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瑞芳

张元济

高梦旦

王云五

袁翰青

陈翰伯

陈 原

吴泽炎

任何人，当他面对商务印书馆１１０载的辉煌出版史时，都会不由地屏息肃穆；任何人，当他哪怕从近现代中国文化启蒙史的一小角，落笔书写商务印书馆时，都会不由地提笔凝思：百年商务，该从哪里抒写呢？又从哪里穿越，从哪里重新出发呢？笔者从百余亲历记、追思录、论说文中，品寻最畅烈浓情者，乃两个字：风骨！

按《现代汉语词典》释义，风骨，一指诗文书画雄健有力的风格、气派；二指人的品格，含有刚强的意思。词典的组织编纂出版者商务印书馆的百年发展史，正应了词典所指，而其所积淀的又大大地超越了释义的内涵与外延。

自古中国有言“文品出于人品”。商务印书馆之有今天，乃人品至高至洁至善所达。馆品因人品而立，书品因人品而存。试叙一二三。

人格商务

成就文化宏业，揽得天下名士

商务创始者的工人身份丝毫没有影响翰林出身者、留洋者、贤达者的加盟，大家戮力同心，相惜相扶，是什么力量促成一段历史的佳话，成就了中国近现代出版伟业的呢？

想当年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四人，均为贫寒子弟，受业于基督教会学堂，出身低微，术业不就，以区区不足４０００元创立以承揽票证账册等为主营业务的小作坊。创业之初的１８９７年，夏君不过年２６，至１９０１年，不过３０而立，作为掌门人他凭什么能恭请到翰林出身、与康梁一道变法维新破例被光绪帝私召、做过刑部主事、后又任职南洋公学的一代名士张元济的？而张又为何能放下身段，摒除出身门户、学养之成见，投身一家弱小的企业，不止自己奉献一身，终成一代出版大家，而且还广延如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胡适之等良友名士，成就近现代中国出版事业与文化启蒙大业的？惟一缘由或可概之为品行相惜、志向相投也。比如，两人相誓以扶助教育为己任，除出版最新国文教科书、引进西方科学技术与译介西学哲学社科书籍、兴办幼稚园、学校等之外，还共同创设了公益性质的图书馆，广收坊间珍本善本秘籍，以保存民族文化遗产，抵制西方帝国主义对我国文物的肆意掠夺。早在商务初建期间，夏瑞芳就从４０万两银元的资本中抽出８万两购置藏书，占总资本的１／５，将原先供编译所内部检阅、编纂之参考用的资料室扩为图书馆，广收中外珍本史籍。此决心绝非常人可为，非主张一致、志趣相合不能为。１９２４年５月东方图书馆落成，１９２６年对外开放，至１９３２年“一·二八”事变被日军飞机炸毁前，已有中外各种珍本藏书６４．３万余册，图片、照片５万余幅，成为东亚最大的图书馆和世界有影响的文化基地。

商务故人蒋维乔在《夏粹方先生哀挽录》中评价夏瑞芳“君豁达大度，性果断，知人善任，喜冒险进取，百折不回，故能以微细资本，成极大之公司，于我国工商及教育事业，影响绝巨。”而张元济，更是被商务老人尊称为菊公，不仅是学问大家，而且是现代出版家、教育家、思想家（思想家是陈原所着意嘉评的）；他不仅有以文化教育普及以救世之宏愿，而且有着爱国爱民、刚正不阿、不畏强暴的品格。面对日军的屠掠行径与从毁灭文化入手摧毁国人意志的险恶用心，他慨然提出“为国难而牺牲、为文化而奋斗”的口号，并亲撰、出版发行《中华民族的人格》一书，以勉励国人。他在“编书的本意”一文中，发出感言：“这些人都生活在二千年前，可见得我中华民族本来的人格，是很高尚的。只要谨守着我国先民的榜样，保全我们固有的精神，我中华民族，不怕没有复兴的一日。”张元济的品格不独心怀天下，志识高远，而且更有容人雅量和自省自律之心。他看重“操守廉洁，勤谨尽责”的企业精神，向来公私分明，凡涉己书信、宴客、购置心爱版本与古陶，一概自掏腰包。六十岁坚持退休，虽仍为商务费心劳力，却坚决不领分文报酬，作为全国最大的出版文化企业的当家人，在抗战期间乃至四十年代后期，甚至到了变卖家财、鬻书卖文度日的地步，而以“士唯有品乃能贫”明心迹。

在商务的创业史上，具有高洁品格的将才帅才又何止夏、张等创始者诸人。正是第二任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以自己不懂英文为由，坚辞所长之职，才有王云五日后入主商务，带来商务的繁荣巅峰。而彼时王不过是一“小少年”（胡适语），虽有一定编译著述，但尚未有文名，更加之仅正式上了三年小学，全凭夜校业余进修自学成才，自己信心不足。但高认定王的才学与卓识，自愿让出所长之位，甘以五十多岁之名士之尊，屈就出版部部长之职，尽心辅佐年仅３３岁的王云五。由是，王云五感叹道：“高先生是一个舍短取长的鉴衡家。高先生是最爱才的人，随时随地都想物色人材。他对于人材的鉴衡，抱持着最公允的态度。他认为天下没有完全的人物，因此，对于大醇小疵的人材，不仅舍短取长，而且完全忘却其短处。单就商务书馆一方面论，经他拔擢的人着实不少，结果，都是很有用的人材，影响于商务书馆的发展很大。当他举我自代时，我所有的短处，断不能逃过他的鉴衡。不过还是持着平素多持的态度，把我的短处忘却罢了”。王云五所言可谓至诚。商务和高梦旦最初想请胡适出任编译所所长之职，而胡适推荐了王云五。胡适后来在为高所写的小传中，这样评价道：“最难能的是高梦旦先生和馆中几位先辈，他们看中了一个少年书生，就要把他们毕生经营的事业托付给他；后来又听信这个少年人的几句话，就把这件重要的事业托付给了一个他们平素不相识的人。这是老成人为一件大事业求托付的人的苦心，是大政治家谋国的风度。这是值得大书深刻，留给后人留念的。”这里所说的平素不相识的人就是胡适这个“少年人”推荐的同样年少的王云五。正是张元济、高梦旦等商务先辈，大胆起用了新人、年轻人王云五，并将商务的大事业托付给王。１９２１年，王云五３３岁，就任商务编译所所长，开启了商务高速繁荣的时代。张、高等商务诸公就是对待王云五自身较为独断、计较自身之利等“短处”，也是给予了极大包容，１９２９年，董事会毅然聘请王担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迎来了商务发展中的一个高潮期。

用人之道，恰是领导者品格也是企业气度的最好见证。没有领导者的高洁品格，断不能用才、容才、引才、服才。正是“取诸社会，用人惟才”的思想，使商务成为当时最有吸引力的文化人向往的圣地，集合了当时一大批最优秀的人才，成就了商务当年中国最大、最重要的文化企业的气派！比如，大胆起用大学预科毕业仅４年的沈雁冰作为《小说月报》的主编，使《小说月报》一扫往昔鸳鸯蝴蝶派的脂粉气，转而成为新文学运动的主阵地，从而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商务落伍保守的面目。起用家境贫寒、自学成才的练习生胡愈之作为《东方杂志》的主要编辑，后又委以主编，使《东方杂志》团结、培养了当时的一大批国内主要的名流学者，并为胡后来出国深造创造条件，保留职位、提供经费，１９３２年，胡回国后又被正式聘为《东方杂志》主编，使那一时期该杂志成为重要的进步文化阵地。商务头３０年造就了其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出版重镇，不能不说体现了商务当家人用人、识人之气量、眼界与品格。一则商务的品牌广告“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员工，我们的图书”虽篇幅所限，仅能入列十数位，然看看如蔡元培、胡适、胡愈之、叶圣陶、茅盾、郑振铎、周建人、竺可桢诸大师级人物，便是百年商务人格魅力的鲜活存照。

商务的这一传统，无疑得到了最好的传承，后继诸公，如陈翰伯、陈原以至今日掌门人杨德炎，无不以谦谦君子之风，尽得先哲之智，而独善其身，用其心志，广纳贤才，任人为贤，破除论资排辈提擢后进，方能在激烈市场竞争与现代信息技术挑战下，保有并创新“工具书王国”和“学术出版重镇”的品牌。

才智商务

才学是本 智识唯新

细研商务１１０年历程，可以发现，其领导层都是不折不扣的学问家、研究家、思想家。不独当家人如是，就是员工中，百年来始终不乏鸿儒巨擘专家学者。商务历届诸公，无不把贯通中西、专于学问、勤于调研、广养雅趣作为修身立世之本，而他们的学问，又是学最新之学，问最应时之问，故而，百年商务的足迹，从来是引领者的风范，从来不缺乏革新的精神。

还是先说商务的创办者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高凤池。他们可不是普通的工人。就是今天，他们也算是有智识、勤动脑、肯钻研的高级技工。他们同为教会学校的同学，后又到洋人的捷报馆当西文排字工，通晓英文。因而，能敏锐吸纳西式先进技术，一改沿袭千年的落后印刷工艺，引进西方铅字排印设备与技术，不独开风气之先，也顺应了戊戌维新前后，报馆大开、新学堂兴起的大势。由于有知晓英文的背景，故而能与张元济教育救国、广纳西洋经典学术与新式文化知识的思想一拍即合，为商务日后大量译介西方哲学、社科、科学经典论著定下基调。高远卓识，方有商务诸公文品的奇拔超逸。

才识于文品自是不可或缺的。张元济初入南洋公学，仅通汉学，与另一教授英文的宋耀如（即宋氏三姐妹之父）同僚，遂向宋习研英文，到１９０１年入股商务就任首任编译所所长，不过四年，随即广延留洋名士，大批译介西方文化学术思想以及近现代小说，如严复所译《天演论》等，林纾、伍光建译泰西小说等，使当年文化学术和文艺新潮的目光刹时聚焦于商务，不可谓不高才也。张元济自身更精于版本、目录及校勘之学，主持商务期间，成套影印大批古籍，犹以《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着力最深，影响最巨。

同样是为学之道，王云五更属典型。他只受过三年正规学堂教育，小学都没毕业，靠自修和上夜校补习自学成才，一生嗜好读书，尤有图书馆情结。１９０２年，只有１４岁的王云五入英文夜校学习英文，对英文学习尤有悟性，仅两年后就做了另一家英文夜校的助教。１９０５年，１７岁的王成了沪上一家英文名校益智学堂的专职教师，后又于１９06年转到更有影响的中国新公学，教授留洋预备生的英文文法修辞，就在那里，他做了胡适的英文老师，并对胡日后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１８岁王就开始翻译生涯，有了固定的稿费收入。其后，王的才学、文品很快得到了世人的认肯。商务中人送其一个貌似商味的雅号“四百万”：即王发明了四角号码检字法、曾通读了《大英百科全书》，于１９２９年至１９３１年推出了专供图书馆馆藏之需的大型集纳性丛书《万有文库》。这样一个才气、学问和商道兼备之人，自然给商务带来了新气象，这也是商务传承百年，始终得风气之先、始终放眼国际合作的文脉所在。

解放后的历任商务当家人，如袁翰青、陈翰伯、陈原、林尔蔚、杨德炎诸位，无不乐于学术、勤于思考、敏于西学、勇于变革。例如，１９５８年陈翰伯奉调商务总编辑时，自谦底子差、马列基础不行，于是“读四史”，是洋四史：世界通史、西方哲学史、经济学说史、政治思想史，由是也带动了编辑部的同志“啃起来”。陈原、杨德炎都是通晓外文的行家，陈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即是中国世界语运动的发起者与推动者，不独是出版家，还是语言学家、文学家、翻译学家。现任总经理杨德炎先生，精通德语，曾为我国驻外使节，广博闻尤雅量，亦长于辞典编撰和学术研究。百年商务生生不息、奋进不止实与他们为学为问为察的榜样分不开。从商务的草创期、繁荣期，到新中国、新时期的商务，“学习型商务”、“研究型商务”始终是支撑其学术文化出版重镇的基质。旧时张元济办东方图书馆，规定商务编译所员工每天六小时工作制，鼓励员工勤思敏行。陈原主政时，实施一个良政：每个员工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将平日假期合用）用于读书，在１９８０年代初期，只要有出国考察学习的机会，都让员工积极参加，由商务掏各项外汇，殊为可贵。近年来，商务继成立辞书研究中心之后，又成立了世界汉语教学研究中心，既秉承了商务一贯的传统根脉，又与时顺应，有所创新。

有才品、学品，而无行品，其人其文品位品格也难有超拔气概。在商务的创业与成长史中，眼界向外、“走出去”调研国际，一直是其百年传统。夏瑞芳在商务草创之初，即亲赴日本考察，“有所得，归而仿行之。于是印刷之术，焕然一新，营业亦日盛。”（蒋维乔）而另一创办人鲍咸昌也于１９１３年，“只身远游，足迹遍英法德奥美日诸邦，考察大工厂，定购新机械，博采新方案。自愧艺术之幼稚，访聘高尚技师，专任教导，意在革新公司，使得与各国工厂颉颃。”（庄俞）１９１０年，张元济为事业发展需要借镜先进各国之故，用１年时间，先后前往日本、欧美各国，考察教育、出版、印刷，大受启发，而用之于商务编译、发行、印刷等方面管理技术的改进。１９３０年王云五在受邀正式接任总经理职时，提出的两个条件之一，即用半年时间，考察日、美、英、德等９国，遍访先进企业，思考借鉴先进的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写下了四五十万字的考察心得。归国后向董事会提交了《采行科学管理计划》，是为中国采纳世界先进的管理制度泰勒法的先驱。该计划提出三大目标（商务作为文化企业应该对社会文化有充分的贡献，使股东巩固资本、获取利润分红，使职工增加收入、保障福利、改善工作环境）、四条纲领（即科学管理的四大原则：扩大生产、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劳资双赢）、十二个要点（办理预算、分析工作按职给酬、规定工作标准等）。近年来，在中国政府大力实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背景下，商务的“走出去”正从为“引进来”而走出去，向输出而走出去转移，对外合作出版实现了质的飞跃。

商务在其百十年发展史上，曾遇激流险滩，也有保守落后，也曾经家国苦难，也经过合立曲折。然而，商务人从来没有在时局面前、苦难面前、挫折面前、竞争面前退缩过、消沉过、守成过。商务历来不乏革新者、应时者。而革新与应时不仅需要勇气、激情、使命感，更需要智识与策略。远的不说，早在１９８３年前后，身为商务总经理的陈原就提出了计算机信息化对出版影响的课题，可谓目力如炬，光透世纪。后来他总结百年商务要迎接三个挑战：开放和改革的挑战、出书竞争的挑战和现代化的挑战。而现任总经理杨德炎则总结为市场竞争的挑战、人才竞争的挑战和现代化的挑战。不论哪三个挑战，百千策论，还靠一个品字！惟有品格与气派，才是抵御诱惑、守正出新的镇馆之宝、定海（不论是商海抑或红海、蓝海）神针。

书艺商务

在商不商

在“商”而不言“商”，检索中国近现代百年出版史，唯商务印书馆最为从容、最为淡定，最得其妙、最畅其道。

于今思量商务印书馆馆名，未解其妙者，乃“商务”者非“商务”也。或许，天意早已注定，当年四个创始者仅以印刷票证账册起家之初，就心怀济世之志，而所谓商，不过是“商量之商”，实为志同道合的寄喻，那就是扶助教育、开启民智、广播知识；或可得解，商务之商，以文载道，故而商道自在，并不需为选题是否有市场顾虑。在商务的百年史上，最可宝贵的传馆之道，或可数天然去雕饰地将出版志向与市场回馈完美结合。出版最新教科书、引进西学新知、兴办学校、创设图书馆，等等，均源于夏、鲍、高、张诸君，广开教育、泽被大众的宏愿。而被后世解读的所谓商务当年的产业链延伸、多元化经营，不过是商务诸公怀抱挽救时弊、必兴教育的必然结果。夏、鲍、高等创办者，均出自教会学校，均又各自捐资创办乡学，设养真幼稚园、尚公学校及诸多公益事业，概亦因回报社会的心愿，断不是为商业之利益。就是日后王云五将商务之商运用得“炉火纯青”，也是敏锐地抓住了文化建设之需求，经典事例如王主持策划的《万有文库》、《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等，不仅给商务带来鼎盛声誉，也带来了红火生意。

心怀教化，又有人品、文品与学品，商务的书品自是可以期待，并永葆其品质的。不单商务赖以繁盛的教科书编修，以及各类文化学术、历史普及丛书、少儿读物，还有报纸（如早期《外交报》）、杂志，以至文具、教具等等，无不以社会责任、文化建设为鸿的。七十几年前，老商务人在总结商务教科书出版经验时说，“教科书的营业，要算是高尚的营业，但是一般经售人视同普通货一样，你也滥价我也减折，弄得顾客莫名其妙，结果以便宜为主，不问本身的优劣，究竟实际是埋没不了的，我馆不必随波逐流。”（庄俞）心中的笃定，源于品格与品质，源于究竟是埋没不了的自信。而引领潮流绝不随波逐流，则是其兴而不衰、自我代谢的法宝。仅举一例，１９０２年首编《最新国文教科书》时，毫无成例援引，全属原创之作。除课文内有雕刻精美插图外，每册还附有五彩图画二三幅，开国内儿童读物附彩图先河。每一课成，张元济、高梦旦、蒋维乔、庄俞、杜亚泉诸公围坐一处，反复推敲，必得多数认可方通过。其中国文第一册初版发行，仅三日即售罄，既可见证受欢迎之程度，也是其品质保障的有力旁白。

为纪念商务百年，杨德炎曾总结了商务的六条发展体会，其中之一是“有一条行之有效的出版精品图书的方法。以规划指导出书的路子，在商务早期已见雏形。近２０年来更有进一步的完善。”而这完善之法又有六点，其中之一，“便是不单纯以盈利为目的，看准选题，敢于投资”。想当年张元济倾毕生心血编刊《四部丛刊》、《涵芬楼秘籍》、《正统道藏》、《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古籍巨帙，可谓嘉惠学林。王云五组织编刊《万有文库》，力排众议，首印５０００套，直供各地图书馆，直接推动了民国时期图书馆公益文化建设，更是普惠天下大众。而菊公举全馆之力，屡次希望影印《四库全书》而不得的遗憾，也在今天的时代得以实现。２００５年商务印书馆结合现代数字技术及按需出版模式，隆重推出文津阁本《四库全书》影印版，成就了当代中国弘扬中华历史文化的一大盛事。近十年来，商务在市场经济风疾浪高环境下，尤能“坚持操守，不追名，不逐利，不跟风”，不躁不亢，不羡不媲，举凡不符商务出版风骨的选题，再利大而不为；举凡贴近商务出版品性的图书，即使利微而矢志，如小语种工具书的开发、“公法译丛”、“现代性译丛”、《汉语世界》、《中国学术》等杂志辑刊。出版的图书范围及图书选题不断创新，与哈佛商学院合作推出的“哈佛经济管理图书品牌”，不仅带来了中国企业观念更新的“蓝海”，也续写了商务新的出版品相。借助出版技术和手段更新，开通了“工具书在线”，成功开发了网络版辞书。在市场营销与品牌推广上，面向社会大众，强化文化的商务、专业的商务、国际的商务、大众的商务、公益的商务形象。

遥想当年，菊公初主商务编译所，首译严复《天演论》等一批西学经典，所谓“论传天演，木铎启路”，“天演”所论，正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之真理，不独应验宇宙万物演替之浩荡残酷，不也传写了出版文化企业兴衰之浪涛无情吗？“日新无已，望如朝曙”，惟有顺应潮流，方能“左右应对”。借用张元济当年写下的词句，“敢云有志竟成，总算楼台平地”，而出版文化企业之志向，终究离不开的，还是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