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１８９８年《巴黎茶花女遗事》算起，法国图书在中国的出版历史已经一个多世纪了，但当我国的出版业越来越向市场靠拢的时候，法国现当代文学在中国被冷落似乎成了意料之中事。但与之相比，我国读者却对雨果、巴尔扎克、大仲马等经典作家的熟悉程度一点也不亚于法国人，《红与黑》、《巴黎圣母院》、《茶花女》等尽管已有数十个中译本，但即使现在再出新译本，仍能轻易地持续畅销。

５月１１日演示会后，满碧滟（右一）和中国出版业人士单独讨论中。

今年是傅雷出版资助计划实施１５周年。５月１１日下午，三十多家出版社代表和译者、大学教师等人出席了在法国文化交流中心举行的傅雷出版计划在线演示会。会后，出版社代表领取了使用期为一年的傅雷出版计划在线申请帐号和密码。据了解，即日起，寻求傅雷出版计划资助的图书将全部实行在线申请，此举将大大精简过去线下信件往来的繁琐，缩短审批所需时间。申请最迟２个礼拜可以回复，甚至两个工作日内即可。

因为忙碌傅雷出版计划１５周年的在线演示准备工作和法国作家安妮的来访，记者的采访直到１５日上午才得以顺利进行。在充满中国艺术特色的办公室，记者和满碧滟亲密接触，请她就傅雷出版计划做了进一步解答，同时，也请她就中法出版情况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文试图传达出一位在中国工作了３年的文化专员的另一种声音。

错位的宣传费

正在完善中的线上傅雷数据库（ｗｗｗ．ｆｕｌｅｉ．ｏｒｇ）是她从２００４年１０月开始就有的设想，原始数据是从中国国家图书馆和她们给出版社不停的电话中获得的，目前数据仍在不断丰富中。满碧滟笑称自己有超强的记忆，如果给出版社发了信息而对方没有回复就会不高兴，而过目不忘的记忆也让她在和出版社主动的联系中，获得了积极主动的口碑。在她看来，这份工作出于对书的痴迷和出版者的使命，她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更多不懂外文的人会对这些翻译后的图书产生兴趣。

提到某些出版社因为感觉申请繁琐而放弃资助自行出版，她认为可能是看似严格的申请让一些人望而却步。她强调，“详细的图书成本报告”对于双方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步骤。一本书的出版涉及了方方面面的因素，从策划、译者、校对、设计者到宣传者，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中国已经工作３年的她对中国出版社也有了更为真切的了解。她自称几年来几乎没有拒绝过资助，但不同的是在申请金额上。在她看来，出版社的某些要求并不合理。比如，傅雷出版计划是要用到图书的宣传中的，但，更多的出版社将其作为了补贴。她坦诚地说，在她看到的中文报纸中，无论是大众类报纸还是专业报纸，都没有看到出版社为此进行的相关宣传活动，即使报纸上有的，也是她主动开展的活动报道。这次的在线申请正是为了让中国出版社在申请傅雷出版计划时更加简便，至少，相同的资料就可以不用多次填写。

同时，关于出版社的申请金额也让她感到无奈。因为出版社申请的资助金额不能超过４０％，因此，中国出版社提出的很多申请正卡到４０％上。经过询问才得知，因为法国书在中国销路不佳，中国出版社不能多印，但她对此并不满意和不认同。在她看来，中国对法文书的版权购买在法国也同样享受相关优待，即使是按照最高的翻译费来算，出版社提出的要求也过高。

因此，她希望中国出版社能提高图书定价，毕竟，法国图书的译作大部分是学术书，需要的人是必然要购买，而且，提高学术书定价本身就是对译者的尊重。

翻译问题更待解决

她同时对中国的翻译问题也提出自己的看法。她认为，中国出版社不能简单地将书稿交付给编辑，再转达给译者，出版社应该在翻译上进行改革。在她看来，要根据图书选择译者，译者也应该受过良好培训。也正是如此，在今年的两次译者培训中，无论是理论亦或实践经验，她都给予了帮助。比如，请余中先等人担任主讲老师，请翻译家、作家和这些年轻的译者进行讨论。同时对图书馆进行了展示，告诉他们该如何充分利用图书馆进行翻译，以发现更好的文本。

在出版社的专业性上，她指的是和翻译有关的职业化。她认为，出版社的翻译计划实施并不好，虽然有版权部和外版部专人负责，但是，经常是领导来决定该出什么书，在决策上缺乏系统性和连贯性。在她看来，丛书的负责人最为关键，这个负责人应当是教授，能和文学专家进行讨论，能和译者进行交流，出版社不能仅仅因为译者推荐就匆忙出书。

在她的接触中，中国出版社能够讲述法文的人也只有商务、译林、上海译文和漓江出版社等不多的几家。同时，出版社找到好的译者，也仅仅是进行主持工作，找学生完成翻译，最后再进行归拢。在她看来，一本书的翻译工作不应该由一个人来完成，译者不仅仅懂得法语，还应当对法国现当代文学作品熟知。

中国流行的法国作品，通常是１９世纪的语言风格，这些和法国现当代的语言风格截然不同。好的译者应该常常去听音乐、看电影和法国人聊天，知道他们最近在想什么，当下在使用什么语言，这些是长期的积累，才能实时更新。

对于译者，她希望是专家，如果翻译人类学著作，那么，译者就应该是讲法文的人类学家，如果是翻译社会学著作，译者应该是懂法文的社会学家；同时，熟练运用法文和中文的表述。

同时，对于中国的发行，她也表达了自己的看法。１９８０年代末和１９９０年代初，海天出版社和漓江出版社曾大规模出版了法国当代文学作品，但是，让她不解的是，在北京居然找不到他们出版的图书。在西单图书大厦，除了雨果、左拉，甚至连杜拉斯的书都找不到。这些让她很失望。即使是在２００５年，傅雷出版计划扩大到资助１００多本法国图书，她仍旧在西单图书大厦一无所获。

中法文化交流发展迅速，２０００年的时候接受资助的出版社只有１５家左右，但是目前已经有７０多家。在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常务副总编韩敬群看来，除了中法文化年对中法文化的交流作用，更多的是组织者的个人素质。和上一任相比，她更加主动积极，举办各种活动，和出版社进行多方交流。而在她看来，中法文化年的进行确实像镜子一样让两国文化互相映射，同时资助基金也更加充足。除此之外，中国出版社的发展也是相当重要的原因，中国出版社更加专业和开放，而且，傅雷出版计划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知晓。

法国在全世界设立了５个地区翻译中心，在华文出版方面就有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这几个翻译中心正是法国参照她的工作而设立的，可以说，满碧滟所做的工作也受到了法国政府的肯定。据她介绍，每年法国对中国的版权输出在２５０～３００本书之间，但是，据她了解，至今为止，官方统计中，中国对法国的版权输出仍然为零。

１５年资助出书６００部

由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提出的傅雷出版计划创立于１９９１年，该资助计划是为了帮助中国出版社翻译出版法国作品。据了解，１５年以来，中国已经有７０多家中国出版社提交和享受了申请，资助出书６００部，法国政府为此先后投入了近６万欧元。每个出版社受资助出版物品种并无限制，重点在人文社科、现当代文学、青少年类、艺术等，对申请者一视同仁。

近年以来，随着中法文化年的开展和中法交流的深入，傅雷计划从开始的深巷美酒到现在的为人熟知，同时，中国也成为法国制定的和墨西哥、英国、开罗、莫斯科和中国台湾并列的世界上五大地区翻译中心之一，成为推动法文书中译本出版的、培养年轻一代法文译者的重要地区。

法国政府一向对全球化带来的语言和文化独立性危机一直都持有审视和谨慎的态度。２００５年７月，一场美国百事收购达能的传闻就让法国经历了“达能恐慌周”。而这种危机意识也正是法国人审视和对待本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态度。

正是如此，在中国大陆的傅雷出版资助计划的大框架之中，还有建立按照地理－语言中心开始实施的翻译计划政策，旨在了解出版法国各领域著作的出版社和译者，包括文学、哲学、艺术、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等门类，了解二十年来已经和正在翻译的法文出版物的情况，以及培养中国新一代法语翻译人才。

以此为宗旨，法国文化交流中心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如刚刚结束的译者培训中，有１４名３５岁以下学员成为中国译者的代表对翻译质量问题进行了探讨和翻译的学习。杨庭芳是武汉大学法语系博士，在几个星期前提交了相关资料和申请后，也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她对课堂中和其他译者以及学者、法国作家的交流至今带着收获的感触；而在推动中法作家交流的活动中，有２０多位作家如安娜高达等人先后来中国访问，即将到访的还有图森。

同时，从去年开始建立的傅雷数据库的中文和法文在线查阅功能也已经趋于完善，公众可以对数据库中近四千本图书自由查询。按照书名、作者、出版社进行搜索和相关项排序，同时查阅出版社简介和联系信息，同时，这也是法国出版界了解中国出版社信息的平台。据了解，今年９月，法国出版社的名录将在此建立。

据介绍，在文学新闻中，除了专业人士查询之外，还可以了解最近２个月以来受资助的图书书目和即将出版的图书，以及法国作家来访的情况。同时还有法国的文选杂志，精选了人文社科类的杂志，同时展示了法国最新的思想动态供中国媒体摘选。除此，还有对中国出版社、译者、书店和图书员的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