于“沉迷于凡俗人生、日常琐事”的写作，我是反感的。我崇尚英雄主义写作，但我的英雄不是“高大全”的。我笔下的英雄其实都是病人、弱者，我痴迷于他们对自己信念和才能执着不放的精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今天的人最缺乏的。今天我们全身披着沉重的欲望和利益，但我们为此失去了心灵，甚至是最基本的人文精神。我忠爱他们，也许就是因为我不欢喜现在的我们，包括我自己。

我的英雄首先是一个真实的人，然后是一个特别的人：他们在特别的机构里从事着特别的工作，迫使他们有一种特别的精神，因之他们的人生也有一些特别的风采，仅此而已。

２００９年，写作计划上，希望找回重写《蒙面人》的感觉，这部作品因为地震而搁浅，我希望来年能调整一下心态。

何马：我发现笔下的故事越写越长

２００８年最受欢迎作品：《藏地密码》等。

２００８年感言：冥冥中，我被选中在这一年写出《藏地密码》给对西藏感兴趣的朋友看。我觉得很幸运，也很感激被选中。我希望所有人，经过２００８年，都更懂得什么是真正想要的幸福。

２００８年我最骄傲的是，我为穿越亚马逊做好了各种准备，写完《藏地密码》，就可以去了。我没有最沮丧的事。我最喜欢的，是写作《藏地密码》的过程。我最感动的是，有这么多的读者喜欢《藏地密码》。我最愿意收藏的回忆是，活佛为《藏地密码》开光，为所有《藏地密码》的读者祈福。

《藏地密码》逆势而上，成为２００８年中国大陆畅销图书之一，这个结果并不出人意料，就像——如果《藏地密码》卖得更好，我也不会感到意外一样。我坚信，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对西藏充满向往之情。西藏存在于他们的心中，他们通过读《藏地密码》，提醒身体里存在的要去一趟西藏的本能冲动。西藏是很多人的灵魂故乡。

不过，伴随着《藏地密码》的畅销，也出现了很多谣传，譬如有人说《藏地密码》是团队合写的。在这里我要澄清一下，《藏地密码》这个故事是我一个人写的，我为此构思了将近１０年。我相信读者们能感受到，并不是人多就能写出《藏地密码》的。它里面有我很多来自内心的思考。写作《藏地密码》的过程，也是我对西藏敞开内心的过程。我对西藏的所有感情，在写作的过程中得到了完美释放。我利用一切时间写作，在飞机上写，在马桶上写。有一次沉浸在故事情节中，在马桶上坐了几个小时而浑然不觉。

最开始，我估计用６本书就可以把《藏地密码》写完。但写的过程中，很多意料之外的故事纷纷出现，它们潜藏在我的内心深处，在我决定要把我知道的所有西藏秘史写出来的时候，它们全部出现了。我希望，通过《藏地密码》，把我对西藏的所有感情、我对西藏的所有隐秘的了解以及内心的想象全部写出来。在这之后，我可能不会再写任何有关西藏的东西了。在这样一种倾尽全部的心态下，我发现我笔下的故事越写越长。我只能选择顺其自然，于是写了８部才写完。我写下的每一个有关西藏的故事都不可或缺，它们都是西藏秘史的一部分。我相信真正喜欢这本书的朋友，可以理解一个写作者对内心的遵从，我觉得那才是对自己，也是对我的读者真正的尊重。

２００９年，还没有其他新的写作计划。目前最重要的就是把《藏地密码》写完，给喜欢的读者一个交代。

陆天明

杨天石

李 洱

何 马

麦 家

苗长水

六 六

陆天明：作家不触及当代就是“失职”

２００８年最受欢迎作品：《命运》等

２００８年感言：２００８年，出版了《命运》，同名电视剧也拍完了，２００９年，我可能做两年事情：和儿子陆川合作拍一部电影，在“密谋”中。大家都有所期待，做不好，宁愿不公布。要继续写中国三部曲，写《命运》放下了。快马加鞭，看能不能出版。写好它，写出我一生追求的那种大作品好作品。希望能够把我一生的经验得失都融会贯通其中。

为纪念改革开放３０年而写的《命运》算是我２００８年最大的收获了，两年半的写作过程就像一个持久战，终于赶在改革开放纪念日之前面世，并受到读者好评，让我特别欣慰。写一部长篇小说或者拍一部电视剧对我而言，本该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但当我拿到《命运》时，手都发抖了，因为这部书有特殊意义。

评论界和舆论界一直在责难，中国当代没有大作和大作家，这种对当代文学和当代作家的批评并非空穴来风，但要分析一下当代作家为什么写不出大作时，就会体谅到当代作家的难处了。《命运》作为当代题材，描写的是还在进行当中的巨大社会变革，所有当事人都活着，在真实的地方写出真实的历史事件，涉及到一大群真正的历史人物，把当代历史拿到文学的轨道上来展示，需要突破的地方很多，这在当代文学里是第一次，因为过去和现在一直存在各种各样貌似有理、其实极不合理极不科学的条条框框，阻碍着作家去真实地观照和表现中国当代的历史。既然观照和表现当代重大事件，重大主题如此艰难，许多作家就会采取敬而远之，绕道而行的办法，去写别的了。惹不起，难道还躲不起吗？在这种情况下，空泛地呼吁和责备，既不公平，也不可能起到任何实效。

此外，对像改革开放如此重大的历史题材，怎么进行文学表达，并没有太多的当代作家尝试过这样驾驭宏伟的历史事件——让一群重大的历史人物和虚构的文学典型形象同在一个真实的地域，力求真实地表现一个重大的历史进程，这在当代的文学创作中应该说还是第一次。

如何摆脱事件和历史“纠缠”的困扰，从人这方面去开拓和表现这次伟大变革，寻找到和表现好新型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当代文学里一个崭新的课题。正因为有这样一群新型中国人，才能产生３０年的伟大奇迹，推动中国历史的前进，观照后再把握住，这是中国当代文学一个主要的使命，我在《命运》里做了尝试。

让我感动的是，今年在汶川大地震和奥运会中的志愿者，他们几乎都是“８０后”，大多是独生子，他们在国家民族遇到灾难的时候，关键时候挺身而出，做出了让人惊叹的主动性。

让我感到沮丧的是，遭遇了汶川大地震。更让我气愤的是，对于在地震中不顾学生，只顾自己逃生的范跑跑，竟然有很多人声援他，认肯他的逃跑行为是维护自己的生命权，难道只讲生命权不要关怀弱势群体了吗？此外，前一段某电视台“改革开放３０年晚会”上把郭敬明当作青年作家代表让他上台发言，这件事情也让我感到沮丧。郭敬明是法院判定的“文偷”，而且是不知错不知改的“文偷”，仅仅因为他的书有销量，就把他作为青年作家的代表，居然没有半点质疑和反对的声音，中国的文学和社会心态真的已经就堕落到这种地步了吗？这涉及到把青年和青年作家往哪里引的问题。因为他能带来销售（市场）效果，就不要道德评判了吗？尽管韩寒和我吵过架，但我绝不这样说韩寒，我还是比较看重这个小伙子的，他批评体制也罢，跟我吵架也罢，他是一个诚实劳动的人。

这几年，关于文学有很多争议，甚至曾经非常清楚的文学基本价值观现在都需要重新讨论。文学到底是什么？毫无疑问，文学应该是人民的文学，是时代的文学。我认为，文学一定要和人民的命运结合在一起，要关注人民，替人民说话。不管是实验性的还是通俗性的大众文学，都应该站在人民的角度去表现人民的努力和挣扎，只有这样，文学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脱离了时代，脱离了人民，文学一定是苍白的，一定会变成弃妇。从１９９５年以后，一度辉煌的文学走到了边缘，新媒体和市场经济的冲击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但同样受新媒体和市场经济冲击的西方，照样有大作品和大作家，“代代有佳人出”啊。

有人甚至扬言，只要在当代走红的作品，一定是粗糙的。这种缺乏起码文学史常识的断言，充分说明，一种偏见已经到了何等武断和蛮横的地步了。难道非要束之高阁，才算是真文学？不一定吧？而为了保持文学的所谓的纯洁性而有意远离大众的倾向，更是让人担心。鲁迅早就说过，这个世界上并没有什么为文学而文学的文学。拔着自己的头发是没法离开这个地球的！２０多年来，小众等于高雅文学的理念一直错误地引导大家，因为如此，所以多少年来我们出不了大作家。马尔克斯关注民族的命运，他的作品在全世界很受欢迎，成功的不仅仅是他的魔幻现实主义写法，而是摆脱了小我的阴影，在观照自己的人民命运。

让文学回归人民，关注和观照人民命运，不是一定要写当代题材和重大题材。作家写什么怎么写，应该有完全的权利。但不管写什么，都要体现人民的心声，表现人民的命运。幸好，现在很多中青年作家都意识到这个问题，进行第二次回归了。因此，我觉得中国的当代文学是有希望的。当然有了观照人民的心愿，并不等于就能写出好的文学作品，观照人民的作品并不一定就会有高品味的文学性。这里还不能划等号。但首先要把脸转过来，对着人民和时代。这是非常必要的。方向错了，一切都错了。

我经常说作家不触及当代，就是“失职”。因为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不亚于几百亿年前的造地运动，确定了中国几百年的生存态势和命运走向。在这样一个巨大变革的年代，每一个中国人在为这个变革尽力。作家要不要参与呢，应不应该袖手旁观？我们的民族发生了这么大事情，如果中国当代作家和文学都对这个伟大的变革不置一顾，那么在历史面前是要脸红的，也无法向子孙后代交代。我们个人在这样变革中能起多大作用是另外的事情，要不要起作用，愿意不愿意起作用，则是一个根本的问题。

我和所有中国作家一样，对改革开放是持支持态度的，这是毫无疑问的，书名叫《命运》，就是因为改革开放改变了所有中国人的命运。通过到深圳体验生活，我对改革开放有了更深切的认识，３０年还只是改革开放的开始，它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能动性，成为自己的主人。但仅仅是开始。但随之而来也有担心：参与改革开放的改革者和改革家，现在有可能变成改革的阻力。３０年让一批改革者得利，他们成为一部分富起来的人，忘记了很多人没有富起来，他们现在着急维护自己先鼓起来的腰包，不愿意为推动改革事业继续向前走而付代价了，怕在进一步的改革中失去他们的既得利益。我讲到过：“贫困不是社会主义，但富而不仁不义，同样不是社会主义”。

李洱：文学的基本价值，就是语言的责任感

２００８年最受欢迎作品：《石榴树上结樱桃》、《花腔》等

２００８年感言：２００８，永志不忘。２００８年对我来说，真是不堪回首。母亲的去世，几乎要了我的命。虽然她病了两年多，心里早就准备，但还是无法接受。高兴的事情当然也有，就是眼看着儿子健康成长。

现在还有人能想起《石榴树上结樱桃》，我自然应该感到欣慰。有不少人说，如果把这本书放在中国乡土文学的整体脉络中去考察，会发现它的意义很大。但我当初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倒没有考虑那么多。我想写出我眼中的乡土中国，写出我的感受，以及我的分析。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关心乡土生活，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曾经对媒体说过：“我们写了近一百年的乡土中国，用传奇的方法写苦难，其实把乡土中国符号化了。相对来说，写‘苦难’是容易的，讨好的，而具体写乡村生活的‘困难’是困难的。当下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却没有人写，说得绝对点，我们还看不见一个真正的乡土中国。”城市人看乡村，和老外看中国一样，看法往往是两极。西方最近还有一个调查，你如何看待中国。调查显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要么是理想化的，古老的历史，万里长城，虽然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但还是到处都有香喷喷的东坡肉，张艺谋创造出来的那个用来敲脚心的小木锤，每天啵啵地响个不停，当然是敲美女的脚心了，一脱鞋是白净的天足，一穿鞋又是三寸金莲，还有穿旗袍的美女每天都噘着嘴唇等着呢；要么是妖魔化的，落后苦难的中国啊，吃了上顿没下顿。当然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首都在上海，行政部门金融机构都设在外滩，华人与狗不准随地小便。对此，请你不要吃惊。你也不要笑，中国的城市人对乡村的理解水平，不会比这高到哪里去。这方面文人当然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是要么妖魔化，要么理想化。我很想看到中肯地描述现实的小说，当然不光是写乡土的小说，苦难当然是有的，否认这一点，你的良知会受到折磨。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我们不要把苦难当成一种美去写。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成功地消除苦难，那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文人不应该给苦难赋予一种道德的、美学的意义。我觉得，这很恶心。

企鹅出版社经过调查，最后选出来应该被翻译到英语世界的中国作家有三位，我是其中之一。原因是很多好作家的作品，都还没有被翻译出去。好的作家，往往是自尊的，他不愿去推销自己。我不一定是好作家，但我也有好作家的毛病，我也是很自尊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把我给漏掉了。写作本来就是面对内心的，不是面对市场的，国内市场或者国外市场。《石榴树上结樱桃》和《花腔》翻译过程中的故事，可以写一部小说。有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个法语人在翻译《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时候，翻译了一半，突然受不了了，不翻了。原因是，他是在“文革”时候学的汉语，他非常喜欢“文革”，就像喜欢１９６８年的法国学生运动。他认为我写的东西从骨子里是反“文革”的，现实，语调，态度，尽管我这部书里基本上没有提到“文革”。而在此之前，他已经翻译了很多有关“文革”的中国小说了，那些写苦难的中国小说了，让他觉得好啊，真是好啊，有一种苦难的美，落难公子独立寒秋，纯情村姑橘子洲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多好啊。这些他都能接受，乐于接受。但这部小说他却接受不了。出版社没有办法，合同眼看就到期了，怎么办？只好赔了我一笔钱，１０００法朗的违约金。我可能是第一个从国外出版社拿到违约金的作家。别人可能说，算了算了。但我不会说，多边贸易谈判没有说不能领啊。我给出版社讲，我非常想见到这个翻译。为什么，因为他亮明了自己的观点，我甚至喜欢他，真的喜欢他，希望有机会可以在一起讨论。

这几年，对于文学有很多争议，我觉得有些争议毫无价值，一些已经取得的认同也价值不大。比如关于文学越来越边缘的问题。这是一个伪问题。中心和边缘，这两个词也只有我们的一些评论家和作家才能想出来。这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想进入他所说的“中心”，那个“中心”到底又是什么？有什么好？真的那么好？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占据了本来就非常有限的文学类报刊的不少版面，可它们跟文学价值却一点关系都没有。文学的基本价值，说白了就是语言的责任感，就是潜移默化地丰富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

２００９年，写作上的计划，就是埋头写作，写作就是挖土方，蚂蚁搬家吧，向蚂蚁学习。

现在还有人能想起《石榴树上结樱桃》，我自然应该感到欣慰。有不少人说，如果把这本书放在中国乡土文学的整体脉络中去考察，会发现它的意义很大。但我当初写这部作品的时候，倒没有考虑那么多。我想写出我眼中的乡土中国，写出我的感受，以及我的分析。如果你是一个知识分子，那么关心乡土生活，就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曾经对媒体说过：“我们写了近一百年的乡土中国，用传奇的方法写苦难，其实把乡土中国符号化了。相对来说，写‘苦难’是容易的，讨好的，而具体写乡村生活的‘困难’是困难的。当下这个正在急剧变化、正在痛苦翻身的乡土中国却没有人写，说得绝对点，我们还看不见一个真正的乡土中国。”城市人看乡村，和老外看中国一样，看法往往是两极。西方最近还有一个调查，你如何看待中国。调查显示，人们对中国的看法要么是理想化的，古老的历史，万里长城，虽然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但还是到处都有香喷喷的东坡肉，张艺谋创造出来的那个用来敲脚心的小木锤，每天啵啵地响个不停，当然是敲美女的脚心了，一脱鞋是白净的天足，一穿鞋又是三寸金莲，还有穿旗袍的美女每天都噘着嘴唇等着呢；要么是妖魔化的，落后苦难的中国啊，吃了上顿没下顿。当然还有很多人认为，中国的首都在上海，行政部门金融机构都设在外滩，华人与狗不准随地小便。对此，请你不要吃惊。你也不要笑，中国的城市人对乡村的理解水平，不会比这高到哪里去。这方面文人当然也起了很大作用，也是要么妖魔化，要么理想化。我很想看到中肯地描述现实的小说，当然不光是写乡土的小说，苦难当然是有的，否认这一点，你的良知会受到折磨。其中最应该警惕的是，我们不要把苦难当成一种美去写。如果我们没有能够成功地消除苦难，那是每一个人的责任，但文人不应该给苦难赋予一种道德的、美学的意义。我觉得，这很恶心。

企鹅出版社经过调查，最后选出来应该被翻译到英语世界的中国作家有三位，我是其中之一。原因是很多好作家的作品，都还没有被翻译出去。好的作家，往往是自尊的，他不愿去推销自己。我不一定是好作家，但我也有好作家的毛病，我也是很自尊的。所以，他们可能觉得把我给漏掉了。写作本来就是面对内心的，不是面对市场的，国内市场或者国外市场。《石榴树上结樱桃》和《花腔》翻译过程中的故事，可以写一部小说。有个故事很有意思，有一个法语人在翻译《石榴树上结樱桃》的时候，翻译了一半，突然受不了了，不翻了。原因是，他是在“文革”时候学的汉语，他非常喜欢“文革”，就像喜欢１９６８年的法国学生运动。他认为我写的东西从骨子里是反“文革”的，现实，语调，态度，尽管我这部书里基本上没有提到“文革”。而在此之前，他已经翻译了很多有关“文革”的中国小说了，那些写苦难的中国小说了，让他觉得好啊，真是好啊，有一种苦难的美，落难公子独立寒秋，纯情村姑橘子洲头，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我梦见了蝴蝶还是蝴蝶梦见了我？多好啊。这些他都能接受，乐于接受。但这部小说他却接受不了。出版社没有办法，合同眼看就到期了，怎么办？只好赔了我一笔钱，１０００法朗的违约金。我可能是第一个从国外出版社拿到违约金的作家。别人可能说，算了算了。但我不会说，多边贸易谈判没有说不能领啊。我给出版社讲，我非常想见到这个翻译。为什么，因为他亮明了自己的观点，我甚至喜欢他，真的喜欢他，希望有机会可以在一起讨论。

这几年，对于文学有很多争议，我觉得有些争议毫无价值，一些已经取得的认同也价值不大。比如关于文学越来越边缘的问题。这是一个伪问题。中心和边缘，这两个词也只有我们的一些评论家和作家才能想出来。这是一个简单的二元对立的问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不是想进入他所说的“中心”，那个“中心”到底又是什么？有什么好？真的那么好？对这些问题的讨论，占据了本来就非常有限的文学类报刊的不少版面，可它们跟文学价值却一点关系都没有。文学的基本价值，说白了就是语言的责任感，就是潜移默化地丰富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维。

２００９年，写作上的计划，就是埋头写作，写作就是挖土方，蚂蚁搬家吧，向蚂蚁学习。

六六：家长里短是永恒的创作主题

２００８年最受欢迎作品：《王贵与安娜》、《蜗居》等

２００８年生活感言：２００８年是多灾多难的一年，历史的命运与个人的命运是紧密相连的，所有人的故事都逃脱不了他的时代背景，因此，对于２００８年发生的一切，我都能够接受。

２００８年，让我骄傲的是电视剧《双面胶》火了，编剧费翻番了。让我感到沮丧的是２００８年的主题就是与医院“扛”上了。

《双面胶》的播出，我经常会被读者问到，是否生活在一个婆媳关系紧张的家庭里，我要澄清一点，我和婆婆的关系很好，在处理家庭关系上，我信奉一条：凡是老公和婆婆交待的事情，就是生活中的大事，办没办好并不重要，有没有办才是根本问题。

近两年，关于婚恋题材的图书与电视剧都很火，我觉得这跟作家的创作导向有关系，而且家长里短是永恒的话题，读者不太关心题材，他们只看重两个字：好看。

《王贵与安娜》出版了，写这部分书缘于我自己的寻找。１６岁就爱上了丈夫，尽管当时不顾父母的反对，执意要嫁给这个男人，但经过一段长长的恋爱，要走向婚姻的时候，我却很犹豫。感情有些淡了，日子也过得非常疲惫，坚守还是放弃，我陷入了两难抉择中。在这种情况下，我想到了父母辈，他们来自于不同的生活环境，门不当户不对，也没有死去活来的爱情基础，但却能和谐生活在一起，相守一生，并且越老越紧密。追寻答案的过程中让我坚定了走向婚姻的决心，在书中想跟读者一起分享的是，感情是有阶段性的，有高潮也有低谷，当觉得遇到了无法超越的瓶颈时，静下心来想想，耐心的等待，肯定能守得云开见月明。

这几年，特别是今年，出版社都有意识地把“女性阅读”当做一个族群来关注，这是个好现象，现在是女性消费时代。

我一直自信于自己的敏感性，我信奉一句话：“时光变化，但是风格永存。”当自己的风格树立起来，就是追赶跟引领的区别。我的朋友经常提醒我不要随便透露自己的选题，免得跟风之作还提前出来了，但我不怕。我相信自己能引领潮流。

我目前正在写的作品是《宝贝》，就是写一对小夫妻成长为社会中流砥柱的故事，他们如何从不谙世事，到成为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

２００９年，我还想写一部医生题材的作品。关于医患关系，负面的评价太多，因为今年母亲动了大手术，我接触到这个群体，他们带给我太多的感动。在《双面胶》中，我写到一个场景：老人因为癌症转院，对于医生要求重新拍片的要求，家属特别不理解，认为医院是为了赢利。这次母亲住院，我才知道，不同的医生，关注的角度不同，是绝对为病患负责。医生的责任太重大了，他的专业眼光和判断承担的是一个生命，人命关天，他们作为生命的审判官，掌握了生死权，有直接的本能的反映。因此我们要相信他在做诊断时是非常认真的，只有给予了他足够的信任，医患关系才能相处好。

现在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僵，每个人充满了防备之心。信任感极度缺失，我希望自己能用文字化解这种坚冰，作为作家来说，这是唯一能做的事情。

苗长水：我用文学为同胞祈祷

２００８年最受欢迎作品：《北线大出击》、《震撼世界的七日》等

２００８年感言：２００８年对我像一场很突然的梦，完全打乱了我个人的工作和生活节奏，家人、朋友很支持，许多的领导、部队指战员给予我许多非同寻常的关爱，我非常感激。我也从内心中为四川地震灾区十余万不幸遇难的同胞祈祷，生命不能重复，时光无法倒流，我用文学为他们祈祷。

２００８年，最骄傲的是从年初二就出发去参加南方抗雪灾的报道了。紧接着５·１２大地震发生，当晚我们距震区千里之外的济南军区出动两万余兵力赴川，次日上午９点多，军区政治部领导要求我立即随“前指”出发，妻子一句阻拦的话都没有，说：“这种非常时刻，就别说别的了。”最沮丧的当然是在５·１２地震灾区，目睹那么多真实的生离死别，真正是揪心的生离死别，你无法像艺术作品表现的那样，让一切幸福重来，让生离死别被忘记。最喜欢和最感动的是赴灾区一路人民群众对部队的情感、支持和敬佩，都是最真诚的表达。最愿意收藏的回忆是许多报社领导和编辑朋友，在通讯不畅的困难情况下，坚持到出版的最后一分钟，想尽办法接收稿子，破例开出大幅版面。

因为从出发以后就看不到报纸电视了，整个灾情的严重和救灾进展并不了解，知道的就是我们所在的彭州方向。妻子在断续的电话和短信中告诉我电视的报道，告诉我举国上下的悲情，所以也让我在那种几乎无法写作的条件下，抓紧每一点空隙用日记体的形式记录下许多见闻，有时是在车上，有时是在没有人顾得上管你的孤零零路途中。参加抗震救灾宣传的同志后来都深有体会，真正能够抓住感人的瞬间，写出感人的作品，就是最初的七、八天，十几天。这个瞬间错过了，也就后悔莫及。安徽出版集团领导王亚非、田海明和安徽文艺出版社长刘正功到北京，看到报纸上我发的那些稿子，确定全部出版《北线大出击》，也是５月２５日左右的事情。这十多天，我们做了平时要好久才能做好的事情。中央电视台和北京海润影视公司联合发起拍摄纪实电视剧《震撼世界的七日》，邀请我做编剧，也不过是５月２８日。６月初在抗震救灾一线投入拍摄，６月２０日封镜，１５天做了２６集，央视７月份播出是１４集。确实有仓促之处，但无论怎么说，它的价值都是比较高的，过后再也不可能拍出这样有真实感和几十位一线明星参与的艺术片了。我在《北线大出击》这部书的后面，也附记了拍摄电视剧的许多感人或震撼的细节。

开始时我们到部队没法很受重视，因为那时各级首长、领导和基层官兵都很紧张，这时候谁还顾得上作家。但是后来大家可能都没想到我也能在那么快的时间内，在许多报纸媒体上发出大篇幅的报告文学。许多部队和地方的同志从这些作品中看到他们熟悉的战友以及相关单位的行动，军区“前指”和机步旅领导们的手机接到大量问候和支持，有的领导不得不关了手机。大家在这样重大的事件面前都看到了文学作品并不逊色其他宣传手段，有时甚至更突出。

２００９年，计划写一部抗震救灾的长篇小说，一些内心的感受和深层思考也许只有通过长篇小说才能表达出来。已出版的报告文学《北线大出击》中用到的材料都不会在这部小说中出现，因为这部长篇小说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角度。（下转Ｙ０８版）

杨天石：蒋介石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

２００８年最受欢迎作品：《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等

２００８年感言：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进步，这是好现象，说明我们社会进步了，实事求是精神得到广泛贯彻，人们鼓励学术创新，能更加宽容地对待不同观点。

２００８年，让我高兴的是，与《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第１版）出版后备受争议的状况相比，《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在两个月之间出版了香港版和大陆版，而且颇受媒体和读者的好评，在香港２００８年书展上被作为４０本“名家荐书”之一，也被沈阳一家媒体评为２００８年１０大好书之一。不过，我前几天得知某地一家媒体成立了一个专家评委团，评选２００８年社科类１０大好书，《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全票通过，排在第一。让我感到沮丧的是，后来当地某机构认为该书替蒋介石“说了好话”，将评委的投票结果否定了。我并不在乎这个奖，但我不赞同这种做法。关键不在于“说了好话”，而在于这些“好话”是否符合历史实际。蒋介石领导北伐，坚持抗战，总应该肯定吧。我觉得，如有不同看法，可以争鸣，但是，不应该否定民主评选的结果。蒋介石是中国近代史和现代史研究都无法回避的重要人物，能否对他的历史做出真实的叙述和科学的评价，是个大问题。我们要进一步提高有关学科的科学水平，为读者和我们的子孙后代留下一部科学的、真实的中国近代史，就要正确地解决蒋介石的评价和历史定位问题。这一工作做好了，对于促进两岸和平关系的发展以及世界华人之间的团结都大有益处。我２００８年在旧金山、洛杉矶做演讲，到会的都是侨胞，他们听完我的演讲感到很高兴，他们由此看到了改革开放后大陆学术界的变化和进步。我们不能用旧眼光、旧思维来观察和处理问题，研究、评价近代、现代人物，一定要尊重历史事实，从历史事实出发。

让我最感动的是，在汶川大地震中，海峡两岸人民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血脉亲情。

《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我想可能是书中提出的部分观点跟传统观点不尽相同，而这些观点又是建立在充分的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的。我的书，利用蒋介石的日记和多年来在海内外收集的大量文献、档案写作，探讨的都是近代史上重大历史事件的真相，这些事件，读者可能都知道，但是并不一定知道其中的奥秘。这两年，图书出版市场掀起一股“民国热”，这种“热”反映出读者了解历史，特别是历史真相强烈要求。放到人类历史的长河中来考察，民国史就是中国的“昨天”，和今天的现实生活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很多读者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他们自然希望了解走过来的路；对年轻人来说，他们生长在新中国，但他们也很想了解“昨天”是怎样发展、变化为“今天”的。我们以前总想把历史当做一种宣传教育的工具，这并不错，但历史首先是科学，教育和宣传功能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科学基础上。以前有些著作为了宣传需要，不免“按需”写作，常常有意、无意在不同程度上改造历史，这样的著作自然得不到读者的信任。

“民国图书出版热”是好现象，会推动民国史研究的繁荣，但我对于最近出版的一些民国史著作，却不太满意。有好作品，但相当多的一批作品东拼西凑，炒冷饭，水平不高，新东西不多。什么题材有卖点，不管有条件没条件，就找人写，以便抢占市场，因此真正有分量的书不是很多。其实，民国留下的资料浩如烟海，认真研究，新资料、新史实并不难发现。在这里我要呼吁一下，反对造假。去年，针对某出版社出版的《蒋介石日记揭秘》，我曾经写过两篇文章，一篇是《有意作伪的欺世之作》，下这个结论时，我考虑过，出版社也许会和我打官司，但我相信我的结论没错，有把握。媒体发表之后，该书编者和责任编辑都出面辩护，编者声称，他所引某日、某日日记出自第二历史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类钞》云云。我就又写了一篇《欺世之书与欺世之辩》，将《日记类钞》有关部分影印公布，证明其中根本没有那两段话，编者还在撒谎。这下子，编者和责任编辑都不再说话了，但书还继续印，继续卖，前些日子已经第三次印刷了。由于书名很吸引人，我国台湾地区，日本以至新西兰的学者告诉我，他们都买了。这种情况，主管部门应该管。

２００９年，我写作上有两个计划：一是主编的《中国国民党史》要继续出版，这是七卷本，２００８年杨奎松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只是其中的一卷。我们计划从１８９４年写到现在。原来计划只写到２０００年民进党上台，国民党下台，后来我的合作者表示，应该写到民进党下台，国民党上台，两岸和平关系建立。这个意见很有道理，因此我们的国民党史会写到马英九执政。另外就是要推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的第二辑，仍然以蒋介石日记为基础，再加上其他的档案资料来写。第一辑学术气比较重，我想在二辑在保持同一学术水平的基础上，为了适应社会公众阅读的需要，文章可能会短一点，生动一些。我一直有个想法，文章和书要写得好，需要两个层次的人都满意，一是学者满意，一要普通读者满意，学者不满意，书属于低俗作品，学术价值不高。但没有广大读者满意的话，书永远在一个小圈子里流传，所以我想要争取做到学者和读者都满意，这是一个比较高的境界，需要下力气。这个主题可能要推出四至五辑，蒋介石活到８８岁，经历的事情比较多，史料非常丰富，光是日记就留下了５３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