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朋义

1954年生，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党组书记、副总裁。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名誉社长；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中国书刊业发行业协会副会长；中国翻译学会副会长；中国辞书学会副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秘书长。1977年至1980年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学习，1988年至1989年在英国利兹大学学习，获语言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英国牛津布鲁克斯大学出版学荣誉博士学位。1980年9月分配到出版社编辑部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常务副社长、外研社和音像社社长、总编辑、社长。1998年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同年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2004年被授予“首都五一劳动奖章”和教育部“优秀归国留学人员”称号；2006年获“韬奋出版新人奖”；2008年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优秀出版人物奖。

什么是外研人？我将其归纳为“事业心、责任感、职业化、忠诚度”，这里所说的忠诚度，就是要对所服务的企业保持忠诚，以社为家。我在外研社成立的第二年就来到这里工作，作为一个老外研人。在过去２６年来，我把外研当作我的父母，我的家庭，我的儿女。我视外研社为“父母”，因为外研社给了我在这个行业中充分施展才华的机会，同时也让我能够养家糊口，是衣食父母；我视外研社为“家庭”，因为外研社是我安身立命的地方，过去我和外研社同事就像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的兄弟姐妹；我视外研社为“儿女”，要呵护她的成长。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里，我为出版事业搭上了时间，耗费了精力，牺牲了健康，但我是无怨无悔。在今后的日子里，我将继续矢志不渝。因为出版是我一生的事业，一生的希望，一生的寄托。

经过全社上下几代人的努力，外研社的发展已经进入一个比较理想的境地。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外研社抓住了市场机遇，提高了综合实力，成为了中国的大社强社之一。在数字化大潮来临之时，年轻而富有活力的外研社，需要有一批年轻而富有活力领导队伍，带领它去实现新的跨越。由于春迟、徐秀芝、蔡剑锋等人组成的新领导班子，在年龄结构、知识结构上都十分合理，完全能够胜任领导岗位，外研社依然会持续、稳定、快速地发展。

于春迟

1968年生，1990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专业；1990年开始在外研社工作，历任国际合作部主任、社长办公室主任和出版部主任、社长助理、总支副书记、副社长；1996年～1997年，英国斯特林大学，编辑出版学硕士；2002年任常务副社长；2004～2006年，长江商学院EMBA毕业；2007年5月，任外研社社长。

回首往事时蓦然心惊即证明已是步入中年了，所幸记忆碎片的纹路依然清晰。

１８年前的毕业前夕，求职范围只选择在出版社和大学老师两者中间。在参加了外研社的求职考试后不久的一个夜晚，那位当时安排我考试的李老师——我只知道他是李老师，来到了我的宿舍。至今仍然记得许多的细节?押 他面部的表情、说话的语气，以及外套的样式、雨伞的颜色等等。反倒是和我谈话的内容记得不甚清晰了，大体是讲对我笔试和面试的印象，问我如果单位接收我的话，是不是就决定来了等等。想必我那时也是努力按捺住激动的心情，频频点头而已了。从此和这个人有了至今已是１８年的缘分。

当校长在全社大会上宣读我的社长任命通知的时候，我看着旁边当年的李老师，后来的李社长，脑中闪现的是多年以前那轻轻的一声叹息： 那时他带领下的外研社已是走上了快速发展的道路，虽然也常恨分身乏术，但夜深人静时他仍然有时间和我在办公室聊聊天。那天的他有些犯愁，因为他想为在库房工作的一个年轻人换个岗位。他该成家了，却还没有女朋友，他轻叹一声，继续嘟囔着，我得给他换个工作，要不然找女朋友都困难。我的这位同事早已为人夫为人父了，只是他不知道曾经有一个夜晚他的社长在为他的工作甚至他的婚姻在办公室里转圈。当社长要有战略眼光，要懂管理，要努力工作，要学很多事情，他教我最多的是：人文关怀。

蔡剑峰

1968年生。1989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对外汉语专业；1993年获北京外国语大学翻译学硕士； 1996年获英国斯特林大学出版学硕士；2007年获中欧国际工商学院EMBA。1989年进入外研社，历任编辑室主任、国际合作部主任、社长办公室主任、社长助理、副总编辑；2002年起，任外研社总编辑。1995年，荣获首届“全国优秀中青年编辑”称号；2004年，被评为“全国百佳出版工作者”。

“知道得越多，才明白自己不知道的更多。”外研社给人机遇，也给人不断接受挑战的压力，非凭已有经验就能驾轻就熟、得心应手。如果说３０岁做副总编辑时还有点初生牛犊，那么３４岁做总编辑之后，我更多的就是惶恐了；这些年来身心紧张，原因之一就是懂得了这个岗位的涵义，它不是一把座椅，而是一张书桌。

注定了我是要做学生的。首先是大环境，是这么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要求我们不断学习和更新；其次是置身大学这么一个小环境，有特殊的学习氛围，比如我们社至今大家仍然习惯以“老师”相称。而对我来说，无论像老总编、老书记，还是李社长、徐老师，多年来如同导师，一直身传言教，领着我们面对新问题，解决新问题；此外，还有自己岗位的特殊性，工作中接触的多是学有专长的作者，令人起敬的老师。所以这是一个让人知不足的地方，让人成长的地方。我喜欢“成长”这个词胜过“成熟”；因为成长意味着学习。我进社时正逢外研社开始市场化，这二十年历程让我感受最深的是，时光让我们人变老，但却可以让一个企业更加年轻。外研社的快速成长说明了自己的年轻和活力，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

若问改革开放对外研社有什么意义？我觉得是赋予了外研社新的观念和精神。观念是指包括市场观念竞争观念等在内的一种思想的解放；但要特别指出的是外研社的人才观念。因为不能因循守旧，需要突破和改变，才有不拘一格、不论资排辈，使得年轻人崭露头角，拥有了自己的舞台。年轻则没有经验，只有学习，年轻则没有框框，勇于创新。故一种学习的精神和创新的精神，一直让外研社保持着年轻充满着活力。现在，外研社要做一个大社，我希望仍将是“有容乃大”。

徐秀芝

1974～1978年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法语专业，1979进入外研社工作，历任编辑、编辑室主任、总支副书记兼副总编；1998年起，任外研社党总支书记兼副社长。

我是外研社成立之年入社的，一路走来，感受最深的就是外研社的风气一直非常好，事业不断健康、蓬勃发展。老一辈领导以身作则，任劳任怨，艰苦奋斗，为外研社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李朋义社长上任后，雷厉风行，求真务实，抓住一切机遇，大胆创新，致外研社事业不断健康、蓬勃、强劲发展。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绩，关键是一把手能力强，拼搏精神足，率先垂范，带出了一支强有力的干部队伍和员工队伍。这支队伍精诚团结，没有内耗，一心扑在事业上，相互支持，共同进步。

我的前任范明贤书记和任满申副书记为外研社党务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外研社始终坚持把党务工作融入到生产经营中心工作中去，党务工作与业务工作一直紧密配合，同心同德，坚持党政一张皮，同耕一块地，重大事务一起商量，齐抓共管。始终坚持党的出版方针，始终坚持正确的出版方向，严格遵守出版的法律、法规和各项条例，力争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

在我看来，外研社的企业文化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忘我的工作热情，从以林学洪总编辑为代表的“工作狂们”，到以李朋义社长为代表的“拼命三郎们”，再到干部和员工不计个人得失加班加点，已经成为一种传统。这种文化和传统造就了一支能打苦仗、硬仗、胜仗的英雄团队，铸就了外研社事业的辉煌。

今天，以于春迟为社长、蔡剑峰为总编辑的新一届领导班子，在名誉社长李朋义同志的支持和指导下，已经形成了能议事、敢决策的坚强领导集体，在新的起点上，必将再创新辉煌。

徐冀侠（副社长）

１９４４年生，北京工业学院四系毕业，１９９１年６月入社。入社时为总支副书记，１９９３年改为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副社长，１９９５年外研社、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合并，改任两社副社长至今。

今年是改革开放３０周年，也是外研社成立２９周年。３０年的历程在人类的历史上是短短的一瞬间，可在这短短的一瞬间，外研社不同寻常地完成了从创建到快速发展的创举。回顾这段历史让人止不住地感到高兴和振奋。这段历史也是我一生的精神财富之一。

我是１９９１年到外语音像出版社工作的，１９９５年两社合并，形成了一套人马、两块牌子的组织格局。刚到社里那会儿条件非常艰苦，办公桌是从总务处领来的“一头沉”（那时算是高级的）；办公室是危房，墙上有裂缝，一下雨不一会儿就能接一盆水；磁带生产主要是家庭式的；没有库房，产品堆放在院子的空地上，上面盖着篷布，防止雨淋；夏天电风扇吹得人冒油；外出主要靠公交车……这样的情况数不胜数。

在精神方面，那时出差时我会经常遇到这样的情景：当介绍自己是外研社的员工时，对方一脸茫然地问：“外研社？外研社是干什么的”？但是今天外研人介绍自己时，对方会投来羡慕的目光，再也不会遇到以前那种尴尬的情况了。如今外研社年产值已达１７个亿，下属９个分社，拥有自己的办公楼，有着美丽的国际会议中心和宽敞的物流中心。

３０年过去了，外研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无数个的变化凝聚了中国３０年改革开放的巨大变迁。明天外研社还会在新环境、新任务、新困难面前发生更大的变化，我坚信外研人能再一次创造辉煌。

章思英（副总编辑）

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学士、硕士，英国斯特灵出版学硕士，美国伊利诺斯州立大学传播学硕士，２００１年加入外研社。

改革开放３０周年，正值外研社成立２９周年。从名不见经传的小社，成为今天名扬中外的大社，其历程的艰辛，唯有亲身奋斗其中的人才能真正体会。

改革开放３０年，正是我青春年华、成熟中年的岁月。该学习的时候在大学度过，该工作的时候从事自己喜爱的职业，就个人而言，是十分幸运的。而谈到对外研社的贡献，就惭愧有加了。因为我并没有在创业阶段为外研社流汗，而在此期间有人甚至因公殉职。

因此，我真的不敢言为外研社做了什么，更不敢奢谈希望外研社还能为我做什么。外研社为我已做得太多。

首先，外研社为我提供了发挥才能的机会。作为编辑，在外研社有编不完的书，有写不完的文章。尽管编辑工作是繁琐的，尽管写作总是令人绞尽脑汁，尽管经常处于时间压力之下，但是，每完成一件工作，总有不同程度的成就感。日积月累，也有了一些能引以为荣的作品。再者，外研社为我提供了随时学习的机会。外研社一向重视创新，总在不断拓展新业务，这就要求每个人在工作中不断学习。学习是为了更好地工作，学习过程本身还能让个人心智更加敏锐生活更有趣味。第三，外研社为我描绘了美好的前景。外研社在过去２９年的超越式发展，是基于其超前的眼光，她总是未雨绸缪，先人一步。我对外研社的前景充满信心，对融于其中的个人前景，自然也充满信心。

我想，唯有努力、努力、再努力，才不会辜负外研社已经以及将要为我做的一切。

王 勇（副总编辑）

１９７１年６月生，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英国斯特灵大学。１９９４年６月进入外研社工作，历任总编辑助理、基础英语教育出版事业部总经理（兼），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秘书长，全国基础外语教育研究培训中心常务副理事长。

从１９９４年夏天入社到现在，一晃１４年过去了。回想这十几年的工作，基本上都和教材出版相关，刚入社就参加了《许国璋电视英语》、《走向未来》等大型电视教学节目的拍摄和教材的编辑，一下子就是４年，然后又是两年的《当代大学英语》项目管理，接下来到现在便是基础英语教材的出版，和小、初、高中一条龙教材——《英语》（新标准）共同成长。

教材出版，包括教材出版的管理，很累人，酸甜苦辣各种滋味都有体味，但是也很锻炼人，通过各种项目的磨炼，我懂得了如何做人和做事，综合能力不断得到提高，看到我们的教材走进千家万户，摆在无数学生的课桌上，心里无比欣慰和自豪。

更重要的是，这些年的工作让我深深感到了做好教育出版对国家的重要性，对于外研社发展的重要性。实践证明，“以教育出版为中心”的战略，把外研社带上了稳健发展的轨道，整合优质资源，出版优质教材，提供优质的服务，通过这“三优”，我们在努力实践“以人为本，对社会负责”的企业文化精神，也在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教育事业奉献自己的绵薄之力。

面对机遇和挑战并存的未来，我充满了信心和动力。凡事预则立，我们应该以市场为导向，夯实基础，未雨绸缪。无论教育性还是学术性，都应注重研究和积累，打好理论基础和人才基础。衷心希望外研社在新的起点上走得更好更快，成为出版业的“百年老店”。

沈立军（副社长）

１９７０年８月生，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１９９９年进入外研社工作。历任期刊中心主任助理、中小学英语工作室副主任、市场部主任、社长助理、财务总监、副社长。

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

已经过去１０年了，我依然清晰记得１９９８年１２月的那个晚上，应李朋义社长的邀请，我们中国人民大学９６级ＭＢＡ３０多位同学齐聚外研社一楼咖啡厅，与外研社社委会班子成员一起联欢。当时只觉得好玩，后来才知道这是一次特殊的面试。

当时印象最深刻的便是：外研社的楼很漂亮，外研社的李社长很帅。

被外研社选择，是我的荣幸——我的同学们都堪称优秀，在整个联欢活动中大家尽情展示自己的能力和学识，希望自己能被外研社领导们认可，在激烈的面试竞争中脱颖而出，幸运者毕竟是极少数。

选择外研社，是偶然中的必然——我爱人当时在中央党校出版社工作，我有幸作为家属参加过党校出版社组织的多项活动，对出版社比较了解；加上优越的办公环境、高素质的同事、富有魅力的领导班子，再加上离我的住处很近，所以外研社成为我的毕业首选。

１９９９年３月８日，一个全国妇女同志的节日，我在这天正式成为外研社的一员，从此开始了我的职业生涯中最精彩的篇章。

我先后在中小学英语工作室（后改称基础英语教育出版分社）、综合英语工作室（后来合并到大学英语工作室，即现在的高等英语教育出版分社）、期刊中心、市场部、财务部、职业教育出版分社等部门工作，与我的同事们一起，见证了外研社从不到５亿码洋发展到今天的超过１７亿码洋。

回首往事，千言万语化作一句话：这是一次无悔的选择。

范晓虹（党总支副书记）

１９７２年６月生，１９９９年３月中国人民大学工商管理学院ＭＢＡ专业毕业至外研社工作，历任读者俱乐部副主任、人力资源部主任、社长助理、行政总监。

１９９８年底应聘外研社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却已经在外研社走过了近１０年。人生能有几个１０年！何况这又是一个让我备感信任、接受挑战、体会成长的１０年。

２００１年从读者俱乐部调任人力资源部时，我的表态是：“舍不得离开现在的业务，但服从决定，也相信自己能干好人力资源工作。”虽是管理专业出身，但实际并未有过人力资源管理经验，能“夸”这样的“海口”除了对自己的能力有一点点自信外，更多的还是基于外研社对我的这份信任。

２００７年５月分工调整后，我开始负责一些新业务拓展工作，更专心于实践外研社“以出版为中心，以教育培训和信息服务为两翼”中的“两翼策略”。新业务拓展绝非易事，需要理清思路、创造机会、坚定信心、适时调整。大的方向自有集体的智慧来把握，业务推进却也充满挑战，挑战思考能力、业务驾驭能力、带队伍能力，甚至于体力。

李朋义社长曾经不止一次地“激”过我：“就现在看，你还不能证明我们当初没选错人，新业务关系外研社的未来，你得做出点成绩给大家看。”多大的压力！幸好外研社真的像家一样温暖，给我压力促我成长，给我挑战锻炼我担当大任的能力，但更不忘给我关心帮我克服困难。

关于工作和成长，关于外研社和我，１０年的故事都记录在了本本上和电脑中。我希望能再坚持记录３０年，到那个时候再和大家分享我在外研社４０年的成长经历和累累硕果。

王 芳（副社长）

１９７３年生，１９９０～１９９４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德语语言专业学士；１９９６～１９９８年，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进修英语专业，１９９８～２０００年北京外国语大学德语系德语语言专业硕士，其间１９９８～１９９９年德国康斯坦茨大学传媒专业进修；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长江商学院ＥＭＢＡ毕业。１９９４年开始外研社工作，历任德语部主任、营销总监、社长助理、副社长。

外研社之于我，是机遇，是挑战，更是幸福。我从编辑工作开始，到负责外研社的营销工作，再到现在主要负责营销和生产工作。常常有人问我，你忙得过来吗？问话透着长者的关切和同辈人的疑惑。我听后常常一乐：还好，我感觉到的是幸福，没感觉到“太忙”。我说的是真实情况。俗话说，无知者无畏。虽然我每天都有片刻的不幸福的时光，那就是早晨被闹钟闹醒后的几分钟，但那之后我就会快乐十足地去上班。我现在分管的工作看似很繁重，但我不是一个人在工作，更不是一个人在领导这几块的工作。除了背后有社领导集体的指导和支持外，我分管的每个分部门都有强有力的部门领导。我在开小协调会——生产、储运、市场、销售的协调会时，每个部门的领导都尽可能地在自己的份内工作之外多跨出一步，想他人所想，急他人所急，生产协调会不仅开得高效，更关键的，是其乐融融让我感觉到真正的幸福。感谢所有的同事！外研社有你们，有我们，有大家，一定会有更美好的未来。

刘甲英（社长助理）

１９７０年入伍，在西藏服役８年，副团职转业。１９９１年到北京外国语大学工作，１９９２年进入北京外语音像出版社。两社合并后，历任储运部主任、社长助理（兼国际会议中心总经理）。

１９９４年５月，因外研社快速发展，库房严重不足，外研社在朝阳区吕家营村建立储运部，由我担任主任。初建的储运部管理难度大，运力资源紧张，工作面临很大挑战。我一方面严格建章立制，另一方面积极想办法开拓运输渠道，克服各种困难，加强库房管理，储运部的工作不仅没有拖外研社发展的后腿，还发挥了重要的保障作用。随着国际会议中心的建成使用，我又有了新的施展才干的平台。

回顾多年来的工作，感受最深的是外研社领导班子的团结、奉献和智慧，他们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坚持原则，有争论有共识。没有李朋义社长的正确领导，就不会有外研社今天的发展。特别是他在用人上有眼光、有魄力，能及时发现人才并给予重用，才有了今天这样一支有朝气、有知识、有能力、有前瞻性眼光和科学管理理念的领导班子，保证了外研社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坚实的发展后劲。我为能成为这样的社委会班子一员而感到万分荣幸。我将恪尽职守，不辱使命。

杨小虎（社长助理）

毕业于北京工业大学和斯特灵大学，１９９７年入社，现任社长助理、信息技术总监、银盘公司总经理。

自１９９７年入社有１１年，和外研社一起成长着。

没人可以否认，对个人来说成长的过程也是变老的过程，偶尔想到老，总浮现出这样的画面：冬日微薄的阳光洒在阳台上，裹着毛毯在寒风中回想，回想在外研社的日子是否精彩，庸庸碌碌或不曾虚度。

入社以来的这些年，外研社正经历着健康而快速的成长过程，无数外研人的努力使这个企业得以为国家和社会贡献自己的价值，得以记载人类文明沟通世界文化。虽然我不是最有资格说这番话的人，外研社的过去和今天无疑令我骄傲。

想不出多年来外研社何以长盛不衰，只多次听到出版行业外的朋友说外研社的人除了工作就是工作，多次听到别人褒奖外研社的进取精神，也多次听到有人羡慕外研社相对简单得多的人际关系。

还知道外研社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不问他们所服务的企业能为他们做什么，他们只问他们能为他们所认同的企业做什么。他们来自祖国各地，如今为着同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耕耘着。

于外研社而言，新的历史正在被缔造；于外研人而言，同心者同路。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