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人，与外研大厦和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这两幢标志性建筑物的落成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就是外研社名誉社长李朋义。从１９９５年到２００４年，李朋义十载韶华交织在出版和盖楼中。出版，好比是他的激情他的信仰他的宗教，盖楼，仿似他的热爱他的浪漫他的寄托。这两幢楼也留下了他数不尽的脚印和故事……

图１：李朋义给秘书撂下一句“我住工地了”，就卷起铺盖，戴着安全帽，穿着大头鞋进驻工地，灰头土脸，整整三个月。

图２：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全景。

图３：被鲜花簇拥的会议中心一角。

图４：豪华的酒店大堂。

图５：会议中心的现代化会议室。

外研社盖楼有两个背景：一是受大环境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影响，二是来自出版社自身硬件建设滞后的压力。

１９９２年，出版社共有１２０多人，发行码洋达到２６００多万元，但只有３０多间办公室和简易书库棚房，共３００多平方米，分散在北外东西两院五六个地方。一些人还得在家里办公。当时有大批的图书就堆放在出版社周围的马路上，成为学院的一道风景线。这是外研社出版大楼诞生的缘起。

２０００年，出版社发行码洋达到２．５个亿，建在朝阳区吕家营的３０００平方米的书库已经爆满，堆积如山。加上北京市修建四环路，此库必须拆除，这时择址建新库已经是火烧眉毛；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外研社在北京和外地租用宾馆场地，年投入巨资３０００万元对教师培训，这种情势下，建造自己的宾馆和培训中心也成为当务之急。这是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诞生的缘起。

这是在为我们自己盖房子

然而，盖房子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它凝结着是全社员工的血汗和集体智慧。以社为家的李朋义常讲一句话，“这是在为我们自己盖房子，要比为我们自己家盖房子还要用心”。这些建筑的设计图、施工图、装修图和效果图少说也有上百本，几千张，他总是不停地翻看，红笔、蓝笔划出一道道，问号打了一个又一个，无数次地与设计师建筑师们磋商，以求最佳效果。他要抓时间效应，又尊重科学，极其注重质量，常常半夜三更在工地检查，发现重大问题，怒不可遏，咆哮如雷，直到返工改正为止。为了保证质量，他组织中层干部轮流在工地值班监工，１９９７年９月份以后，为使出版大楼按期完工，打破惯例，天天召开监理会。

外研社出版大楼的设计师崔恺曾感慨，外研社社长李朋义先生和他的同事们，对这座建筑的建成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好业主是挑剔的，他对建筑创作起着监督作用，不容许建筑师有丝毫的懈怠；好业主是宽容的，他对建造中出现的问题，毫不犹豫地修改重来，而并不过多地责难建筑师的疏忽；好业主是明智的，他尊重建筑师的人格，相信建筑师的专业水准，当讨论中出现分歧时，他可以放弃自己的意见，‘听建筑师的！’是李社长常常说的一句话。为这句话，我不知感动了多少回。”他口中的好业主，就是给对李朋义在建筑中“决定性的贡献”最好的评价。

国际会议不能开“国际”玩笑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外研社２００４年５月２２日要在外研社国际会议中心举办第四届国际英语教学研讨会，有１５００多位专家学者参会。这一消息早在半年前就在新闻媒体上发布，而当时为大会服务的大部分建筑也刚刚起动。只剩８０多天时，建筑工地上到处矗立的还是钢筋水泥毛皮建筑，大礼堂只有几根柱子，包括总设计师在内的许多人都对工程的如期完工和大会的如期召开表示了怀疑。然而，李朋义偏偏是喜欢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那种人，用他的话说就是：这是国际会议，不能开“国际”玩笑。他给秘书撂下一句“我住工地了”，就卷起铺盖，戴着安全帽，穿着大头鞋进驻工地，灰头土脸，整整三个月。

承建工程的有三大建筑公司，大小承包方和分包方有几十个工程队都进驻基地，２０００多个工人同时作业。三个月，李朋义无一遗漏、夜以继日地监察他们的工期进度和施工质量，再在各种工种之间调配协调，没有一种指挥千军万马的魄力和一个智力超常的大脑是绝难应付的。他棉衣上四个大兜就是他坐镇工地的办公室和秘书。第一个兜里装着笔记本，写得密密麻麻天书一样，每一个工程每一处最细微的不合格地方，找工头督改；第二个兜里装着石头、木头、砖头的样品，随时比对；第三个兜里装着推销商塞给他的数不清的名片；第四个兜里是他治疗糖尿病需要服用的药片。

这三个月的时间不是论“天”过，而是论“小时”过，有的建筑工程三班倒，一班８小时；有的工程两班倒，一班１２个小时。可是，李朋义没有班可倒，几乎２４小时都给自己安排了工作，他每天要在工地上巡视六遍以上，抓质量、抓进度、抓资金，顾不得睡觉，甚至一个礼拜顾不得洗脸、刷牙、沐浴。看惯了李朋义在社里衣着光鲜、绅士体面的样子，谁能想象他在工地时的样子呢？一顶红色安全帽、一件鼓鼓囊囊的大棉袄、一条溅满泥点的咔叽布裤，一双拖泥带水的大头皮鞋，被阳光晒得黝黑的脸庞和充满焦灼期盼的犀利眼神。

干过十几年建筑工程的民工说，从来没见过甲方经理而且还是法人代表天天在工地上监工的。李朋义感慨“当时是心甘情愿自己‘盯’。幸好那双从德国带回来的大头鞋，每天走在凹凸不平的工地上，几次踩弯了钉子”。每天和他一起巡查的，还有社长助理刘甲英。两人在深夜巡查实在累了，就在土坡上坐着看星星。“甲英，你说将来别人能理解咱们吗？”“嗨，社长，咱们互相理解就够了！”“这是给后人留下的不动产，将来外研社要是不赚钱，吃租金也能养活自己啊！”两张疲惫的脸相视淡然一笑，吸了口气，卯足劲儿站起来，继续往深处走去。

自从李朋义进驻工地，承包方开奔驰的老总都老老实实地住在工地上，无论是发现大纰漏还是小瑕疵，李朋义都会第一时间将他们“请”过来，改好了，笑脸相对；不改，破口大骂。几次，几位衣着笔挺的工头被骂得满面愧色，连声道歉。说整个基地的工期进度和技术质量是李朋义逼出来的，一点儿也不为过。

他对工头苛刻，对工人却充满着温情。夜里一点，送走了最后一位推销员后，李朋义开始了一天中最后的一趟巡视，他带上一只极亮的手电，穿过临时宿舍里一条长长的伸手不见五指的走廊，无意间听到两个抹墙的工人抱怨睡不够、肚子饿。他把宿舍里的牛奶、馒头干、饼干搜罗一空，拎着一个大兜折回头，送给那两个工人。面对此情此景，淳朴的民工怎能不掏心掏肺地干好这个活儿。

平时，李朋义吃的是和工人们一样的白菜粉条炖豆腐，偶尔来几块红烧肉和肘子。一天，南通四建特意为社长改善伙食，一位老大爷烧了一锅香喷喷的鲫鱼，还有花生米和炒油菜。李朋义先是给各位敬酒，然后大口地吃着饭。不到一刻钟的光景，大伙儿说着说着忽然静了下来，原来李朋义含着一口饭睡着了。刚刚进门的老伙夫想问问社长再添点什么，才一开口，李朋义身子一晃惊醒了来，几乎是本能地抓起酒杯向老人敬酒表达谢意。

工程量巨大，工人多且杂，成本保护意识不能不强。礼堂刚砌好的石阶被磕掉了一角，门框位置不正，工地现场发现烟头。李朋义站在一个高高的土坡为７００多个工人讲话，一来给工人师傅们道辛苦，二来给大家讲解成品保护的重要性。这边厢训话刚落地哦，那边已抡起斧头把不合格的门一扇扇砍掉，把铺不平的瓷砖用铁棒砸碎。承包方心痛不已，疾呼：求您别砍了，我们改，我叫工人注意。

以后我就在这当个园林老人

４月下旬，会议中心进入到最后验收和扫尾阶段。李朋义开始紧锣密鼓地张罗着工人浇花种草。看着竹子、马褂树几天一变的模样，他对花、草、树也产生了兴趣。“它们都是很有生命的，我是在培育生命、积德行善。没有世俗的嘈杂，不用动太多的脑筋。如果有一天卸去社长职位，我就在这当一位普通的园林老人，看管着外研社的一草一木。”他一遍遍地绕着楼群、绕着花草转，止不住地看，停不了地爱。

李朋义把所有的精气神儿和魂儿都倾注在了这些建筑里，类似的故事说不清、道不完。有人问他：出版和盖楼更喜欢哪一个？他说：“出版是我的主业，盖楼是我的业务爱好。但凭心而论，如果我当初学建筑，现在可能更快乐些。”

国际会议中心落成庆典仪式上，李朋义深深地鞠了三个躬：第一个躬是感谢的躬，向参加社工建设的管理人员和工人师傅鞠躬致谢；第二个躬是道歉的躬，为自己的暴躁脾气向施工人员鞠躬道歉，表达了深深的歉意；第三个躬是继续合作的躬，他描绘了在北京建一个千亩地的“英语城”梦。如今，随着他出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副总裁，这个梦也许会暂时搁浅。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将外研社做大做强的深谋远虑和职业操守会一直净化和感染着每一个外研人。（陆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