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 访 人：何建明

□采访人：商报记者 泽雁

“何建民对报告文学坦诚的天真式的热情让人惊讶，我对他的‘激情、活力、沉重、昂扬’的气质表示敬意。” ４月１日，中国作协主席铁凝在“感动中国十大人物”梁雨润事迹长篇报告文学《为了弱者的尊严》作品研讨会上发言。同时，会上专家呼吁，作家不能与历史擦肩而过，当下文学力量的失去在于作家的创作态度和方向发生改变，作家不能靠想象来写作，更要有对百姓的悲悯和对社会的激情。

《为了弱者的尊严》是何建明的反腐报告文学《根本利益》的姐妹篇，后者曾获得“国家图书奖”等在内的国家级文学与出版大奖，也使一位默默无闻的纪检干部梁雨润成为全党和全国人民学习的先进典型， 并成为２００３年“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之一。５年后出版的《为了弱者的尊严》记叙了一群饱受艰辛的老百姓，在某些腐败和地方权势下，不能获得作为国家公民的权利和尊严，梁雨润从山西运城市纪委副书记调任山西省信访局副局长以来，以一位正直的人民公务员的赤诚之心，在新岗位为维护这些百姓基本权利竭尽全力的故事。曾被无故开除村籍，后在梁雨润帮助下获得应有权利的山西省闻喜县乔庄村村民王成志等人也来到现场，表示感谢。日前，本报记者对何建民进行了专访。

《为了弱者的尊严》何建明著／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7年１月第１版／２２．００ 元

何建明 出生于１９５６年，１９岁进部队，１９８１年第一篇作品《腾飞吧，苍龙》在茅盾当主编的《时代的报告》上发表。在部队工作１５年后转业做了记者，现任《中国作家》杂志主编。曾以《共和国告急》成为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家，其后《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国家行动：三峡大移民》、《根本利益》等一系列报告文学都以当代人们关注的大题材为写作对象，成为当代最有影响力的报告文学作家之一。

报告文学作家就应该是个战士

□能否谈谈你的人生经历，你在报告文学中关注的通常是当时沉重而重大的话题，探究别人的痛苦本身就是一种痛苦，是什么原因让你自发地去写别人的痛苦，且一坚持就是十多年？

■因为父亲是小走资派，我拉过纤，筑过江坝，总之，农民们干过的活，我都干过。当兵是当时的最好出路。我还参加过战争打仗，一切生命和生死的考验都经历过。这也许使我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的命运——我在《落泪是金》第一个提出弱势群体这个概念，之后引发了全社会对弱势群体的关注。痛苦是人生的一种经验和财富，这当然是我从事创作的一种动力。关注社会之不平事，关注他们的命运，是文学的一种基本责任。

从事报告文学多年来，我一直处在潮头，要写的东西太多，这个时代有太多的激动和感动以及太多的愤怒与愤慨需要我们拿起笔去战斗。我一直认为报告文学作家就应该是个战士，随时去冲锋陷阵，创作激情总是在自我的成长和读者的激励下不断地向前向前。

□曲笔生命苦难，直秉人民信念，成为一名关注当下、关注时代的作家，这是社会贡献。但对个人而言，荣誉和成就之外，你探究了别人的痛苦，却要面对自己在书写中产生的痛苦，是这样么？你又如何调整？

■当看到社会上有那么多人需要我们去呼吁和拯救时，个人再多的荣誉和成就就会变得十分渺小，良心和责任在驱使自己应当拿出实干的劲头去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的命运而写作。

创作过程中随时会碰到一些让你内心非常痛苦的事，当然作品也常常因这样的痛苦而使自己陷入痛苦，正是这种痛苦才会使你一发而不止，必须把这种痛至你心的东西抒怀出去，这种创作情绪是最好的伸张正义，抨击丑陋。比如我写《落泪是金》时，有人常问我怎么起这个题目，我说很简单，就是在采访贫困生中一路流泪而得的吧。写贫困生的这部作品后一直使自己陷入一种非常痛苦的境地，这也使我在作品之后一直在呼吁社会各界来关心这一问题，后来总算得到政府的关注，之后国家有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帮助贫困大学生的政策。我的作品也得了读者的强烈关注，光看作品后给团中央、学联的社会捐助款就达３０００多万。这种痛苦之后的收获让我有一种欣慰之感。

将痛苦的事写出来，再收到社会良好的反馈，并使问题得到比较圆满的解决，这便是我创作的心理调整吧。

梁雨润打动了我

□因为《根本利益》，不仅使得你和梁雨润成了朋友，更因为你的书写，让梁雨润这一人民好干部的事迹家喻户晓。你在后记中说，因为偶然的机会相识，梁雨润当时作了一个简短的自我介绍，让你下决心为他写一部书。我很好奇，你还记得当时他的介绍内容么？是什么打动了你？

■作为一名作家，尤其是一名报告文学作家，他的敏感和敏锐是职业形成的。与梁雨润第一次认识，正值我在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一天我们应邀参加一个会议，会上梁作了简单的介绍，我立即发现这是个重要的典型。当时中央非常关心两件事：一是干部腐败问题，二是农民问题。梁的事迹正好将这两个方面的问题结合得好，并且正面突出了中国共产党是完全可以处理这两个方面问题的典型。文章就这么写出来了。梁打动我的是他说了几个拖了几十年没有解决的老百姓的问题，他很快地解决了。这让我思考：为什么他能这么好这么快地解决，别人却拖而久之不解决呢？这正是党十分关注的干部腐败和不办实事的根源所在。

□就《为了弱者的尊严》这本书，你后续报道了梁雨润改任山西信访局副局长的工作情况。事实上，上访工作不仅是信访局的难题，也是整个社会稳定的重要组成部分。你谈到，如果基层工作做得好，负责任一点的干部或公务员，完全可以将事情处理得当，而不必有梁雨润这样的干部再去善后。看到你书中讲述的故事，你认为此类事件是制度的缺失还是人性的恶造成的？你也提到在你采访梁雨润的过程中，很多人都在等待梁雨润去处理事情，是梁雨润的人格魅力还是其他人的无用？

■如果看待上访人员的问题，其实是个基本感情的问题。梁把问题处理得那么好，根本的原因是他对百姓有感情，把他们的事当作自己的事做，而且讲究方式方法。这是他个人的能力的所在，是他的党性所在。其他人没有做好，根本的一点也是他们没有把这些弱者或者说是上访人员看作正常的人，缺少基本感情，有的甚至把上访人员看作是坏人，在人情和人性上都极端地不负责任。

□作为作者，你从２００１年就和梁雨润相识成为朋友，且一直追踪他的事迹，你认为他对你有影响吗？如果有，在哪方面呢？

■与英雄相处，你会感觉有一种力量。与高尚的人相处，你也会有高尚的境界和追求。我写英模人物时，特别是重大典型，追踪他们后来的发展变化是对我的作品的一种特殊的检验。如果在我笔下树起的典型是真正经得起时间和历史考验的，那说明我当时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否则是不负责任的创作。在我笔下已经树起了五位省部级领导和六位全国性典型，他们现在都非常好，没有败下去。这是我感到欣慰的。

作家要关注国家当下和民生

□作为作家，你批评中国目前大部分作家都处在“贵族化”写作状态，物质生活优越，像老一代作家到生活第一线体验的少，创作难于关注当下。更有年前德国汉学家言称“中国当代文学垃圾”，以及媒体炮制作家富豪榜，作为《中国作家》杂志主编，你如何看待这两件事？

■对当代一些有影响的作家不能关注时下主流社会的主流时代风貌，不能从真正意义上关心国家和民生问题，我是有不少看法的。特别是一些大家喜欢的作家，基本上都是“贵族化”的生活和“贵族化”的写作。追求名利是当今作家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和鲜明的特征，这是当下作家们的共同心态。

我不认为当下的中国文学都是垃圾，但确实好东西不多。至于作家当富人榜我倒并不为怪，因为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都有权利成为富人。但我要指出的是中国的作家应当首先想着一件事：你如何为你的国家和民族及你的人民说话做事，这是根本。因为中国的作家多数是拿着纳税人交的税在生活的，他们拿国家工资，住着单位分配的房子，这样的人你不写一些符合这个时代的主流生活和为人民说话，我总觉得太不像话。文学当然不是现买现卖的东西，但文学必须为当代和为人民服务，这是中国作家与其他世界作家的区别所在。

□你还是中国报告文学学会的副会长，就你来看，这几年报告文学的发展在中国遇到的最大难题是什么？很多人认为１９８０年代一篇报告文学即可出名，但随着媒体的多元发展，似乎报告文学风光不再。

■当今报告文学创作遇到的最大挑战是能不能在创作上进行创新，能不能符合读者的阅读习惯和兴趣。现在的报告文学当然不能与１９８０年代前的状态相比。我们花十倍的努力也可能未必达到当时的效果，但并不是说现在的报告文学没有人看，只要你写好了，看的人照样非常多。我自己的创作实践证明了这一点。

当下的报告文学必须注重细节和故事叙述方法，必须要好看，好看了才会有人阅读，有人阅读了才有产生影响。

□你在２００５年被评为全国劳模，也是中国作家中迄今唯一的全国劳动模范。我印象中的劳模好像是那种任劳任怨型的，付出总大于回报。而且，你似乎是得奖大户，是因为你书写的题材让你总被奖项青睐吗？

■我的作品多数为百姓说话，写国家重大事件的较多，对国家的决策产生过影响。我倒觉得与题材无关，我写小人物也很多，《根本利益》、《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都是写的小人物命运，不是什么大题材。作品并非有大题材与小题材之分，关键是你写好没有。我现在更看重读者和社会的反响，获奖不获奖已经基本不在乎了。

□你已经写过了贫困大学生，写了中国的另类孩子的教育问题，写了优秀干部，下一部作品写什么？

■我现在正在写“中国农民新命运三部曲”和重庆建设十周年等作品，还有其他一些应急作品。我要挑些值得去写的题材去写。另外我是业余写作，主要工作是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