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 杲 １９３１年出生。做过编辑工作、宣传工作、农村工作、文化工作。１９７２年从文化部“五七干校”出来进入出版界，直到现在。先后在出版界的行政部门和社会团体担任领导职务。曾经出版《刘杲出版文集》（１９９６年）、《刘杲出版论集》（１９９８年）；和宋木文共同主编《中国图书大辞典》（１９９７年），和石峰共同主编《新中国出版五十年纪事》（１９９９年）。

发展出版集团，政府应当大力鼓励和切实扶持，应当因势利导，而不能拔苗助长，越俎代庖；企业集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出版企业集团是否也“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企业集团要适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但出版集团要受专业单位分工的限制；企业集团要通过各种途径聚积更多资本，可是出版企业的资金渠道历来是封闭的；企业集团靠兼并和联合迅速发展，可是出版企业互相之间的兼并目前还是很难的，跨地区兼并更难，有许多行政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界“造大船”实在不那么简单……刘杲在１０年前提出的这些问题，出版界在集团化的过程中都一一遇到了，有些问题有了解决之道，许多至今尚未解决。

一转眼，得到这本书已经一年多了。因为一直放在窗前书桌上的缘故，封面已经有些褪色，给我一种时光流逝的实感。此时，我坐在书桌前，又一次翻读这本沉甸甸的书，似乎面对着刘杲先生，看到那总是专注的眼睛、平和的微笑，听到那意见明晰、简洁而有吸引力的谈话—— 一如这本书中的文章。

这些文章写于刘先生从中国出版业领导岗位退居“二线”以后，准确地说，是１９９７年至２００５年。平常他要照顾生病的老伴，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但他对当前出版的关注却涉及各个方面，有宏观的，也有十分具体的，而且，以我之见，比许多所谓专业出版理论家的文章还要客观实在、切中时弊，使我不得不佩服他的法眼。

全书皇皇６０多万字，１７０余篇，分为８个部分，即出版、发行、编辑、版权、议政、序跋、访谈、书信。这种分类与刘先生的工作不无关系：他曾任新闻出版署、中国发行协会、中国编辑学会、国家版权局的领导和全国政协委员。细数一下，其中关于出版的６８篇，关于编辑的３３篇，占了主要篇幅，似乎可以说明，这两方面是刘先生最为关心的。

１

出版产业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如果不能很好地发挥传播和积累文化的社会功能，出版产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刘 杲

出版的性质和地位是刘先生一直所思考的，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看法。

这方面的重头文章是发表于２００３年１０月１６日的《出版：文化是目的 经济是手段》。我一直认为，这篇文章的含金量还有待业界去发掘。“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是对多年来耳熟能详的“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做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理论的深刻理解和阐述：

一、“首位”就是第一位，表面上看，可以理解为“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是前后关系，此时“统一”是一种外在的行为；而“目的”和“手段”强调的是因果关系——后者不能离开前者并服务于前者，两者的统一是内在的必须。

二、“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的概念比较宽泛（比如报纸上就有“山东荣成市污水管理处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双丰收”的报道），而“文化”强调了出版区别于其他行业的属性和本质。

显然，“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提法，是对出版业中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的更明白、更确切的表述，基于这一表述，目前的出版理论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明了。

文章中斩钉截铁地谈到：

出版产业对社会最大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如果不能很好地发挥传播和积累文化的社会功能，出版产业还有存在的必要吗？

……讲文化是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指的首先不是文化产业的经济力，而是文化产业的文化力。

在另一篇文章中他充满激情地写道：

出版、出版，为何而来？归根到底，只能是文化建设。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对出版的根本要求是什么？是文化建设。一个时代，一个地区，出版能够载入史册的贡献是什么？是文化建设……文化是出版的魂，是出版的命。（俞晓群《人书情未了》序，２００３年６月２２日）

“文化力”，这个词内涵深厚。我喜欢这个词。其实刘先生思考这个问题有年了，１９９７年的文章《出版与综合国力》中就提到毛泽东是最早使用“文化力量”这个概念的，据此，他认为“文化之所以成为‘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不会仅仅因为它是一项产业”；同年，他在“三讲”时提交的《关于“基本思路”的书面意见》中，也指出“在出版与综合国力的关系上，强调出版业作为产业的经济力量，对出版的文化力量估计不足”的问题。此后，在２００４年的一次讲话中，他还以邹韬奋和巴金为例，用他们办生活书店和文化生活出版社时，赚钱“全是为着事业”、赢利“多用于再生产”，来论证“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观点。

最近，胡锦涛同志在中共十七大报告中全面阐述了科学发展观，提出“同时推进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观点，把文化建设作为与经济建设并行的四大建设事业之一，这是一个重要的立论。我们过去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很多人认为这个“发展”指的主要是、甚至仅仅是“经济发展”和“经济实力”，导致一切以经济标准来衡量，从而忽视了出版的文化属性和文化力，模糊了出版改革的方向。

就着“文化是目的，经济是手段”的思路，刘先生提出了许多问题进行讨论，如：“出版物是商品，但不能搞精神产品商品化”（《关于“基本思路”的书面意见》，１９９４年１月６日）；“精神产品的质量和经济效益总体上成正比，局部不成正比，甚至有些质量低劣的图书反而经济效益很高。这是图书的特性”（《出版业改革和发展二十年》，１９９９年７月１８日）；“出版业必须面对市场，但是不能一切以市场为转移”（《对“集团化”、“市场化”、“产业化”的质疑》，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４日）； “出版业有个行之多年的成规，就是以书养书，以赢补亏，也就是靠赚钱的书补贴赔钱的书”（《牢记出版工作的神圣使命》，２００４年夏）；他反对把利润指标包到编辑个人，认为这是“把现代出版企业的编辑变成做文化买卖的个体户”，“必然是商业价值取向第一”（《研究新情况和新问题》，2006年２月２６日）……还有关于《出版改革莫忘图书质量第一》等出版物内容方面的许多文章。这些观点和文章的基础都来自对出版的文化属性这个根本问题的认识，形成了一个饱满丰富的理论框架。我认为，刘先生的思路坚定而清晰，他总能廓清迷雾抓住本质，是专业的、一以贯之的。同时，他的思路又是多向而具体的，通过出版属性和本质的论述，涉及到出版的各个层面。

书中的文章都是有针对性的，讨论的问题都是现实工作中存在的，比如编辑承担经济指标已经遍及绝大多数出版社，并被许多人认为是改革精神的表现；经济指标越来越成为上级考评、业内评价乃至媒体、公众舆论衡量出版社的第一（假如不是唯一的话）标准；在经济指标的压迫下，书越出越多，文化含量却在减少，商业的利益渗透到各个环节，一些毫无文化价值的博客书也能大行其道，出版的内容门槛越来越低；靠书号赚钱仍是一些出版社生存的主要方式……

但刘先生自信自己提出这些问题、讨论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当有记者向他提问说：“现在不管搞文化、搞商业的都一样是为了赚钱，一些大众文化对人的消极作用不容忽视，特别是对年轻一代”时，他回答：“不必那么悲观。人类社会，私有制几千年，你说人唯利是图，也不是今天才有的。人类的历史就是在风雨泥泞之中不断前进的，有起伏，有曲折，但总的讲，没有走回头路。”（《〈女友〉杂志研究室访谈录》，２０００年６月４日）

刘先生并不是一个“唯文化论”者，他对出版经济的发展和图书市场的重要性也有充分的论述。他认为，“关键是文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结合”，假如经济这个“手段”不发达，文化的“目的”就是空中楼阁。但我认为，他最令人佩服的地方，是从未被呼声很高的“经济”、“经营”、“市场”、“产业”口号所迷惑，既一向鼓吹改革精神，又不赶“改革”的时髦，总是认真思考、反复研究出版业发展的实际状况，总是从文化产品生产的客观规律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和途径。这从他对出版业这些年一些“热门”话题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清楚。

比如，他在《也说“造大船”》（１９９７）中思考：发展出版集团，政府应当大力鼓励和切实扶持，应当因势利导，而不能拔苗助长，越俎代庖；企业集团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出版企业集团是否也“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企业集团要适应市场变化，及时调整自己的产品结构，但出版集团要受专业单位分工的限制；企业集团要通过各种途径聚积更多资本，可是出版企业的资金渠道历来是封闭的；企业集团靠兼并和联合迅速发展，可是出版企业互相之间的兼并目前还是很难的，跨地区兼并更难，有许多行政壁垒。在这种情况下，出版界“造大船”实在不那么简单……他在１０年前提出的这些问题，出版界在集团化的过程中都一一遇到了，有些问题有了解决之道，许多至今尚未解决。

比如他在给有关负责同志的书面意见中明确提出“出版‘产业化’、‘市场化’的提法不妥”（１９９７年７月１８日），起码“公益型出版事业单位不能‘产业化’”；“‘集团化’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全国出版企业都要进入出版企业集团？这既无必要，也无可能。我们在建设出版企业集团的同时，应当扶持中小出版企业”，“出版企业集团显示强大实力，中小出版企业突出个性，两者相辅相成”（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４日）；这是他研究了国际出版业发展规律后得出的重要结论，却至今没有引起业界的重视。

再如他明确提出“我不赞成‘大发行部，小编辑部’的提法”等等，都是基于他对出版的文化属性的理解，针对一些时髦观点进行的独立思考，读来发人深省。

２

１９９２年编辑学会成立之前，中国编辑学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如今，编辑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基本形成，而图书编辑工作的基本规程早已完成，并已付诸实施。这与编辑学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也是与刘先生的工作是分不开的。

刘先生做了１４年中国编辑学会的会长（１９９２～2006）。他在上世纪７０年代初进入出版界，从业３０多年里，几乎一半时间在做编辑学会的工作。大家公认他是中国编辑学会的创办者和建设者，是学会的灵魂，但他自己不认同。他说：“一个学术团体……会长应当是这个学科的学术带头人，我当然不是。整个编辑学的研究现在基本上是一个开创时期，我这个会长也只是一个过渡”；“编辑学会曾经考虑做两件事，一是编辑理论，想搞一个编辑学的理论框架；一是编辑实务，想搞一个图书编辑工作基本规程。”

１９９２年编辑学会成立之前，中国编辑学的研究十分薄弱。而如今，编辑学的理论框架已经基本形成，而图书编辑工作的基本规程早已完成，并已付诸实施。这与编辑学会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也是与刘先生的工作是分不开的。不仅如此，他个人在编辑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也是很丰富的，只要看看这本书中有关编辑工作的文章题目就一目了然。

《编辑工作的最高追求是出版传世之作》（１９９８年７月１５日）、《编辑学三题》（１９９９年２月３日）、《我心目中的期刊编辑工作》（２０００年１０月２５日）、《谈谈新形势下的总编辑工作》（２００２年５月２０日）、《我看复合型编辑人才》（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３日）、《编辑规律学习笔记》（２００５年１１月１日）……刘先生的研究涉及到编辑学的各个方面，但其核心是关于编辑活动基本规律的研究。他起初认为，“编辑活动的基本规律是对人类创造的文明成果的选择、加工和传播。选择，包括优选和创新。加工，包括内容和形式的优化。传播，包括复制成果和服务受众”（１９９９），后来感到“作为选择的对象并不都是文明成果”，经反复讨论，概括为“是编辑人员以传播文化为目的对作品进行选择和加工”，并对传播、作品、选择、加工等概念进行了确定（２００５）。但他对这个定义仍不满意，提出“能不能提炼为一种科学的、概括的、精练的、生动的、通俗的、好记的文字”？还举例说：“比如战争，核心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很容易接受。什么叫保存自己，从盾牌、防弹衣，到地堡、装甲车，都叫保存自己。什么叫消灭敌人，从长矛、大刀，到迫击炮、洲际导弹，都叫消灭敌人。所有的战术问题、战略问题，都由此展开。既抓住本质，又易懂易记。”这种一丝不苟的职业化品质和追求尽善尽美的精神令人感佩。

刘先生的研究，虽然讲求理论框架的构成，但并不是为了理论而理论。他特别关心编辑工作的主体——人。首先，他对总编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有政治和业务方面的，还有人格和个性方面的。他认为，总编辑不仅是编辑人员的领导，还是榜样，要有个人风格和人格魅力，要“有点儿灵气”。他认真讨论在新形势下与总编辑的工作有关的新课题，梳理了７个方面的关系，如出书和市场、质量和数量、质量和时间等。他的许多观点都是一般业务教科书中没有的，颇有创意。其次，对普通编辑，他的希望是，除了要掌握编辑专业基本功之外，还应当掌握至少一门专业知识，并在此基础上旁及其他学科。要“专”和“杂”相辅相成。他提倡“学者型编辑”和“编辑家”，反对“编辑匠”——从这些要求和希望，可以看出他对编辑工作的熟悉和热爱。

他还一直高度关注编辑在整个出版工作中的处境和地位的变化。他为《编辑人的世界》中译本写过两篇文章，详细讨论各种性质的编辑在图书出版中的作用。他认为，“编辑工作是整个出版工作的中心环节”；“首先是精神产品的生产，其次才是销售。销售的是产品，是拿产品做文章”；“好选题不等于好书稿，好书稿不等于成功的图书。这其中的出入是很大的”。（《〈女友〉杂志研究室访谈录》）

2006年２月２６日，中国编辑学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刘先生辞去会长职务，被选为名誉会长。在闭幕发言中，他一如既往，没有套话，而是针对新情况和新问题发表了他对编辑工作，尤其是编辑的地位和作用的意见。他谈到编辑应当为市场营销做些什么，提出“编辑应当承担市场营销还是支持市场营销”的问题，并担心，如果编辑同时承担营销责任，则“销售活动会有力地排挤编辑活动。因为销售的指标是硬的，而增大编辑含量和提高编辑质量的指标是软的”。他谈到编辑的中介地位，发现除了在作者和读者之间，编辑面对的还有“老板”，即对企业资产的增值保值肩负重任的企业法人代表，一旦在书稿问题上发生分歧，编辑如何处理与“老板”的关系，是一个敏感的现实问题……种种细致入微、具体现实的问题，令在场的、做了多年编辑工作的人听了十分感慨——好像刘先生一直工作在出版社第一线似的。

从答《女友》杂志问中知道，刘先生在上世纪５０年代就编过刊物。我想，他若一直工作在编辑岗位上，一定早就是卓有建树的编辑家了吧。

３

我们没有显赫的地位，却有穿越时空的翰墨芬芳；我们没有殷实的财富，却有寄托心灵的文化殿堂。

………

我们锻炼慧眼。慧眼识明珠，慧眼识英雄。我们关注新生力量，披沙拣金，伯乐一顾。我们在未成熟的作品中发现名篇佳作，在未成名的作者中发现英才俊杰。——刘 杲

本书的最后一部分是书信，我特别爱读，因为从这些信中，看到一个朴实、有个性、有原则、有情义的长者形象，这形象让我感到亲近。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纯粹”——

他推辞一个出版社要他题词的请求：“我从不题词，因为题词是高级干部的事。不能从命，务请原谅”（《致王明慧同志》，１９９８年９月５日）。收到林穗芳同志寄来的研究著作，他回信说：“这几年，我也讲过一些有关编辑出版问题的意见，至多不过是工作研究，离理论研究还很远。尊著给了我学习的方便，我很感谢。老实说，研究成果我做不出来，学习我还是非常愿意的”（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在另一封信中，他说：报告中“‘资深出版家王益、许力以、刘杲等同志’的说法有点儿问题。当听到我的名字时我大吃一惊。我怎么称得上‘资深出版家’呢，这是万万不可的。特此相烦，请您在定稿时一定将我的名字删去”（《致卢玉忆同志》，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４日）。在给刘硕良的信中他谈到同样问题：“贵刊１２月号收到，我看了大吃一惊。非常感谢你的好心好意，可我实在难以承受。过誉之词使我惶恐不安……现在我既无法发表声明，而不声明等于默认，真不知如何是好……我不能滥竽其间，因为我不过是个行政人员，自己心里有数……念叨几句，也算是对贵刊的一种反响吧！”（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９日）

我不愿意用“谦虚”来形容这位长者，因为他的推辞和要求是完全真诚自然的，是出于本性，根本和“谦虚”无关。

从书信中还可以看到刘先生一贯的实事求是作风。他鼓励一位同志研究“官方出版与主流文化”这个题目，说，“对‘官方’恐怕还是要采取历史的态度，即客观地看待它在历史进程中的功过”，“当然，过分为帝王抬轿子也大可不必。总之，还是实事求是为好”（《致刘辰同志》，１９９９年４月２８日）。在另一封信中，他对《中国出版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提了一些意见，如：“‘多出好作品，不出平庸作品，杜绝坏作品’，这话不准确。‘不出’和‘杜绝’的意思差不多。平庸，指‘寻常不突出’。平庸，是一种中间状态。好的和坏的总是少的，中间的总是多数。不出平庸作品实际上做不到……《准则》自始至终没有提到读者。这是一个欠缺”（《致潘国彦同志》２００４年２月２７日）。在给有关部门的一封信中，他认真指出：不宜在给老干部的工作文稿中还讲“改造到老”，虽然这句话是周恩来同志说过的，并详细讲解了这种说法在特殊时代出现的历史过程（２００５年３月１０日）。

也许写信比较率性，所以更能看出刘先生的文采：“承蒙不弃，嘱写专栏。我不知厉害，贸然从命。孰料一年多来，如牛负重，尽管勉为其难，毕竟力不从心。捉襟见肘，窘态毕露，滥竽充数，难以为继……知难而退，此其时矣”（《致刘硕良同志》１９９８年７月２９日）。在一封为一位老编辑住房问题写给某单位负责人的信中，希望对方“念其情况特殊，破格照顾，俯允所请。如何为宜，谨听裁夺”（《致马樟根同志》１９９８年３月８日）。收到陈震雷同志赠与的《枫林集》，回信道：“雪泥鸿爪，弥足珍贵。留下文章的岁月确实令人怀念。没有文章的岁月呢，留下的是血泪书写的历史教训。已往不谏，来者可追。微霞在天，祁多珍重”（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２８日）……刘先生笔下，流露出中国传统文章的修辞素养，恰切流畅，读之琅琅上口。可见他是经过认真学习和严格训练的。

在《给胡守文同志的信》（２０００年９月４日）中，他谈到，１９５３年，读《牛虻》之后写了一首自由体的诗，足有４６行。那年他２２岁，青年团员。他说，“那真是一个充满阳光、充满激情的年代”。我相信，之所以有今日之刘先生，和他早年醉心于《牛虻》，经过了那“充满激情的年代”一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从他一直珍藏着这首诗就可以看出。从那以后，长达５０多年的风风雨雨，刘先生一定也有着这样那样的坎坷，但他的激情并没有消逝，于是我读到了他的《中国编辑》代发刊词（２００２年８月）：

我们默默奉献，好比无人看重又无法离开的空气；我们为人作嫁，好比燃烧自己而照亮别人的蜡烛。

我们没有显赫的地位，却有穿越时空的翰墨芬芳；我们没有殷实的财富，却有寄托心灵的文化殿堂。

………

我们锻炼慧眼。慧眼识明珠，慧眼识英雄。我们关注新生力量，披沙拣金，伯乐一顾。我们在未成熟的作品中发现名篇佳作，在未成名的作者中发现英才俊杰。

我们勤奋敬业。我们的笔，承载着国家的重托和人民的期盼，兢兢业业，一字千钧。我们的笔，伴随着不眠的夜、不灭的灯。我们不以“案牍之劳形”为苦，而以创作和求知为乐。

………

许久没有见到刘先生了。他离开编辑学会领导岗位后，更少参加社会活动。大家都很想念他。最近一次编辑学会的活动中，那些大部分都已退休数年的著名出版人，谈起刘先生，发自内心的敬佩溢于言表。我想，这种敬佩，除了因为刘先生高贵的人品之外，他为中国近３０年的出版业，为编辑学会和编辑学研究所做的巨大而无可替代的贡献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吧。这本《出版笔记》就是最好的证明。

《出版笔记》刘杲著／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年８月第１版／５６．００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