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西／文

报告文学作为一种记录社会发展最为直接的文体，这３０年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和每个阶段的社会热点，都会在报告文学中得到迅速的文学化表现。著名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认为：“报告文学是一种新闻体的文学作品，它承担与新闻同等的历史和时代的纪录任务；同时它又是文学作品，因而应当是充满激情和思考，并且能够通过典型形象来为社会起到一定的教化作用。报告文学作家作为历史和现实的文学记录者，它的聚焦点具有新闻同质的目标，然而它又是文学的聚焦，所以它的选择性和典型性远远超过新闻的深刻度。这既是文体本身的要求，同时又要求一个优秀的作家必须写出深深打上历史烙印的文字，这种文学既具有时代性，又具有历史性，更具有艺术的永恒感染力。”

１９７８年１月，发表在《人民文学》第１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被誉为新时期报告文学繁荣的报春花。它记录了数学家陈景润的传奇经历，多方面展示了他的个人遭遇，揭示了知识分子的不幸与民族命运的关系。在新时期文学中它率先展现了“文革”给知识分子带来的时代烙印和心灵伤痕，呼唤对人的价值、科学、知识的尊重。总体上说，这一时期的报告文学都带有强烈的反思意味。１９８０年代“报告文学”的特点是呈现了问题意识、批判意识，后来又发展了纪实作品呈现事实、建立实证的历史态度。

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到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兴起了一股强劲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热，涌现出风云一时的作品。如早年以《小灵通漫游未来记》著名的作家叶永烈，将创作的激情转向了政治类纪实文学，《１９７８：中国命运大转折》、《毛泽东和蒋介石》等几乎打造出品牌式的叶永烈方阵；著名作家刘心武１９８０年代在公众中引起轰动的是报告文学《５·１９长镜头》和《公共汽车咏叹调》。此外，像权延赤的《红墙内外》、《走下神坛的毛泽东》，钱钢的《唐山大地震》，何建明的《落泪是金》，赵瑜的《马家军调查》等等作品，使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到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兴起了一股强劲的报告文学、纪实文学热。不少作品张扬着强烈的社会责任，体现了平民色彩，注重情感抒写，因而充满激情和感染力。

今年四川汶川地震发生后，有些人最先想到找出来阅读的一本书是钱钢出版于１９８６年的《唐山大地震》。最直接的原因当然是地震，是人们基于如何认识灾难寻求某种帮助的心理需求等因素所作出的自然反应。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本在唐山地震发生整整十年之后写作的书，在出版后又过去二十多年的今天，似乎并没有过时，这是“报告文学”终于克服了时间考验的例证。

但到新世纪，不管什么文体，当前都相对边缘化，报告文学也难以逃避同样的命运。

首先是娱乐的多元化，人们手里拿一遥控器，可以在一秒钟以内选择几个电视节目，快餐娱乐对于纸质阅读是一个冲击。

其次是社会矛盾的演变，１９８０年代经常出现对一个作品争相传阅的场景，是因为大家面临的生存问题基本上是一样的，对报告文学的评价和传播没有障碍。但今天的矛盾及关注点改变了，每个人所遇到的问题各不相同。报告文学原来多是关注国家重大事件、重大题材的话语，但打破计划经济，建立市场经济之后，人们对个人层面的关注上升了。

第三是社会阶层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以前，大家差不多是一个阶层，没有出现像今天这样的贫富差距，没有中产阶级一说，地区差异也不大。比如产业工人作为过去的较好利益群体，如今都存在岗和下岗之别。这种变化体现在每一个胡同里，每个社区里，很难在一部作品中得到审美统一；第四是报告文学反映问题的时空变成了“正在进行时”，这里有一个作家理解和面对动荡生活的问题。譬如说写农村，当农业税使有的农民负担沉重的时候，写了一个相关题材的作品，等快出版的时候，国家却取消了农业税。在这个时代，作家适应时代的变化有着相当大的困难。仅仅靠写问题也不行，问题演变了，解决了，怎么办？

最后是作家自己的生活总是飘移在一个相似的社会层面，总是接触跟自己层次差不多的人，一旦去写不同层面的人就有难度了。凭以往积累的经验难以判断，譬如贪官行为、穷人心态、边缘群体、新生一代、劳苦大众、公司决策等等大大超出了我们的生活经验，作家对当代生活不熟悉，对当代人的心灵难共鸣，写起来深度必受影响。因此，对于一个报告文学作家来说，更需要全面素质的提高，更需要不断加强自身建设。“广大读者们对于报告文学再度崛起的要求是美好的，但不必要求太高。”赵瑜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