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是这样一部一般出版社并不看好的工具书，恰恰反映了商务的眼光。

２００３年７月，由武汉大学古籍整理与研究所历时十八载编纂而成的《故训汇纂》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时适逢武汉大学１１０周年校庆，前来报道的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从武大诸多研究成果中，一下子就选中了《故训汇纂》；而众多收到这本校庆重点礼品书的专家学者，更是对其赞不绝口。

一本专业性较强的工具书，何以受到如此瞩目？

十八年磨一剑的超越意义

语言文字随社会发展而不断演变，前人对古代词语和典籍文句的解释就成了后人阅读研究的依据和基础，于是历代都有字典辞书和文献注释问世。这就是训诂学。清代著名学者阮元主编的《经籍 诂》是训诂学方面的巨著，２００多年来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汉语言文字学研究者和辞书编纂工作者必备的工具书。但该书缺陷也很明显：资料不备，体例不便，错讹不少，已不能适应当代学术发展的需要。国学大师黄侃早在７０多年前就有对《经籍 诂》进行补充和修正的愿望，但终未实现。

１９８５年，刚刚从《汉语大字典》这一浩大工程中抽身的武汉大学古籍所宗福邦、陈世铙、萧海波教授等，决心通过对《康熙字典》、《经籍 诂》等古代辞书字典的整理、补充、修订，编出一部更为完全和权威的大型工具书——《故训汇纂》。虽然有《汉语大字典》十五年磨一剑的甘苦在先，却没想到，《故训汇纂》一编就是十八年。

没有宽敞明亮的办公室，当时更无电脑可用，１２位编者靠手抄笔录和剪贴，分书制卡，共手抄卡片４０余万张，剪贴卡片３０多万张。即便是酷暑难当，也不敢开电风扇，甚至不能开窗，唯恐吹乱了卡片。分书过程中，没有取巧地从《经籍 诂》中转引资料，而是重新辑录，避免了抄袭《经籍 诂》的错讹；全部书目制卡完成后，又历时半年，把４０万张手抄卡对照原书一一复核，使近７０００张辑录有误的资料卡在编写前得以改正；编写过程中，更规定凡卡片内容可疑者，或对照《经籍 诂》引文发现文字有出入者，必据原书重核，以定正讹；审稿时，初编稿的全部资料又对照原资料卡逐一复核。甘居寂寞之淡泊，默默耕耘之勤奋，治学作风之严谨，令人感佩。

珞珈山上樱桂开了又落，孜孜以求的学者华发渐生，终将一部１３００万字的训诂学巨著——《故训汇纂》奉献给学界。

《故训汇纂》全面系统地汇辑先秦至晚清古籍文献中的故训资料，共收字头近两万个，注项约五十万条，是对《经籍 诂》的继承和超越——从时间跨度上，由后者的从先秦至唐扩展到晚清；收录的文献典籍，由后者的８０多种扩展到２２８种，经史子集并重，特别是采集了大量的近人笔记和佛典音义，详尽地收录了单音词的训释，以及有关多音词和短语方面的训释；在篇幅上，由后者的３００多万字扩展到１３００多万字；数据更精确，在编写中凡发现资料有可疑处，均重新核查原书；编排更合理，依《康熙字典》２１４部首编排，按部归字；检索更方便，收录了《单字汉语拼音索引》和《难检字笔画索引》。

《故训汇纂》甫一推出，就受到学界高度评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著名语言学家许嘉璐说：“这是训诂学界的一件大事，是一切研究古代典籍与文化者的一大福音。”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语言学会副会长王宁表示：“《故训汇纂》的诞生比《经籍 诂》晚了二百零五年。这两个世纪不是一般的二百年，而是中国语言文字学完成了自身科学改造的二百年。”

扶持学术锻造精品的高远眼光

且不说繁重的编校任务，也不提可能仅仅只有社会效益，单是１８年的漫长等待，就足以让许多出版社望而却步了。语文出版社李建国感慨地说：“在商业竞争激烈，几于甘冒风险、不择手段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十八年前立项的图书选题，虽经数届领导班子更替变换而不改初衷，如果没有扶持学术的眼光，没有注重精品的品牌意识，以及不断为积累和传播文化服务的博大胸怀，是万万做不到的。”

作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重点项目，也是商务印书馆继《辞源》之后出版的又一部大型汉语工具书，《故训汇纂》对于商务的意义的确自不待言。２００４年１１月，在《故训汇纂》学术研讨会上，曾任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主任、《故训汇纂》首任责任编辑的赵克勤先生用“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作了总结——首先，商务印书馆能够圆满完成《故训汇纂》的编辑和出版任务，是一件很光荣的事；其次，商务印书馆取得了异地组织力量编辑出版大型工具书的经验。“例如审稿，由于原稿太多，有几十大箱，不可能运到北京去审，我们就采取分阶段上门审稿、把关、与编者面对面讨论的办法，解决了不少难题。”

现任商务印书馆汉语工具书编辑室副主任的史建桥，在１９９６年赵克勤先生退休后，成为《故训汇纂》的第二任责任编辑，七年中四次带着校对人员南下武汉，“每次质量都有提高，最后我们又请北大、北师大的专家通读通审了一遍”。

让史建桥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在《故训汇纂》出片的关键时刻，遭遇了“非典”。“我们４月份去湖北新华印刷厂出片子时，‘非典’闹得正厉害。武汉大学的保安不让外人进，我都不敢说是北京来的，冒充新华印刷厂的。而厂里人也紧张得很，一看‘北京的专家’来了，呼的一下就撤出好几米远。会议室消毒液厚厚一层，我们都没法坐。后来馆领导也怕出事，让我们回去，可当时还差一点没干完，原定７月出书不能耽搁，就让大部队先回去，留下三四个人坚持把所有片子出完。与我们同车次到武汉的一个人，下车回到老家就死了。临走当天我们看到电视台滚动播出查找同车旅客的消息，愣是没敢去厂里道别，生怕被举报隔离三周。”回述起这段经历时，史建桥笑得很灿烂，仿佛是在讲一个跟自己不相干的笑话，而只有亲历过“非典”的人，才能体味出其中的深意——当危险甚至死亡近在咫尺时，如果不是出版者的使命与良心，谁会选择坚守？

关于印制，商务印书馆就专门开了两次生产会。史建桥告诉记者：“因为正文加附录一共２８００多页，印出来是什么样我们心里也没底。最后决定先做假书，用最好的字典纸。出来一看，嗬，漂亮！我开玩笑说是‘不胖不瘦’，烫金封面设计还加了护封，这可很少见。”另外，《故训汇纂》初版采用小六号字，“１３００万字，不少人建议出上下册或多出几册，但我一直坚持出单本。我想研究生是这本书的一个很重要的读者群，出分册的价格肯定高，这批读者很可能就被拒之门外了”。

２００１年，商务印书馆还出资８０万元一次性买断该书版权。事实也证明，皇天不负苦心人，《故训汇纂》在学界的反响之好——２００３年首印的８０００册不到一年就销售一空，仅武汉大学就一次性购买了１２００册，当年９月已有美国的大学图书馆引进此书；第二次又印了４０００册。有读者来电话表示“这是新中国建立以来，装帧、印制最漂亮的一部工具书”。该书还荣获教育部、湖北省及中国出版集团等的多个奖项。

“编书不能只见书不见人，工具书也是一样，不能只看经济效益。对编辑、对作者的培养，对编辑与作者融洽关系的培养，从某种意义上说比书更重要。宗先生的学术风范和人格力量，以及‘故训精神’——刻苦的精神、甘于寂寞的精神、团队精神，都让我感动。”史建桥如是说。

因部分老专家反映字号太小，商务印书馆今年将出版《故训汇纂》大字本，即从小六号变为六号字。而仅大了半号，排出来就达４９００多页。目前，大字本已正式出版。

与此同时，另一部１３００万字的大部头《古音汇纂》，也正在武汉大学古籍所紧锣密鼓地编纂中，目前已经编了８年，仍将交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与《故训汇纂》相比，没有蓝本，编纂难度将更大。对商务而言，这将是又一个机遇与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