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中国人来说，今年“首尔国际书展中国主宾国展”开得也许不是时候——该书展在中国大地震发生的第三天５月１４日启幕，在中国举国哀悼日的第一天５月１９日结束。参展期间，中国代表难免心事重重，眉头紧锁。特别是来自四川、重庆的代表，不断传递震中地区死难与创伤信息，代表们的心日日都和震区安危系在一起。但是参展人员认为，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成为首尔国际书展主宾国，以２６０余人参加的庞大出版队伍莅临首尔，无论对韩国、对中国出版业都是一件大事。按新闻出版总署对外合作司副司长陈英明的话说：国家花费巨资举办了此次活动，应该有相应的收获。

现在距离首尔国际书展结束已经半个月，距离大地震发生已经整整２０天。代表们回国以后，在全力投入抗震救灾工作之余，对首尔书展作什么反思？有什么经验和教训汲取？记者分别对十多家参展单位代表进行了追访，现归纳以下问题，就正方家。

抗震救灾

成了中韩出版业共同话题

韩国是与中国一水相连的友好邻邦。中国大地震发生的第二天，记者就看到地震消息充斥了《中央日报》《朝鲜日报》《东亚日报》等韩国主流大报的头版头条。韩国的主流电视台也连篇累牍地报道这些消息。让代表团感到韩国人民是和中国人民共同承担地震灾害带来的痛苦和沉重。

在５月１４日首尔国际书展剪彩仪式、中国主宾国开幕仪式以及当天晚上中韩双方共同举办的招待酒会上，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一副部长金长实、大韩出版文化协会会长白石基，都在讲话中一再表达对中国人民灾难的同情和对死难者的哀悼。金长实当天下午第二次参观中国主宾国展区，再一次向中国朋友表达他的沉痛心情。在随后的几天书展中，很多前来书展的韩国人都握着中国代表的手说：“韩国人和你们一样心情沉重，”“你们不是孤单的，韩国人和你们站在一起。”一队韩国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来到中国人大社展台前，恭敬地献上他们自制的白花，说；“我们和你们一起悼念死难者。”小朋友生怕汉语说不好，还在出发前写好汉语拼音，照着拼音述说他们真诚的哀思，让现场的人不禁潸然泪下。代表团乘车回住地时，车上的韩国导游第一句话就是：“我首先向中国地震中死难的人哀悼。”韩国最大的出版集团——熊津出版集团动员员工捐出１５００美金，委托中国出版集团转赠中国红十字会。

中国代表在韩国停留的十来天，处处感到韩国人民是有情有义的人民，也因此对双方出版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充满更大的信心。

代表团归来这天，是中国举国哀悼日的第一天。默哀时间正好在飞机飞临我国领海的上空。本报记者头一天晚上在网站上得到这一消息，第二天建议代表团在飞机上与机组协商，用飞行中允许的方式向死难者志哀，并写好广播稿交给代表团。当时有人认为为了飞行安全，韩方可能会拒绝我们的要求，但是在登机以后的交涉中，得到韩方大力支持。于是在超过国内默哀稍晚一点的时间，在柳斌杰署长特别代表、新闻出版总署办公厅主任张毅君带领下，全体代表在飞行中默哀三分钟，表达了代表们进入祖国领空的最初的哀思。

中韩出版文化交流

合作潜力巨大

参加首尔书展的代表，多是各出版单位版权代表，他们已经有参加法兰克福书展、莫斯科书展、东京书展的经验。带着这些经验反观首尔书展，大家深切感到欧美国家对中国了解的愿望，还多停留在历史传统上面；而韩国人急于想了解的不仅是中国的传统，尤其是中国现在的文化、现在的语言、现在的国情。这是韩国人在与中国巨大经济交流合作面前的必然选择。如果说，欧美书展重在版权贸易与合作出版，那么首尔书展上则是版权贸易、合作出版与实物交易三项并举。这在世界各国书展中是不多的一例。目前，韩国１３０多所大学设有中文系，每年的中文毕业生有３０００多人。在世界各地参加汉语水平考试的１１万人中，有７万名考生是韩国人。2006年访华的韩国人达４４０万人次，平均每天超过１万人。在华的韩国留学生高达５．４万，在韩中国留学生也有２．４万，分别占对方国家外国留学生首位，常驻中国的韩国人已达５０多万。

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全光日告诉记者，他们此次带去１０箱书，全部卖光。其中汉语学习书的需求量非常大。想不到的是，本是动漫大国的韩国，一些学生还特别喜欢中国的漫画书，他们好像是有把不同国家的漫画书放到一起比较着读的习惯。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颜华也说，他们考虑到首尔书展规模很小，带的１００本书也是历次国际书展中带得最少的。但没想到基本都卖完了。特别是一些动漫公司前来洽谈卡通漫画版权，更是缺少预计。凤凰出版传媒集团除了出版，还同韩国最大的销售中盘商教保文库洽谈零售意向，准备与江苏新华发行集团在代理中文原版图书销售上有更多发展。湖北长江出版集团的学汉语图书则在书展还未结束时就已经被读者采购一空。他们表示，明年再去，他们会挑选更多有针对性的产品现场销售。

重庆出版集团田茂说，他们在本次书展上签了１０几本书的意向合同，超乎意料之外。在接触中，他们感到韩国人不仅对儿童读物、传统读物有兴趣，对当代文艺书、当代畅销小说都有兴趣。在历史方面，主要兴趣在才子佳人，而不在封建帝王。而对中国饮食文化则没有想象的那样感兴趣。因为邻省四川地震，他们急于回国，把带来的书尽数送给版权代理公司，使代理公司如获至宝。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刘叶华也说，韩国人要看的历史人物一定是在他们的历史书上见到过的才有认同感，如郑板桥、八大山人、张大千；而不是朱元璋，否则很难接受。这可能是民族文化的排他性所致。

外研社周飞告诉记者，他们感觉此次书展功能零售超出版贸。他们带的汉语学习书籍《汉语九百句》韩文版简读本和《ＢＣＴ备考系列》全部卖光了，这和莫斯科书展情况差不多。但是在购买图书上，韩国人还是有自己的习惯。据周飞说，她们带的《汉语九百句》韩文版电子点读版（折合６８０元人民币）卖得就不如莫斯科。这倒不是韩国人不喜欢这本书，而是在花钱上感到韩国人比俄罗斯人仔细。

一些代表告诉记者，原以为民间传统文化的图书应该最有市场，然而事实并非如此。湖南出版投资控股集团带来了有关张家界的韩文版图书，韩国读者就不感兴趣。一家韩国培训机构希望从辽宁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批量进口１０００套儿童彩图注音版中国古典四大名著，这实际上是当作韩国中文学习培训的图书使用的，而不是购买四大名著本身。

除了汉语学习图书，大众中医保健类、历史类图书也是较受韩国读者欢迎的。由于韩中两国的文化渊源，与西方国家读者喜欢中国文化的表象，如京剧、武术等不同，韩国读者似乎更喜欢中国文化深层次的东西，如历史文化、历史人物，包括传统文化应用于现代管理、人际关系等。人大社和复旦社的代表表示，目前的阅读方式已经进入读图时代，韩国读者更喜欢图片多的出版物，而我国出版物在这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

因为此次书展遭逢中国地震，很多代表急于回国，一些版贸洽谈没来得及展开，结果一些韩国书商很快尾随到中国来继续洽谈。中国出版集团张旻告诉记者，他们在书展上与熊津集团本已有过接触，但５月２８日熊津又派人追过来同该集团签署协议，决定在版权贸易、合作出版、资本进入等方面展开全面合作。

复旦社姜华告诉记者，他们在会上已经同五六家韩国出版社谈过合作，没想到回国以后又有五六家出版社打电话，购买１０卷本《阅读经典小丛书》的版权。而记者采访时，恰巧又有韩方尼式熊出版社来电话谈中国国际关系方面的版权合作。

书展设计

体现传统与现代结合元素

今年首尔主宾国的成功，还归功于传统与现代元素相结合的整体设计上。在采访中，很多代表告诉记者，他们牢记去年莫斯科主宾国大红灯笼高悬四方的热烈景象；没想到今年的淡雅装饰反而获得极大成功。

本次中国主宾国展台６００平方米，１５０００多种图书，以流线型贯穿起图书展示区、公共交流区、活动区、文化展示区和接待区共五个区域，所有展区、展台均由组委会统一设计、统一装潢。风格统一，色彩时尚，有别于任何一次参加国外书展的布展。本次主宾国活动的ＬＯＧＯ，是以书籍砌成的天坛作为造型基础，多元色彩传递出中国出版文化的开放与多元，构图稳重、平和、绚丽多彩；主题词是“经典与创新”，寓意了中国出版人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不断进取，在发展中锐意创新。

外研社周飞、北语社全光日、凤凰集团俞慧洵、复旦社姜华、人大社刘叶华在接受采访时都对上述设计赞不绝口。他们认为传统的东西也许对西方不太了解中国文化的人更有吸引力，而韩国出于当前经济文化的交流之需，对当代中国更有了解的兴趣，现代意识很强的展场设计正好符合韩国人的这一心理。但是总署信息中心代表张连平在肯定成绩的同时也指出，我们自我欣赏的展场圆形结构实际是一种封闭思维，主题、Ｌｏｇｏ的设计都不够显眼。他建议今年法兰克福书展设计应该更现代，更开放，更接近国际理念。

很多代表对今年首尔书展的服务功能表示赞赏。北语社全光日、人大社刘叶华、复旦社姜华、吉林出版集团王尊起、国图张哲雄都说，这次韩国人提供的服务设施、综合服务能力超过任何一次国际书展。全光日说，入场券免费发放，表明韩国政府对国民教育的重视。餐饮、购物、银行、咖啡屋，样样齐全，距离很近，很好找，省去很多找寻之苦。本报记者还亲自体会到，设在中国展区旁边的国际版权洽谈区域，各国参展商可以随便打印文件，随便上网找资料、发邮件，一概免费，极大地方便了参展人员。这也是任何一个其他国际书展都没有做到的。特别是莫斯科书展，根本就没有这种公共服务区域，记者们往国内发稿只能到饭店的公务大厅，价格是每半小时折合人民币１００元的卢布。有首尔的经验，大家建议今后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也应该照此办理，给国外参展商尽量提供更多的方便。

采访中，很多代表提到，来自总署、国新办和代表团负责人吴尚之、陈英明、吴伟、许超以及刘伯根、焦国瑛等，始终和代表们生活在一起，各出版单位的现场活动很容易请到他们参与，给参展活动以更多成功的信心，希望记者在这里一定提到一笔。

撤展早

是今年最大的遗憾

问到今年主宾国需要改进的地方，受访者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是撤展太早。记者分析，有的展团撤展早，一是国内地震使一些代表心急如焚地想早日回国；二是本次代表团划分为十几个分团，各分团自己掌握行程。自由度高了，难免影响整个大局要求。这方面，一些撤展晚的出版单位如高教社、北语社、北大社、外研社、辽宁出版传媒、上海世纪出版传媒、凤凰出版集团的代表感受最深。他们说，前两天是专业场，人本来就不会很多。到第三天开始大众场，又赶上周末，加上中国主宾国舆论宣传开始扩大，前来参展的人一下比前两天多出两三倍，可这时中国展团大部分参展商都已撤展，人去台空。谈合作出版、想买书，都找不到人，让韩国人十分失望。有的参展代表恳切地希望总署今后在组织国际展会时，应更多地从中国出版代表团整体性出发安排日程和行程，避免个别参展单位日程安排影响代表团整体形象。

另有些外地出版单位代表提出，希望组委会服务进一步细化。如展台是在开展前两个月就已确定的，参展单位按照展台位置邮寄图书。但是后来参展单位扩大了，展台缩小了，已经寄来的书没地方全部展示，有些书只好压了箱子底，展示功能没有发挥出来。而被安排在公共展示区的七八个出版单位诉苦说展示区没有为他们各社挂牌，“我们展示的书虽不多，可总应该给我们设个牌牌吧，韩国人都不知道我们是哪家出版社的。”

也有的代表对首尔国际书展规模小、国家少不太满意。美国、英国、日本都没有来。除了韩国之外，基本没有其它国家可以交流的。这不像法兰克福书展，也不像莫斯科书展。每天接触的都是买书的顾客，谈版权的不多，影响了版权贸易功能的发挥。韩国书展又以儿童、宗教类图书为主，社科、人文书很少，限制了中国出版商广泛接触韩国出版商的愿望。

中国驻韩国大使宁赋魁（前排左二）在湖南展台

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第一副部长金长实（左一）在辽宁展台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刘伯根（左一）到韩国教保文库参观

法国出版商洽谈版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