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航

毕业于南开大学物理系。喜欢国学，苦于研读、思考，通晓文理。

孟子生于孔子逝世后近１００年，是孔子的孙子——子思的学生。孟子从学生时代起就沉浸在孔子所创造的语言环境里，之后，他很自然地会采用这样的语言来解释孔子的思想并宣称他是孔子思想的继承人。但这只是一面之词，因为孔子已经无法站出来申辩了。而今天，我们手中有一把来自自然科学的尺子——绝对光速宇宙观，使我们可以准确地判断孔子和孟子思想中的相同以及不同之处。

孟子的儒家

首先，三纲五常中的三纲，也就是规定君臣、父子、夫妻主次关系的三纲在孔子思想里是找不到的。因为孔子思想符合人性的绝对光速宇宙观。在这样的宇宙观中，空间是完全相对的，没有哪一个空间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空间可以主宰其他空间。于是，没有哪一个人比另一个更特殊，也没有哪一个人可以主宰其他人。而儒家的三纲却在君臣、父子、夫妻关系中规定了一方主宰另一方的关系。从表面上看，这君为臣纲似乎来源于孔子思想中的“忠”，但是通过对《论语》里“忠”的分析，可以看出《论语》里的“忠”并不是忠君这样狭隘。《论语》中有一段话可能与儒家的三纲有些瓜葛，那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但有意思的是，这段话不是描写君臣、父子关系的。这段话出自于《论语》第十二章：

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齐景公向孔子询问如何从政。孔子说：“要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齐景公说：“对啊！如果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然有足够的粮食，我又能给谁吃呢？”

可见上面这段对话中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意思很显然属于“礼”的相对性，它在强调每个人尽管社会角色不同，但都有约束自己的准则。孔子在这里没有涉及到君臣、父子的关系。但是１００年后的孟子和荀子将这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演化成了君臣、父子。如《孟子·滕文公上》中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孟子·尽心上》中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知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于是孔子思想在孟子手里转了个弯，从孔子重点强调“君、臣、父、子”各有自身的界限到孟子重点研究君与臣、父与子的关系，历史的发展似乎注定要发生这样的偏离。尽管孟子的“父子有亲，君臣有义”，“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对父子、君臣的关系描述得不清不楚，但是，这种对父子、君臣、夫妻之间关系的关注最终导致了儒家“三纲”的诞生。

儒家的“五常”来源于孟子的脉络则更为清晰。《孟子·尽心上》中的一段话就可以看到孟子对“仁、义、礼、智”排比。有意思的是五常之中唯一具备基本道德特点的“信”并不在孟子所列的基本道德之列，孟子仅举“仁义礼智”四德，而“信”被加入五常之中是在汉代，由于当时五行说盛行，为了配合五行说将“信”列入孟子所倡导的“仁义礼智”四德而发展成五常。可见，从孟子到儒家的三纲五常有着一定的传承脉络。儒家可以被称为孟子的儒家，而儒家将孔子尊为他们的先师则仅仅是形式上的，儒家理论中的基本观点与孔子所指出的方向却是南辕北辙的。

孟子思想中的孝已不具备传道的功能

《孟子》中关于孝的阐述不算多，五万字中“孝”总共出现了２８次。但是这之中，“不孝”的组合出现了１１次，“大孝”的组合出现了２次，“孝子”的组合出现了４次。而这些组合都是《论语》中所没有出现过的。虽然孟子思想中的概念与孔子思想中的概念有很大不同，但还是可以从中看到一些孔子思想的影子。下面是《孟子·离娄上》中的一段：

孟子曰：“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舜不告而娶，为无后也。君子以为犹告也。”

孟子说：“不孝有三种表现，没有后代是最重大的。舜娶妻时没有告知父母，就是因为还没有后代。君子认为这就算是告知父母了。”

孟子在阐述孝的时候还是考虑了传递，但是他所传递的不是道，而是人本身。孟子将没有后代作为不孝之首，也就是说孝一定要先有儿子。这完全歪曲了孔子思想中孝的本意，孔子思想中尽管将孝定义为“三年无改父之道”，但在《论语》中，也将师生关系列入孝的范畴。可见孔子思想中孝所表达的传递是人与人之间广义的传递、思想的传递，今天我们学习古人的思想，并将其发扬光大就是孝。但是孟子首先将孝狭义为人的繁衍，在这样的改变之后，孝逐渐演变成今天《新华词典》中的解释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个看似不经意的改变，导致了许多不良的后果。首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导致了重男轻女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下的妇女在出嫁之后就要为生儿子而承受巨大的压力。但是，能不能生儿子这本来属于微观世界的命题，属于由不确定性原理界定的部分，也就是说属于命运的一部分，由妇女承担这种来自命运的压力显然是不正确的、是不义的。不仅如此，这种思想还给一些好色之徒提供了玩弄女性的理论依据，由于并不能保证每一次的生育都是男孩（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人的世界早就终结了），于是，这些打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旗号的好色之徒就可以毫无顾忌地纳妾了。但更为严重的是，“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彻底改变了孝作为道的载体这个重要的含义。这样一来，人作为“域中四大”之一的伟大人性就被泯灭了，它突出了人肉体的、基因的、形式上的传递，这无疑是将人的动物属性放大了。

忠信在孟子思想中失去了核心地位

作为人的绝对价值和绝对标准的忠信，在孟子思想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少。篇幅大大超过《论语》的《孟子》，其中“忠”、“信”出现的次数只有《论语》的一半。而且，“忠”、“信”所出现的部分都不是孟子思想的核心部分。不仅如此《孟子·离娄下》中还有这样一段：

孟子曰：“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唯义所在。”

孟子认为，对于大人可以言不必信，行不必果，只看是不是正确的。孟子所说的大人，有可能是士大夫，有可能是所谓道德高尚的人，但不管什么样的人，反正是特殊的人。问题是，信本身就是正确的，因为诺言是可以被验证的（“信近于义，言可复也”）。如何将一个本身就正确的东西在去判断它正确与否，然后在决定是否遵守它呢？将“信”同“义”来比对就如同拿着正确的东西到处去验证其正确与否，而如果得出否定的结果，那才是真正荒谬的。将“义”作为“信”的标准，完全是本末倒置。

人性本善与四德——仁义礼智

在孟子忽略了忠信之后，他选择了“仁义礼智”四德作为思想的主线。翻开《孟子》，可以找到许多关于“仁义礼智”的排比句，其中《孟子·告子上》中的一段最有特点。首先是公都子问关于人性的善恶问题，公都子听人说人性原本无善无恶，只是人要它善便善、要它恶便恶。由于孟子认为人性本善，所以公都子才提出问题。孟子于是作了如下的回答：

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孟子说：“如果从人的性情来看，是可以为善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说人性本善了。而那些不为善的人，并不是由于他本身的问题。因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就是仁；羞恶之心就是义；恭敬之心就是礼；是非之心就是智。仁义礼智，并不是由外界渗透给我的，是我所固有的，只是我可能不知道而已。”

人不是天生就具备恻隐、羞恶、恭敬和是非之心人，而这四心与仁义礼智也不具备必然的联系。因此，将仁义礼智作为人所固有的四德从而推导出人性本善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宇宙诞生之时，无恶无善，几乎毫无差别的基本粒子不停地诞生并且湮灭，而后一些能量较低的粒子留下来生成了构成万物的原子。人也是一样，在人之初时，无恶无善，只有道。而后大致一样的胎儿通过后天的经历演变出形形色色的人。还是孔子说的准确“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第十七章）。

孟子思想的核心准则——善

在仁义礼智之外，孟子引入了一个新的、更为高的准则，那就是“善”。可以说，善是孟子思想的核心，具备孔子思想中“信”的地位。例如《孟子·公孙丑上》中：

孟子曰：“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

孟子说：“子路，当人们告诉他的缺点，他就很高兴。而禹听到善言，就对人行礼。大舜比他们更高一层，将善与人共享，并乐于获取他人认为的善。从农家、手工艺者、渔民到帝王，无非都是获取他人认为的善。获取他人认为的善，才是与人为善的人。因此，君子的最高道德标准是与人为善。”

可见，在孟子思想中，善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善不仅是君子追求的最高标准，还是区分好人与坏人的依据。孟子将“善”作为他的思想的根本，必然导致思想体系的相对与随意。这也就是《孟子》之中充满了辩论，而且经常出现自相矛盾的现象。不仅如此，以善为基础的思想所采用的方法论很自然的是为我所用，随意变通的方法论。

孟子思想中的主要概念以及这些概念所包含的内容，到底符合哪种宇宙观呢？可以说孟子思想与绝对空间宇宙观有相吻合的部分。至少，有一点是可以肯定，也是我们所关心的：由于孟子及儒家思想中的“孝”、“忠信”、“礼”、“仁义”都与孔子思想发生了严重的偏离，可以确定的是，孟子以及后来的儒家思想不符合绝对光速宇宙观。“孔孟”这个词汇已经可以作古了，孔孟之间除了所使用的语言类似之外，在思想内核上很难找到相似之处，孔子是孔子、孟子是孟子、儒家是孟子的儒家。由于与新的宇宙观不符合，在绝对光速宇宙观被确立的时候，孟子的儒家以及“孔孟”这个词汇都将被送入历史。

《道纪》李航著／同心出版社2007年１月第１版２６．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