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６９年３月，列侬夫妇前往阿姆斯特丹度蜜月，他们在希尔顿饭店９０２号房间的床上待一个星期，接受媒体的采访，宣扬他们的和平理念。

《列侬回忆》［美］扬·温纳著 陈维明 马世芳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９月第１版／３２．００元

１９６０年，汉堡。Ｔｈｅ Ｂｅａｔｌｅｓ早期的五位成员。从左至右依次为：Ｐｅｔｅ Ｂｅｓｔ、乔治·哈里森、约翰·列侬、保罗·麦卡特尼、Ｓｔｕａｒｔ Ｓｕｔｃｌｉｆｆｅ。

３６年前的冬天，《滚石》杂志记者扬·温纳与约翰·列侬进行了一次访谈，地点在纽约百老汇的某间办公室。同许多人印象中和蔼、幽默、说话轻声细语的列侬相比，这时的列侬是一个爱说三道四、怀恨在心和放纵任性的人。这个访谈，即这本《列侬回忆》可以看作是约翰·列侬与披头士及“旧时代”的决裂之作。

这和１０年后《花花公子》刊登的Ａｌｌ Ｗｅ Ａｒｅ Ｓａｙｉｎｇ访谈，成了世人公认的最能深刻反映列侬当时所思所想的长文。在我们的心目中，他所谈及的具体事件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看见一个根本不愿意被供奉为神的人最不设防的内心。我们也可以从这本书中知道，小野洋子和约翰是如何相遇的？在乐队其他成员以及世界的反对之中，他们在彼此的生命中究竟占据何等地位？

约翰·列侬（Ｊｏｈｎ Ｌｅｎｎｏｎ，１９４０～１９８０）

２０世纪最伟大的摇滚歌手及文化人物之一，Ｔｈｅ Ｂｅａｔｌｅｓ（披头士）乐队的主唱及灵魂人物。他也是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文化的象征。列侬对和平的热爱与对保守势力的嘲讽，更使他成为了最受人们敬仰的公众文化人物之一。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８日，列侬倒在一位狂热歌迷的枪下。

扬·温纳（以下简称扬）：你是怎么认识洋子的？

约翰·列侬（以下简称约翰）：我确定我已经告诉过你很多次了。我怎么认识洋子的？我在录唱片之间的休假空当，偶尔会去些艺廊逛逛。我听到消息说，有个不可思议的女人正在为下礼拜的展览做准备，听说到时候会把人装在黑色的袋子里，还会有一段偶发事件之类的表演。我在开幕前一天晚上去看了预展，我看了他们在弄的东西，觉得很震惊。那里有一个开价两百英镑的苹果，我觉得很妙——我当场就理解到她作品中的幽默感。我以前并不需要对前卫或地下艺术了解太多，但这种幽默感马上就吸引了我的注意。架子上有一个新鲜的苹果——这是在Ａｐｐｌｅ公司成立之前的事——而你得花两百英镑来看着它慢慢烂掉。不过在场的另一件作品，才是让我决定喜欢或讨厌这位艺术家的关键：有一把梯子，带领你看到上方挂在天花板的一幅画，看起来像是一幅黑色的油画，有条链子挂在那边，末端系着一支放大镜。这件作品就放在从门口进来的地方，我爬上梯子，透过那支放大镜看到一排很小的字母，写着“是”，我松了一口气。真的松了一口气，因为你爬上梯子透过放大镜看到的是“是”，而不是“不”或“去你妈的”之类的东西，它就写着“是”。

我被它深深打动，Ｊｏｈｎ Ｄｕｎｂａｒ介绍我俩认识——我们都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玩意儿，她不知道我是谁，她只听说过林哥（Ｒｉｎｇｏ），我想那在日文里是苹果的意思。Ｊｏｈｎ Ｄｕｎｂａｒ好像在催她开口讲话，他说：“这是一位很好的赞助人，你一定要过去跟他讲讲话，做点什么。”当时我正等着谁采取行动，期待一桩偶发事件之类的。Ｊｏｈｎ Ｄｕｎｂａｒ坚持要她跟我这位百万富翁打声招呼，然后她就过来了，交给我一张小卡片，上面写着“呼吸”，这是她的指示之一，所以我就开始……（拼命喘气）。我们就这样相遇。

后来我就走了，第二次遇见她是在伦敦Ｃｌａｅｓ Ｏｌｄｅｎｂｕｒｇ开幕展的艺廊里。我们很害羞，只是互相点个头。我们不知道——她站在我背后，我故意看别的地方，因为我跟人群相处的时候非常害羞，特别是有女孩儿在场。我们在鸡尾酒派对上就只是互相微笑，僵着身体不动。

下一次她来找我，是为了替她正在做的展演找赞助——就像所有的混账地下艺人一样。她给了我一本她的著作《葡萄柚》，我常常拿起来读，偶尔念到里面写的某些东西会觉得很烦，像“画到至死方休”或是“流血”；不过有时候我又会觉得很受启发，从她的作品中，我也经历了人们在她作品中体验过的转变——偶尔我把它放在床头，打开来读，它讲到一些不错的东西，我就觉得蛮好的：有时候讲到一些沉重的东西，我就不怎么喜欢，全都是这样的东西。然后她来找我赞助演出，那是“半阵风展览”。我给了她赞助的费用，整个展览的所有东西都被切成一半：半张床、半个房间，通通是半个。全都被漂亮地切成一半，涂成白色。我问她：“你为什么不把另外一半装在瓶子里拿去卖呢？”她立刻理解到这是怎样的游戏，就真的去做了这件事。我们现在还留着那次展览用的瓶子，这是我第一次参与这类的事情，这件作品是以“洋子加上我”的方式呈现的——那是我们第一次公开合作，我甚至没有去看那场展览，我太紧张了。

扬：你什么时候意识到自己爱上她了？

约翰：事情刚开始发生时是这样的：我会读她的书，但不太清楚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后来她做了一个叫“舞蹈行动”的事情，各式各样的卡片每天从我门口送进来，上面写着“呼吸”、“跳舞”还有“看着所有的灯，直到黎明”，把我搞得一下子很烦、一下子很高兴，看我当时的感觉而定。我被这套知识分子的玩意还有整个前卫艺术搞得非常烦，有时候喜欢，有时候又不喜欢了。后来我跟Ｍａｈａｒｉｓｈｉ去印度之后，我们还保持通信。信的内容还是很正经的，不过已经有些暧昧空间了。就像我说过的，我几乎就要把她带去印度了，但我不确定要用什么样的理由才对。我当时仍然在欺骗自己，说是为了某种艺术的原因，那一类的理由。

从印度回来之后，我们在电话中与对方聊天。我叫她过来，当时正是半夜，辛（列侬的第一任妻子）不在，于是我想：“嗯，假如我想进一步了解她，该是时候了。”她来到我家，我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我们上楼到我的录音室，然后我放自己做好的带子给她听，所有疯狂奇怪的玩意，有些是喜剧效果的东西，还有一些电子音乐。能让我放带子给他们听的人少之又少，她理所当然被打动了，然后说：“嘿，那我们自己也来做个东西吧。”所以我们录了Ｔｗｏ Ｖｉｒｇｉｎｓ。我们开始录的时候是午夜时分，录好的时候，已经是黎明天将亮了。于是我们就在黎明时分做爱，真的很美。

扬：你们第一场的和平行动是什么？

约翰：第一场是在阿姆斯特丹的“床上和平行动”，当时我们刚结婚。

扬：感觉怎么样？毕竟这是你第一次再度在公众面前出现。

约翰：相当兴奋，我们在希尔顿饭店的１７楼俯瞰整个阿姆斯特丹，真的很疯狂，来采访的媒体希望看到我们在床上做爱——他们都听说约翰与洋子要为了和平在媒体面前做爱。所以当他们进门时——大概有五六十个从伦敦飞来的记者吧，大家都很紧张。而我们只是穿着睡袍，坐在那边说：“世界和平，弟兄们。”就是这样。在和平的议题上，我们也和知识分子有过激烈的争辩，为什么应该这样做、为什么不该那样做。

扬：当你们独处时，可曾对“床上和平行动”感到心灵充实？

约翰：那真是美丽，就像一本结婚纪念相簿，那是一次为了和平的行动。我的意思是，整件事情毫无疑问。当你想到全世界的报纸头条都刊登了我们这对新婚夫妇坐在床上谈论和平，它当然是伟大的事件。这是我们生命中伟大的一页，就好像不用巡回演出，类似一场大型的推销活动。我想我们对这件事相当得心应手，那就是试着让人们爽快认错。

扬：你选择的是“和平”这个词，而不是“爱”，或者是其他的同义词。你为什么喜欢“和平”这个词？

约翰：当洋子跟我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会讨论彼此不同的生活与职业。某方面来说，我们的相同之处在于她会为了和平去做某些事，像是把自己装在黑色袋子里，站在特拉法尔加广场之类的——我们只是想尽力做自己能做的——而Ｂｅａｔｌｅｓ曾经唱过一些关于“爱”的歌曲。所以我们把各自的资源集合起来，想出了“床上和平行动”——这种可以让我们合作的方式，而又不用把自己装在袋子里站在特拉法加广场中央，因为我会太紧张，没法干那种事。洋子不会做任何不是为了和平的事。

扬：你曾经从政治领袖那里得到任何回应吗？

约翰：我不知道“床上和平行动”有没有，不过我们会寄橡实给别人，是因为得到了回应——许多州长的确种下了他们收到的橡实，他们中有许多人写信回复自己对橡实的想法，事实上我们几乎把橡实寄给了全世界的人（“橡实和平行动”，列侬夫妇另一个祈求和平的行动。列侬将橡树果实视为和平的象征，寄给当时世界各国的领袖）。

扬：你寄了一颗给伊丽莎白女王吗？

约翰：我们寄了一颗给哈罗德·威尔逊，我不记得我们得到过哈罗德的回复，有吗？

扬：与加拿大首相特鲁多见面的感觉如何？他对你的回应是什么？

约翰：他对我们很感兴趣，因为他认为我们或许是某种年轻潮流的代表。我觉得他很紧张——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比我们还要紧张。我们什么都聊——所有你想得到的事情。我们聊了大概４０分钟——比他跟各省省长会面的时间还要多５分钟，当时算得上是件无比光荣的事。他读了我的书，还有一些那类的东西，他喜欢书里诗意的那一面。我们只是想看看他们做了什么，又是如何运作的。

扬：你们从“战争结束了”海报活动中，得到了什么样的回应？

约翰：我们收到世界上许多年轻人的感激之意。我们收到了一大堆回应，来自各个阶层、各个年纪，不只是流行歌迷，蛮有趣的。假如我现在到街上去，别人最可能和我谈的就是和平，远超过我做过的任何事情。我在纽约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在街上遇到一个女士对我说：“希望你的和平行动能一切顺利，祝好运。”这就是它产生的主要效应——这并不是“我想握住你的手”，这很有趣——它为许多鸿沟搭起了桥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