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以出版小学教科书起家，随着社会不断增长的文化需求，它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与教育发展前进的步伐同步前进。商务的创立和发展也是中华民族文化出版事业的一面镜子。今天纪念商务印书馆创建１１０年，我们回忆过去的光辉业绩，更在于着眼未来的新文化建设。

我从小学开始就深受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读物的启迪。从小学到大学，直到今天，对商务印书馆有一种亲切感、亲近感，我曾是商务印书馆的忠实读者，后来成为商务印书馆的作者之一。商务一百多年来，与国运同步，甘苦与共，休戚相关。祝愿商务做出更辉煌的成绩，以满足海内外学术界的殷切期望。

商务印书馆是一家在海内外很有影响、很有威望的出版社，也是一家很有特色、很有品位的文化机构。以张元济、高梦旦、王云五、陈翰伯、陈原为代表的一代又一代商务人，他们都是有思想、有抱负、有才干的知识分子，始终把商务的出版事业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继承和人文学术研究结合起来，１１０年来出版了一大批教育民众、嘉惠学人的好书。

可以说，商务印书馆１１０年，为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建设现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做出了很大贡献。商务出版图书追求的是它的学术价值和文化价值，也就是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这一点，值得现在的一些出版社学习和借鉴。

飘扬在中华大地上的一面旗帜

商务印书馆是中国第一家现代出版机构，在中国出版史乃至文化史上创造了诸多第一，择要列之如下：

* 出版第一部语法学学术专著——《马氏文通》（１８９８）；

* 出版第一部中英文对照排版印刷的英语教科书——《华英初阶》（１８９８）；

* 出版大陆第一部英汉字典——《商务书馆华英字典》（１８９９）；

* 第一个使用纸型印书（１９００）；

* 第一个系统地介绍西方学术论著（１９０２）；

* 第一个使用著作权印花（１９０３）；

* 第一个作为文化企业引进外资（１９０３）；

* 第一个作为民间企业聘请外国专家和技师（１９０３）；

* 第一个系统地编印出版《最新教科书》等近现代中小学教科书（１９０４）；

* 第一个创办《东方杂志》等一系列现代意义的杂志（１９０４）；

* 第一个采用珂罗版印刷（１９07）；

* 出版第一部由中国学者自己编纂的双语辞典《英华大辞典》（１９08）；

* 出版我国第一部儿童文学丛书《童话》（１９０９）；

* 第一个采用电镀铜版印刷（１９１２）；

* 第一个使用自动铸字机（１９１３）；

* 第一个采用胶版彩色印刷（１９１５）；

* 出版我国第一部以语词为主、兼及百科的大型现代语文辞书《辞源》（１９１５）；

* 出版我国第一部专科辞典《植物学大辞典》（１９１７）；

* 成立我国第一个中资电影机构——活动影戏部（１９１８）；

* 生产制造我国第一部汉字打字机（１９１９）；

* 制作我国第一部动画广告片《舒震东华文打字机》（１９１９）；

* 出版由我国学者自己编写的第一本中型《日汉词典》（１９５９）；

* 出版我国第一部大型俄汉词典《俄汉大辞典》（１９６０）；

* 出版建国后第一部中外合作的工具书——《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１９７０）；

* 出版我国第一部规范型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词典》（１９７８）；

* 文化解禁后推出了中国改革开放后第一本《汉英词典》（１９７８）；

* 成立新中国第一个也是目前唯一一个合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１９９３）；

* 成立中国第一个辞书研究中心——商务印书馆辞书研究中心（１９９９）；

* 建立中国出版机构第一个大型辞书语料库（２００４）；

飘扬在中华大地上的一面旗帜

商务的社会效益在中国绝对是第一流的，商务对现当代中华民族的影响，肯定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可以与之比拟，这就是知识的渗透、文化的影响、学术的力量。

■黄书元（人民出版社社长）

人民出版社与商务印书馆是真正的兄弟，我们两家有着同样的光荣和梦想，我们都拥有一大批辛勤工作的出版工作者和出版名家；我们都出版过不可胜数的、影响几代人的名著；我们还共同拥有一大批著名的专家学者作为我们共同的作者；我们都承受着党的阳光和雨露，同在新闻出版总署后又一同划到中国出版集团麾下，现在人民社又回到新闻出版总署，但我们的心是紧密相联的；我们同为中华文明的继承和创新、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多年来，商务印书馆一直是飘扬在中华大地上的一面旗帜，成为我们出版人心目中永远的骄傲。也许商务的经济效益在中国还不是最好的，但可以肯定地说：商务的社会效益在中国绝对是第一流的，商务对现当代中华民族的影响，肯定没有任何一家出版社可以与之比拟，这就是知识的渗透、文化的影响、学术的力量。我们曾经讨论：当年与商务同时创业的企业现在还存有几家？一个百年老店何以焕发出青春？商务现在的辉煌固然有其历史基础，但纵观商务１１０年历史，既有着辉煌之处也有着伤心之时，解放前商务几经磨难，如著名的东方图书馆就被日本鬼子炸毁了，商务历史上留下的更多的是文化，是传统，是不畏困难、勇于创业的精神，商务曾经只有一本《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辞典》也只是１９７８年才开始正式发行，但现在商务已成了工具书的王国、学术出版的重镇，试想，哪一本工具书、哪一本学术专著不经过出版工作者付出艰辛的努力能获得真正的成功？商务今天的辉煌是新老商务人靠自己的双手和智慧干出来的，商务的精神激励了当代商务人拼搏进取，发扬传统，立足自己的资源优势，抓住了发展的机遇，才开创出今天的大好局面。商务的精神也是永远值得我们学习的。

展望２１世纪，祖国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发展，在竞争中强盛，出版业正在走向全球化，我们适逢中华民族振兴的大好时机，这是我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将携手并肩，共创出版兴盛大业。我相信，商务印书馆只要秉承百年积淀，继续改革创新，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让我们预祝商务的明天更加美好！

寻找文化理想与商务智慧结合点

时代变了，商务理性、圆熟的精神气质不会移易，如何在全球化、数字化的市场背景下寻找文化理想与商业智慧的结合点，如何兼得传统神韵与时代风采，如何在守成中实现二次创业，都是摆在当代商务人面前的新命题。

■王一方（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出版业务部主任）

１１０个年头，穿越三个世纪。而今的商务已是松鹤仙翁了。历史的俯仰开阖之间，流淌着一股潇潇之气，因为在他走过的漫漫岁月里，“风涛激荡”、“滩险浪急”，并非一任骁勇可以夺关斩隘，而应有势乃节，“左右应付”，徐疾两兼，才能“日新无已，望如朝曙”。回眸一望，商务像一架秋千在时代的吊臂上摇荡，它临南风，含北韵，豪迈兼细腻，世故又天真，守成复开拓，清醒寓激情，精明却冲和，老谋拥新潮，逐步磨励出在复杂局面中德圆智方的超然气质与气象。

以１９５１年商务总管理处北迁为界，商务的历史可以掰作两半，一半居沪，一半驻京，前半个身影抛在旧中国（晚清商务及民国商务），后半个身影映在新中国（红色商务）。但打开商务的百年书目，却有相当多的图书能跨越地域，跨越时代，成为厚重的百年经典。它们不唯辞书、不唯古籍、不唯西学名著，如出版于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大学丛书”、“中国文化史丛书”至今可以原版重刊诲人，“万有文库”的策划思路亦被新生代出版家所追摹。这足以反映商务出书选择与立意上的恒久性与公共价值。另一方面，商务善于吸纳南北文化风韵，居沪时期，商务版图书并不拘泥于海派文人的机巧与市民阅读的油腻和时尚，相反，于精神气象追求北方学人的大气浑圆，金石刚烈。在设计上，商务版图书的封面一以贯之地素朴、宁静示人，绝不轻佻、媚俗。而驻京时期又刻意研习沪上企业经营的睿智与文风的清丽灵动。说来也巧，新中国主持商务的主将皆为江南弟子，却均显“南人北相”，兼得刚石软玉之气。激刃于载道与言志、文化承载与市场竞技之间，饶有余隙。

叶圣陶对商务的贺词云：“论传天演，木铎启路”，正是商务出版的严译系列（如《天演论》）开了近代思想启蒙之先河，但早年的商务却婉拒过孙文的《三民主义》，张元济自辩为“前进中的保守”。１９08年，张赴日考察书业，却分心改良救国之术，研究日本的君主立宪制度，他致信高梦旦，有关议会制度的“政法书籍亟宜着手编译，为公为私均不可缓”，表明他的改良理想之火在心头窜烧，但又专嘱“理想切戒过高”，只求“文字宜稍优美，解释务宜明晰”，又显出他的谨慎、多虑。夏瑞芳死后，高凤池接任，张与高在企业战略、文化追求、任事方法、个人性格上多有不合，但张元济既不愿苟且，又不愿拍案弹劾而自代，最后留下一纸忠告（六个“勿以为”）而请辞（高亦退），负气辞去管理之职，转而埋头整理古籍。随后，“商务印书馆只能沿着没有张元济理想的单纯出书机构的路子走了”（陈原语）。这场风波也反映了张元济性格中世故与天真的矛盾。

与之相仿，“文革”中的陈翰伯遭遇了同样的环境压迫与心理冲突：翰公１９５８年接手商务，克服诸多困难筹备西学及辞书的出版工程，欲续接商务的文化薪火，但“汉译名著”的出版工程未及初竣，“文革”洪流便压顶而来，依他在党内的任事经历，完全知晓当时政治运动中顺者昌、逆者亡的游戏规则与大清算结局，巨大的政治压力迫使翰公不仅中止了这两大文化工程的运作，还必须从文化价值上拔根子，彻底批判、否定自己苦心经营的事业，后者较前者更为痛苦。陈翰伯也曾一度想离开出版界，转入图书馆系统避风，但几经思索，他仍然坚持了下来，“文革”后期文化肃杀之风稍弱，又挑起西学（白皮书）、辞书的筹备与出版两副担子。在翰公身上极度的清醒与火一般的激情交相辉映，永远喷射出活力。在商务的同仁眼中，翰公以他的执着和坚定留下了他毕生没有做“大官”却做了“大事”的共产党人（高崧语）的人生记录。

而今，时代变了，商务理性、圆熟的精神气质不会移易，如何在全球化、数字化的市场背景下寻找文化理想与商业智慧的结合点，如何兼得传统神韵与时代风采，如何在守成中实现二次创业，都是摆在当代商务人面前的新命题。有所为的呼唤与何所为的叩问击打着新生代商务的出版家们。作为商务印书馆现任总经理杨德炎，不仅对传统商务的精神气质熟谙于心，工作中还不时透出德圆智方的朴雅之风，不显山不露水之中，谋划着、推助着商务印书馆战略、营销、人力资源的扩张与转型。譬如新成立了辞书研究中心，推动辞书研发的深耕细作，用现代数字技术改进并刷新语料库的信息贮存与检索，为多媒体辞书开发预留了接口和空间；新组建了教材中心，试图在素质教育平台上开发出一批新型教科书、参考书来；寻回早年张元济“昌明教育”的那份豪情。杨德炎还以他外交家式的眼光和胸怀推动商务与国际出版巨擘之间的合作，以及中华文化圈五地商务之间的联合，实现资源共享、市场互补。

激荡百年，总有波退滩平之时，商务这片金沙滩上还会留下谁的脚印？不必细细去寻辨，唯有掠过耳畔、心头的那缕商务精神与气韵将逐日追月、生生不息。

没有大师的行业是不成熟的行业

百年商务的成功与经验，在于它有一批大师。但商务的大师并不是鹤立鸡群的，人才往往是金字塔式的，大师便是塔尖上的人物，商务有一批一批人才群体，“五四”后商务的编译所就集中了三四百名知识分子。以至于商务成为了中国近代出版业人才的工作母机。

■王建辉（长江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记得曾任清华大学校长的梅贻琦先生有过一句名言：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这句话得到眼下人们普遍的认同。大学与出版机构关联度很高，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也曾是大师云集的地方。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大师就是一所大学和一家出版机构的“仙”与“龙”，是学校与出版机构的魂之所系。

前些年的商务设计刊出过一则广告，很有历史感与文化内涵。广告从上到下分为三个板块：我们的作者、我们的员工、我们的作品。所列“我们的作者”包括：严复、林纾、鲁迅、老舍、巴金、胡适、冰心、竺可桢、赵元任、钱穆、贺麟、朱光潜、王力、吕叔湘、丁声树。“我们的员工”则有：张元济、蔡元培、高梦旦、蒋维乔、杜亚泉、胡愈之、茅盾、郑振铎、叶圣陶、周建人、何炳松、陆费逵、袁翰青、陈翰伯、陈原、吴泽炎。商务走过１１０年了，她创造过自己在中国出版乃至在世界出版史上的辉煌。这辉煌中就有他们所拥有的大师的光芒。我们说商务有大师，不仅是说有过作者大师，有过一批大师级的作品，也主要是说商务有员工中的大师。这是很难得的。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当时由这些大师所聚集的商务员工的人才群体，几可与当时中国的任何一个高校相媲美。从上述商务广告“我们的员工”所列部分名单看，也确然如此。其中还有一些重要员工未标列，如王云五，应该说他是一位出版经营大师。

商务的大师之难能可贵，在于他们是与时代学术文化同级同步的。比如有商务早期“创业三杰”之称的杜亚泉，他编辑的《科学杂志》，就体现了那个时代的科学水平。茅盾与孙毓修，在儿童文学的编辑工作中，共同开创了中国的儿童文学。杨贤江编辑《教育杂志》，本人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也是第一线的。张元济更代表了那个时代古籍整理的最高水平，上世纪４０年代末，“中研院”选举第一届院士，没有太多著作的张元济竟以高票当选。

细思商务大师的特点，约略归纳，一是有崇高理想与人格，张元济言志的“昌明教育平生愿，故向书林努力来”，高梦旦所坦陈的“不求成事于我”的人格魅力与献身精神，都集中体现了行业的特质。“没有伟大的品德，就没有伟人”，没有伟大的理想与人格，不可能成就大师。二是与时代文化同步在一个水平线上，他们往往不是处在幕后，而是直接处在了思想文化的中心，用王云五的话说是“激动潮流”，也许他们并不是很重要的人物，但确实处在了文化中心，在许多领域站在了一线，如现代文学最重要的流派之一的文学研究会的几位骨干都在商务。由于大师们的推动，商务成为中国思想文化学术的重要机关，以至于时在北京大学的胡适要说，“得着一个商务印书馆，比得什么学校更重要”；三是在编辑出版方面专业精湛，不仅有“事功”，而且学养深厚，他们代表了这个行业甚至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准。以至于他们从这个行业退出进入别的行业后，也能迅速占领新的高地。如蒋维乔、何炳松从商务退出后都做了好几所重要大学的校长。而从政者也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但商务的大师并不是鹤立鸡群的，人才往往是金字塔式的，大师便是塔尖上的人物，商务有一批一批人才群体，“五四”后商务的编译所就集中了三四百名知识分子。以至于商务成为了中国近代出版业人才的工作母体。还有一点很重要，除个别情况而外，总体上说商务能够让人才有施展的空间，不做太多的干预，容纳大师之必须具备的独立思考精神、探索创新精神。

我们现在特别重视思想文化领域的领军人才。大师无疑是一个行业的顶级领军，是人才的最高级形态。他们之所以被称为大师，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智慧、才华、品格，都不同程度地引领和影响了他们同时代的人，他们的业绩对他们的时代或后代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文学艺术的发展，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商务昔日的大师们便是一批这样的人。商务有大师，他们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标高。他们不仅是属于商务的，也是属于中国的。他们的业绩为后人难以企及。前些年，我在浙江海盐参观张元济图书馆时，曾写下“张元济不可追”的字句，一些同行研究者在文章中就引述了这句话，看来都很认同。

百年商务的成功与经验，在于地有一批大师。商务有大师，其好处是再明显不过的。商务之所以能够“以一私营机关，而与全国文化发生如是重大关系者，在国内固无其匹，即在国外也不多见”（王云五语），原因之一就在于她所拥有的大师。在近代出版形成过程中，商务的大师们组成了商务的核心竞争力，提高了商务的声誉，赢得著作界对于商务的必要的信心与尊重，引领了商务的编辑方向与学术文化走向的一致，提高了商务出版物的品质。大师们作为一种无形资产，成为商务的文化符号，是百年商务的重要基础。从他们身上，人们看到了编辑出版这个行业与职业之必要与重要。在某种意义上说，有没有大师，是一个机构一个行业有没有高度的标志。

没有大师的民族，或者不懂得尊重大师的民族，都是悲哀的。没有大师的行业，则是不成熟的行业。前不久我在一家省图书馆作了一场演讲，一部分内容就是专题阐说：现时代为什么出不了编辑大师？怎样才能出大师？今天我在回顾这一段商务史的时候，心中仍然带着疑惑与感慨。我们正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但也是一个需要大师而没有产生大师的年代。这是来自我们内心的呼唤：我们的行业应该有当代大师产生。希望在于全行业的努力。但愿：任重而道不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