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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个人阅读心灵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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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 报道时间:2008/4/22 作者:孟繁华,阎连科,迟子建,何玉茹

编辑手记

每年的世界阅读日来临之前,作为出版行业的权威报纸,责无旁贷,都要有些动作。今年我们也不例外。这是一件现实与理想并存的事情,很容易就会让集体中的个体产生光荣与神圣的心情。这一次我们要做的主题是“30年个人阅读心灵史”。最初约稿的时候,我的心情便十分地振奋。30年的时间,有多少美好的东西让人想起来心酸;又有多少苦涩的东西,让人回想起来已经转变为美好。这是时间的力量。个人阅读心灵史,这几个字充满诱惑力又极具排斥……学者,作家,评论家,诗人,这些走在社会精神文明最前端的领袖级人物,他们的个人阅读心灵史是怎样的?阅读他们的心灵史,我们又会有些什么样的感悟和启发?

学者孙郁在重温阅读经历时对张中行、启功两个老人温暖的回忆让人更增敬重;评论家孟繁华在《读书的心境》中道出了对1980年代无比的怀念真实心境;海男的枕边的风景,对阅读诗性的写作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阅读与诗相结合的美妙和奇特;曾两次获鲁迅文学奖的晓航用“一生也离不开的阅读”表达了阅读在一个人一生中绝不普通的意义。出生于1970年代的徐则臣,他的“纸上生活”和他的作品一样,让人在走过《故事会》与《中国老年》身边时,眼前一亮……

在我拨迟子建的电话号码时,我甚至还有些犹豫,因为以前从没有过类似的交往,她没说写,也没说不写,我以为,这是一种婉转的拒绝。时间,一天天过去,就在我差不多以为没有希望的时候,她给我发来了信息……枕边的夜莺从黑龙江飞到北京来了。

何玉茹老师的稿子来得比我想象中快,并且还在邮件中感谢我帮助她重新梳理了一下早年的阅读。在我眼中,无论是她的作品还是她的声音,都给人以十分亲切的感觉,但是由于她小说家的职业,我轻易不敢跟她约小说以外的稿子。这一次又是个偏得。

接到阎连科老师的电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他说刚写完,他还说他第二天要出差。我们是邻居,从我家楼下到他家楼下,跑步也就五、六分钟。虽然此前我就知道他的稿子是手写的,但是,真正拿到的时候,还是有一种说不出地感动激动。

约稿之前,我曾自以为是地认为,约这样的稿子的成功率绝对应该高于约书评稿,毕竟它是一种来自心灵的真实经历么。其中有的学者因为身体欠佳,有的作家因为工作太忙,还有的介于学者与作家之间的,不屑于赶这个潮流。对此,我并不怨,反而更加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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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繁华

我读书的历史整整30年了

孟繁华 山东邹县人,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教授、博士生导师、当代文学研究室主任、《文学评论》编委等。长期从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和评论工作。现为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文化与文学研究所所长。

○孟繁华(评论家)

读书有境界,古今大师时贤有过无数体会和经验。这些体会和经验都正确无比,但真正能达到那种大境界——比如王国维的境界,那是何其困难!他说的三种境界是经历之后的了然于心,是读书的真体会。这不仅需要澹定的心情、不灭的信念和对知识的膜拜,同时更需要通过读书建立起的独立的精神世界,不为世风左右的人格力量。因此,做个读书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从1978年入大学算起,我读书的历史也整整30年了。但我们这代人“先天残缺”,初中一年级开始“文革”,然后下乡,书没念多少但叫做“知识青年”。这一去就是10年。1978年考入大学开始读书。那是一个读书的年代,当然也是理想主义盛行的年代。初入大学,除了应付考试,对所有的文学书籍都盲目而贪婪地阅读。没有功利也没有目的——主要是没有想法。然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幼稚地交流和争论。让人怀念的不是那时读书读出了什么味道,明辨了多少道理,而是那时读书的气氛。这种气氛一直笼罩在1980年代。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北京的读书传统和风气是出了名的。即便在“文革”时代,“灰皮书”和“黄皮书”就在青年中盛行一时,成就了一代人的思考和批判能力。在大变革的年代,北京读书界有强烈的学而致用的诉求:了解西方,参与变革,对公共事务有强烈的介入热情。因此,那时在学界流行的书籍大多是新观念、新方法和新知识。“走向未来”丛书、“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等,是知识界热衷阅读和谈论的。甚至可以说,学院派的文学批评最初的知识建构,就是在这个时代开始形成的。本雅明、弗罗姆、萨特、迦达默尔、丹尼尔.贝尔等西方大师,德法的现象学、阐释学、存在主义、宗教学、法兰克福学派以及各种非理性主义理论的译介,都是在这个时期阅读或有所了解的。应该说这些译著不仅开阔了我们的学术视野,部分地了解了西方各种思潮,同时,有些著作从人文主义的价值批判立场出发,对现代化过程中人性、价值和意义世界的失落,充满了文化上忧虑的思考和情怀,也从另一个方面给我们极大的启示。可以说,无论时间过了多久,那个时代的读书经历都让我不能忘记。它不仅使我初步具备了理论思考的能力,同时也深为那个时代的读书风气、关心国事家事天下事的情怀所鼓舞和感召。那种读书的心境高贵而纯粹。也正因为如此,我对1980年代怀念无比。

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我入北京大学读博士研究生。谢冕先生在这时创办了“批评家周末”,处于彷徨和迷茫的我们跟随谢冕先生读书,讨论百年中国文学问题。“百年中国文学”、“学院派批评”等概念就是那时谢冕先生提出的。那个激烈和热烈的时代结束了,世界仿佛突然寂静无声。谢冕先生为我们开出的书目是没有想到的:丹纳的《艺术哲学》、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李泽厚的《美的历程》等。这些书过去是读过的。但是,谢冕先生讲了要义之后再重读,理解就不同了。黄仁宇通过一个皇帝、一个将军、一个宰辅就把万历15年的事情讲清楚了;煌煌中华数千年的美学史,李泽厚一本薄薄的书就讲清楚了;而普列汉诺夫对艺术起源的论述、运用唯物史观对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成功阐发等,都使我对这些经典文献有了新的认识。那是一个能够沉静地读书的时代。大概正是在北大的5年,使我系统地读了专业所需的书籍,具有了从事专业研究的可能。这个期间的心境是平静的,内心的期待虽然不算高远,但做一个专业研究者的自信还是有的。应该说,那时的北大还是一个适于读书的地方,大家对《伊甸园之门》、《激进的理想与美国之梦》、《流放者的归来》、《金枝》以及罗兰·巴特、拉康、福柯等人与事的争论虽然咄咄逼人锋芒毕露,但大多读书认真,处事为人淳朴,还远没有现在的浮躁和喧嚣。时过境迁我还是要感谢北大给我的一切,尽管它只可想像再也无从经验。

后来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工作了10年。文学所有良好的治学传统和学风。老先生治学精专,但对年轻人关心爱护;中青年学者都是1980年代过来的知识精英,研究和讨论问题的风采犹如当年。文学所的研究题目可按自己的专长和兴趣自行选择,学术委员会通过即可,因此读书不必极端功利主义。现在回想起来,文学所的研究气氛和自由程度,在国内应该说是最好的了。特别是当我到大学工作以后,对文学所的研究制度特别的赞赏和怀念。那时虽然也有为了研究而读书的功利性,但远没有大学为了课题结项而极端功利主义的读书方式,为了课题项目而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地读书,其心境可想而知。这时的读书人还谈什么读书境界!读书的心境每况日下,书读到这种程度就有些无奈了——你愿不愿意读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必须读——因为你必须要完成你的“项目”。我不知道其他同行现在读书的心境,与我说来,遇到自己喜欢读的书,也常有惶惶然的紧迫,生怕因趣味误了“正事”,而那“正事”其实真是没什么意思。于是,读书的乐趣已经大不如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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阎连科

读小说和写小说:1980年代全国人最愿做的事

阎连科

1958年出生,河南省嵩县田湖镇人。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1978年开始写作,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日光流年》、《坚硬如水》等;小说集有《年月日》、《耙耧天歌》等10余部;另有《阎连科文集》5卷。曾先后获第一、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其他全国、全军性文学奖20余次,其作品被译为多种语言,是中国当代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

○阎连科(作家)

对于一个职业就是写作的人,读书不应该是一种经历,而应该是一种日常。

可惜,读书在我,确实就是一种经历。30年前在我老家那块偏穷之地,读书不仅奢侈,而且另类。那时候整个社会都沉浸在革命的情绪里,可以饿瘪肚子,不能饱了脑子。然而因为大姐常年有病卧床,不能下地劳动,不能到学校读书,为了消磨时光,她的床头就总有各样的小说压在枕下。于是,那块被窗光和油灯照着的床头,就成了我最早的书架和书库。《艳阳天》、《金光大道》、《青春之歌》、《烈火金刚》、《野火春风斗古城》等等,那个年代能够在乡村出现的书籍,都会神奇地出现在大姐的床头。都会被我生吞活剥地吞进肚里。这是我真正阅文学作品的开始,是每每我回忆起来,都备感温馨的年代。使我发现,除了现实的贫困世界之外,原来在那些文学作品中,还有一个与现实完全不同的世界。

我渴望拥有那个世界。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我萌生了写作的念头,希望能创造出与我的现实完全不同的事件与故事,并通过写作达到离开土地、走入都市的目的。如果有可能,我希望我能如浩然一样写出一部《艳阳天》来,如张抗抗一样写出一部《分水岭》来。

就这样,我开始了写作。

后来,在我写完一部所的长篇之后,沿着命运给我划定的路线,欣然地当兵去了。许是因为老天看我对其爱好的执着,许是因为老天明白只有文学能够改变我的命运,也只有文学,才是我的命运。就在我当兵的第二年里,组织上把我调到了师部的图书馆。当了图书馆的管理员。那一年是1980年,全国人最愿意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读小说和写小说。如此这般和这般如此的,我也就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中随波逐流,读读写写,每天把自己反锁在用小礼堂改建的图书馆里,把巨大的黑布窗帘拉开一扇两扇,冬天让温暖的阳光透进来,夏天让清爽的窗风吹进来,躺在用阅读课桌拼起来的平台上,读托尔斯泰,读陀思妥耶夫斯基,读屠格涅夫。对图书馆中十八、十九世纪的长篇一一过目,爱不释手。把俄罗斯文学视为世界文学中最神圣高大的殿堂。将屠格涅夫的《猎人笔记》中描写大自然的风光段落,如批阅文件样,整段整段地用笔划出波纹的曲线,并把那些散发着森林和草地的腐烂味道的段落抄写在一个已经丢失的笔记本上。现在回忆起来,在图书馆做管理员那3年时光,有两件事情让我既感安慰,又感后悔:一是引导我最初阅读的,是中国当代文学中1950年代的小说,所以,我读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就如北方人爱吃面食,又在饥饿中遇到整笼整笼雪白的馒头和整桌整桌的东北大菜一样,促使我胃口大开,狼吞虎咽。这就养坏了我有些粗糙的口味,乃至读到20世纪的经典著作《变形记》和《城堡》时,使我压根无法顺畅地阅读下去,更不要说理解和心灵相通那样的高深之路。就是到了1990年代之初,我对《喧哗与骚动》和《百年孤独》这些小说,也还仿佛北京人并不欣赏南方菜那样,总还有着一种本能的拒斥和排挤。

第二桩让我在后悔中安慰的事情是,我做图书管理员期间,我们师长的女儿不爱写作,却酷爱到阅览室阅读,不仅常要找我借书还书,还爱和我讨论《飘》中的故事与郝思嘉和白瑞德的爱情命运,可惜那时我过于自卑,她又确实长得不好,使我放弃了主动抓住命运咽喉的机会,错过了做一个或有可能做一个高干家庭之女婿的天赐良机。这让我在后来的日子里,为了提干付出了无数努力,体会了深刻的甘苦,也让我在许多年前写那一批农民军人的小说时,水到渠成得心应手。仿佛把镰刀磨快后投入到秋夏时的庄稼地里一样。

现在,我有充分的条件和时间来读书和欣赏各样的小说,各样的书籍,可惜已经没有了那时候生吞活剥与狼吞虎咽的精力和胃口。读书变得挑剔而又铺张。读书在许多时候会成为一种负担。读书似乎就是为了写作,每读一页都期望从中抓捞到自己的所需。还有,总是试图要把阅读变为自己生活的日常,而不是命运中的经历,可结果,一切的努力却都是徒劳。一切的阅读,不是自己人生的经历,也是自己写作的经历,也是自己小说的命运与文运。再有,如今书是越读越少,阅读人的灵魂却是越来越多,对阅读变得苛刻挑剔,对人际世事,也愈发地苛刻和挑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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迟子建

我以为,这样不好。确实不好。

20年我一直喜欢躺着看书

迟子建 1964年元宵节出生于中国的北极村——漠河。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1987年入北京师范大学与鲁迅文学院联办的研究生班学习,1990年毕业后到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工作至今。1983年开始写作,至今已发表文学作品500百余万字,出版有40余部单行本。

○迟子建(作家)

我喜欢躺着读书,这个习惯的养成已有20多年了,从枕边掠过的书,自然是少不了的。

十七八岁,我读师专的时候,开始了真正的读书。每到寒暑假,最惬意的事情,就是躺在故乡的火炕上看书。至于读了些什么,已经记不清了,但读书的氛围却历历在目。夏天时,闻够了墨香,我会敞开窗子,嗅花圃搅起的一波一波的香气;冬天时,窗外的北风吹得窗纸刷拉拉响,我便把书页也翻得刷拉拉响。疲倦的时候,我会撇下书,趴在窗台看风景。窗外的田园被雪花妆点得一片洁白,像是老天铺下来的一张纸。

如果说枕头是花托的话,那么书籍就是花瓣。花托只有一个,花瓣却是层层叠叠的。每一本看过的书,都是一片谢了的花瓣。有的花瓣可以当做标本,做为永久的珍藏;有的则因着庸常,随着风雨化做泥了。

这20多年来,不管我的读书趣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有一类书始终横在我的枕畔,就像一个永不破碎的梦,那就是古诗词。夜晚,读几首喜欢的诗词,就像吃了可口的夜宵,入睡时心里暖暖的。

我最喜欢的词人,是辛弃疾。一句“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让我对他的词永生爱意,《稼轩集》便是百读不厌的了。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李商隐、陆游、苏轼、李清照、李煜、纳兰性德、温庭筠、黄庭坚、范仲淹,也都令我喜爱。有的时候,读到动心处,我会忍不住低声吟诵出来,好像不经过如此“咀嚼”,就愧对了这甘美至极的“食粮”似的。

我父亲最推崇的诗人,就是曹植了。因为爱极了他的《洛神赋》,我一出生,父亲就把“子建”的名字给了我。长大成人后,我不止一次读过《洛神赋》,总觉得它的辞藻过于华丽,浓艳得有点让人眼晕。直到前几年,我的个人生活遭遇变故,再读《洛神赋》,读出了一种朴素而凄清的美!洛水上的神仙宓妃,惊鸿一现,顷刻间就化做烟波了。“悼良会之永绝兮,哀一逝而异乡”,“恨人神之道殊兮”,这才是曹植最想表达的。他以短短一曲《洛神赋》,写出了爱情的短暂,圣洁,美好,写出了世事的无常。我真的没有想到,曹植在诗中所描述的一切,正是我此刻的感悟,原来父亲早就知道,幻影才是永恒的啊!所以现在读《洛神赋》,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中国的古典诗词,意境优美,禅意深厚,能够开启心智。当你愤慨于生活中种种的不公,却又无可奈何时,读一读黄庭坚的“贤愚千载知谁是?满眼蓬蒿共一丘”,你就会获得解脱。而当你意志消沉、黯然神伤时,读一读张若虚《春江花月夜》和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你就会觉得所有的不快都是过眼云烟。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古诗词就是我枕畔的《圣经》。

这些伟大的诗人,之所以能写出流传千古的词句,在于他们有着对黑暗永不妥协的精神。他们高洁的灵魂,使个人的不幸得到了升华。杜甫评价李白时,曾满怀怜惜和愤懑地写道:“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而这是那个时代大多数诗人坎坷命运的真实写照!个人的生死,在他们眼里,不过草芥,所以他们的诗词才有着大悲悯、大哀愁,这也是我深深喜爱他们的原因。

无论是读书还是写作,我们都在经历着一个前所未有的喧嚣时刻。能够保持一份清醒和独立,在读书中去伪求真,去芜存精,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的枕畔,也曾有过名声显赫却难以卒读的书,但它们很快就从我的记忆中消失了。能够留下的,是鲁迅,是《红楼梦》、是《牡丹亭》、《聊斋志异》,是雨果和陀斯妥耶夫斯基等等,这些人的书和作品可以一读再读。它们不会随着时光的流逝而变旧,它们是日出,每一次出现都是夺目的。

我常想,我枕边的一册册古诗词,就是一只只夜莺,它们栖息在书林中,婉转地歌唱。它们清新、湿润,宛如上天撒向尘世的一场宜人的夜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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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玉茹

1990年代:我的读书状态沉稳了许多

何玉茹 1952年生于石家庄,曾任《河北文学》、《长城》的小说编辑、副主编,已出版、发表长篇小说4部,中、短篇小说100多篇。多篇小说获奖和被书刊转载。现在河北省作协创作室专业创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何玉茹(作家)

我的真正的读书,应该从1984年进入廊坊师专文学班算起。那之前虽也读过些书,但大多是只看不想,即便有入了心的,好像也不那么自觉。至今想起来,我仍十分怀念那两年的学校生活,印像中我和同学们每回从图书馆借书,都是十本八本地借,抱了成摞的书往教室走,那心里的欢悦真是难以言表。开始还老老实实按了老师讲的课目去选借,很快地,我们就听凭自个儿的需要了。看了自个儿需要的书,难免就会感动和激动,跟同学一说,同学之间也很快传看起来。只这种相互传看的书,也一本接一本地看不完。那时候,就觉得光阴真是太快了,一天一天的,还没看几本书呢,两年竟然已经到头了。好在,从学校出来就当了文学编辑,虽再没有学校那样的氛围了,但读书还是有相当的时间,我便告诉自己,接了来,就像在学校一样,将读书继续下去。

那些年,对我产生影响的书,自个儿怕也说不大清,单从小说写作上看,我非常看重人物的潜层意识,想必是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不浅,他的《梦的解析》等心理学的书,曾像一股强劲的风一样扰乱过我内心的平静。他后面还有个弗洛姆,对他有认同,也有批评,若弗洛伊德对我是一种新奇,那弗洛姆对我就是一种亲近了,我几乎买全了他所有的译作,《为自己的人》、《说爱》、《追寻自我》等等,每一本几乎都让我爱不释手。同时还看过尼采的《悲剧的诞生》,叔本华的《叔本华论文集》,阿德勒的《自卑与超越》,罗洛·梅的《爱与意志》,荷妮的《自我的挣扎》等等,甚至,萨特、海德格尔的书也敢买来翻翻。有亲近些的,有疏远些的,也有压根儿看不懂的。但这些书就仿佛对我敞开的一扇扇的门,亲近些的,就往深里走走,疏远些的,就在浅里转转,压根儿看不懂的,只在门口晃一晃心里也是兴奋的。这些书大多是在1980年代看的,那时候的感受真是说不出的好,一本又一本你从没看过的书,拿起来一看,往往就能让你心头一震,噢,原来还有这样的说法啊!当然同时,看的小说更是不少,那时喜欢的作家当首推奥地利的茨威格,后来才知道,他也是推崇弗洛伊德的,他小说中入木三分的心理分析显然是受了弗洛伊德的影响;然后是英国的伍尔夫,一位杰出的意识流小说家;然后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福克纳、马尔克斯等等。我感到,我的亲近感和兴奋感应该是来自这些书对人的深层的关注,在这之前我从不知道,还可以这样细致入微地探究人的自身,探究人与世界的关系,使我这活在世上的人不由地心生愧意:对自个儿,我所知是多么可怜啊!

到了1990年代,读书的状态就变得沉稳了许多,一本心仪的书拿在手,不再急于一口气读完,而喜欢边读边想,边读边反省自己了。这时候我的目光曾转向舍勒、克尔凯郭尔、舍斯托夫等人,特别是舍斯托夫的《在约伯的天平上》和《开端与终结》,读时我是既兴奋又有说不出的沉郁,我永远记得他对契诃夫的评价:“契诃夫是绝望的歌唱家。”这评价就像一段独特的旋律一样叫人怦然心动。直到后来接触到加谬,接触到罗兰·巴特,以及米兰·昆德拉等,他们各自不同的说法才让我从沉郁中深深地舒了一口气出来。我意识到,像自个儿这样平俗的人,也许跟任何大师都不会是深层意义上的亲近,不过是一点共鸣、一点情绪而已吧。即便这样,这些名字还是不由分说地在心里留下来了,什么时候提起来,都有一种自己人般的感觉。这感觉,在芜杂又乏味的现实生活中会给人添一层莫名的踏实感。小说方面,先是伟大的普鲁斯特,他的《追忆似水年华》别开生面,以日常细节表现人的深层意识使我的写作受益非浅;然后是米兰.昆德拉,他的小说没有让我太喜欢,但那本《小说的艺术》和《被遗忘的遗嘱》却是我最爱读的一类创作谈,因为它不仅有对写作的真知,更有对生活的灼见。

接下来就是2000年了,这个时期,对书的选择似更添了几分自信,偏重读经典书,也不忘关注新出的好书。中国经典读得也多了些,只不知为什么,总没有读外国书时的亲近(当然也有少量亲近的,比如《红楼梦》)。不管怎样,通过这些年的读书,我对自己的内心和外面的世界是明白了许多,我觉得,首先是书走进了我的内心,接着是我的内心又被书引领着观照外面的世界,我的心魂一次次地与书魂靠近,又一次次在书魂和外面世界中寻找自己的心魂。幸运的是,由于我是一个小说写作者,在这过程中,我还格外体味了文字讲述的艺术魅力,使我的读书和写作密不可分地融和在了一起。我欣慰这样的读书,但更知道,读书的路还有多远,自个儿读过的几本书,在浩瀚无比的书海面前,几乎是趋于零的。有时候,广度也是走向深度的必要条件,从这一意义上说,我也许仍须告诉自己:接了来,就像在学校一样,将读书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