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７８→１９８９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大陆还没有媒体发布畅销书排行榜，但群体性、自发性和潮流化的畅销书出版与阅读特征，使当时众多读者心目中都保存着一份份畅销书榜单，它们永远深藏在读者心中，成为永远泯灭不掉的阅读记忆。

中外经典文学重新出版演绎新闻记者盛景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人们刚刚从“文革”的文化废墟中走出，民众要恶补文化的心理使我国进入特有的“阅读饥渴”时期。王小波对这场“书荒”也曾幽默地回忆，他偷来的一本《变形记》在众人的争相传阅下，最后竟然变成了“一卷海带的样子”而无法辨别书的本来样貌。

面对书荒的现实和在全国民众中涌动的阅读热情，出版界很快做出回应。１９７８年，国家出版局决定赶印３５种中外文学名著，中国传统经典名著位列其中。同时，为应付这场全民性的阅读饥渴，很多出版社翻出家底将中外名著进行重印，以解阅读界的燃眉之急。精神的饥饿感使很多读者到了饥不择食的地步，图书刚一上市就销售一空，几乎每本书都是畅销书，图书畅销仿佛成了轻而易举的事情。西方的经典名著被重印，像《基督山伯爵》、《红与黑》、《少年维特之烦恼》等发行量均达到上百万册。同时，我国传统经典名著如《红楼梦》、《儒林外史》、《孽海花》、《西厢记》等一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被重新再版，并成为一时的阅读盛景。同时，伴随着１９８０年代初期重新萌发的革命主义激情，一些现当代文学经典作品也被重新翻印出版，《家》、《春》《秋》、《子夜》、《红岩》、《红日》、《林海雪原》等具有“革命色彩”的作品再次热销。

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主导全民阅读时代

当时，出版界出版什么，大众就争相阅读什么，大众阅读和精英阅读齐头并进，两者没有明显的分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群体性的阅读需求，使当时的畅销书出版和阅读演化为富有理想主义与启蒙性质的自觉行为。在图书出版方面，一大批出版社积极响应“文革”后的出版解冻政策，多出书成为一批出版社的自觉追求。姚福申在其所著的《中国编辑出版史》中谈到，“从１９７７年到１９８５年，我国每年图书出版总印数由３３．08亿册增加到６６．７３亿册，图书出版种数从１．３万种增长到４．６万种。１９８５年我国图书出版总印数和总印张均创造历史最高记录。” 尽管出版界狂热的出版热情在随后的几年遭到了市场规律的打击，但在传播媒介和娱乐形式较为单一，市场提供什么只能阅读什么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这股出版热情，为当时意义上的畅销书诞生奠定了基础。这在盛极一时的国外学术类书籍的出版与热销方面可见一斑。像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瓦西列夫的《情爱论》，罗素的《婚姻革命》，卡西尔的《人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等西方学术书籍都是当时销量极大的畅销书。

在原创文学创作与阅读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文学创作与阅读同样具有极强的启蒙主义性质。在创作方面，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中国文坛上出现了震惊一时的两部作品，那就是刘心武的《班主任》和卢新华的《伤痕》这两部短篇小说，进而引发了中国伤痕文学创作与阅读的热潮。现在看来，这两部作品无论是文学性还是故事性都略显粗糙，但当时却是红遍中国大江南北的超级著名作品。其实，它们畅销的原因很是简单，就是作品反映的内容恰好契合了当时“痛定思痛”“反思鞭笞”“文革”的政治文化思潮。自此，站在启蒙主义立场上，与反思结盟成为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文学创作的主流模式。继伤痕文学之后的反思文学，同样引起了国人的热切关注和广泛阅读，而其引发社会轰动的原因与伤痕文学如出一辙。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大众阅读心理看，当时很多人阅读图书不仅仅是出于一种狭隘的功利主义或实用主义，更不是出于消费娱乐的阅读目的，更多的是站在时代和文化的角度，反思历史与时代，进行的是启蒙式阅读。在当时，阅读某类书籍或者某本书籍通常被放在精神文化追求层次或国家政治层面上考量。

在理想主义和启蒙主义高歌猛进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政治大气候、主流文化气质和出版机构联手打造的原创畅销书阅读热点大显威力。这也从当时一批追思“文革”历史、反映社会政治现实或时代精神风貌的报告文学身上体现出来。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报告文学体裁的纪实性和及时性特点契合了时代的要求，由于它能够真实迅捷地追思历史和反映社会变革现实，报告文学颇受编辑和读者的青睐。比如，１９７９年创刊的《当代》杂志，第一期、第二期分别刊发了报告文学《她有多少孩子》和《命运》，这两篇报告文学不仅在国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还被译介到国外。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全国性的“报告文学热”达到顶点。刘宾雁的刘心武的《５·１９长镜头》、鲁光的《中国姑娘》、徐迟的《歌德巴赫猜想》等都广为流传，成为那个时代人们反复阅读的文学作品。

娱乐消费性阅读得到追捧

２０世纪的８０年代是一个刚刚解除禁锢的时代，大众被“文革”十年压抑的情感需求得到空前释放。所以，在由西方学术牵引的精英阅读潮流和中国政治形势引领的红色阅读潮流的罅隙中，涌动着一股强大的通俗阅读即娱乐消费性阅读的潮流。

香港的武侠类畅销书。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被掐断数年的通俗文艺类图书出版与阅读传统开始续接，而这方面本土原创性作家一时难以培育，于是，对中国大陆的出版机构而言，除了译介西方通俗文艺类作品，从通俗文艺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的港台挖掘出版资源成为弥补当时缺憾的重要举措。而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的众多读者也急切需要一些娱乐消费性的阅读来忘记历史创痛，抚平“文革”伤痕。于是，流行于港台，营造着千古文人侠客梦的武侠小说和卿卿我我温柔乡的言情小说进入了中国大陆读者的阅读视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武侠言情类畅销书有两个分支，一是以金庸、梁羽生、古龙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武侠类畅销书；一是以琼瑶、三毛等人的作品为代表的言情类畅销书。以金庸为代表的武侠小说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元素“侠”“义”“仁”“恩”“孝”贯穿故事始终，配以跌宕起伏的人物命运和曲折离奇的故事架构，给无数男性读者再现了一个充满理想主义和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侠义空间和江湖世界。进入２１世纪，金庸在读者心中依然保持着超旺的人气。据中国出版研究所组织的“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在中国大陆读者最为喜爱的十名作家中，金庸位列榜首。

港台言情类畅销书。对上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大陆女性读者而言，台湾的琼瑶、三毛和香港的亦舒是当时最受欢迎的作家。琼瑶的《几度夕阳红》、《在水一方》、《心有千千结》、《一帘幽梦》等４０余部言情小说在中国大陆悉数登场，小说中缠绵悱恻、感天动地的凄美爱情和优美典雅、如诗如梦的语言文字令无数少女读者深陷其中难以忘怀。三毛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继琼瑶之后又一个流行于中国大陆众多读者尤其是女性读者之间的文化符号，凭借《撒哈拉的故事》、《哭泣的骆驼》、《雨季不再来》、《温柔的夜》等文集，三毛成为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大陆最热的文化明星之一。与琼瑶的言情小说不同，三毛作品饱含着女性情感的深度思考和异域情调，在哀伤叛逆的行文中经常触及生存价值和生命意义等形而上的人生论题，这无形中契合了上世纪８０年代习惯于形而上深度思考问题的读者的阅读期待。由于眼界见识和传播媒介的囿限，上世纪８０年代中国大众读者鲜有机会去世界上最大的沙漠旅行，更没有机会去域外演绎一段真诚浪漫的异域情缘，同时无法借助网络这样先进的传播媒介去求证三毛作品的场景与现实真实场景的距离。三毛作品中的景、情的神秘性被很好地保持甚至被空前强化。

与琼瑶、三毛不同，香港的亦舒的小说自成一格，散发着浓郁的都市气息，语言简练晓畅，篇章一气呵成，开创了言情小说的新模式；至今，亦舒的小说依然具有众多的读者。亦舒小说的主角多为都市白领女性，她们经济独立、人格自省、爽朗干练而坚忍自重。亦舒重视当代女性的思想、智慧、独立人格和自我价值；她笔下的爱情观浪漫而不脱离实际，敢于直面现实人生；当然，孤独和寂寞多为小说中聪慧过人的女性的命运结局，在冷静尖利的叙述中揭示了社会文化症候和女性深层悲剧。《喜宝》是其最有代表性的一部作品。喜宝做了富豪的情妇，２６岁的她得到了一切，如喜宝所说：“要有很多很多的爱。如果不能，有很多很多的钱也是好的。再有就是要一个健康的身体。”但喜宝又是不幸的，在一切虚华过后，看到自己孤寂的未来命运。亦舒的作品中没有琼瑶笔下的温情与纯真，她仿佛一把利剑总是锋利地刺穿社会伪善，露出世俗男女的本来面目。或许就是因为这份锋利的真实，使亦舒成为备受尊敬和喜爱的女作家。

本土武侠演绎类和历史故事类小说盛极一时

１９８１年，《七侠五义》、《施公案》等古代公案小说率先由几家出版社出版，作为“文革”文艺解禁之后通俗化出版趋向见证的这些图书获得了很大的成功，随后许多出版社竞相出版此类图书，掀起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通俗文学的阅读热潮。与之相伴，一批本土原创性武侠演绎类和历史故事类小说盛极一时，据统计，《英烈传》销量达到３００万册，《白衣侠女》销量也高达１６３万册，《岳飞传》、《霍元甲》、《努尔哈赤传奇》、《海灯法师》、《少年天子》等图书畅销一时，有着惊人的销售记录。另外，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一个不可忽视的流行符号是张爱玲。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期，《读书》、《收获》等杂志相继发表了关于张爱玲的散文和张爱玲的作品，历经数年沉寂，在２０世纪３０、４０年代红遍上海的张爱玲再次进入大众视野，张爱玲的散文和小说被重新出版和竞相阅读，造就了无数的“张迷”，进而引发了席卷中国大陆上的“张爱玲热”，至今仍有余温。在本土原创通俗类畅销书方面，“五角丛书”是颇为值得关注的畅销书品种。该丛书力图满足读者文学、艺术、体育、生活、娱乐等方面的阅读需求，丛书内容可谓丰富多样，但每册图书形制却短小轻盈，适合旅行休闲阅读。图书定价方面主张薄利多销，每册图书定价为五角，这在当时也属于“廉价书”行列。“五角丛书”自１９８６年第一辑丛书问世到第十五辑丛书结束，相继推出图书１５０种，平均每种图书印数都在５０万册以上，最多达到１５０万册，获得了巨大成功。

一本独特的超级畅销书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人们的阅读记忆中，有一本新华字典级的超级畅销书，它就是庞中华所著的《谈谈学写钢笔字》。１９８０年７月，这本被搁置了十几年，一百多页的字帖被公开出版。谁也没有想到，全国经新华书店报上来的征订数据竟达８０万册。出版社第一版开机先印２０万册，结果两个月就销售一空。更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书一年销售累计达百万册之多，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谈谈学写钢笔字》的销售如此火爆，首先应该归因于上世纪８０年代的社会文化环境。上世纪８０年代是一个理想主义的全民学习时代，人们从“文革”的文化废墟中刚刚起步，恶补的学习心理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庞中华的钢笔字帖属于当时的“新鲜事物”，它虽然不是严格意义的书法艺术，但是，在电脑打字没有普及的２０世纪８０年代，钢笔字的好坏不仅关涉了人际交往的脸面问题，还和青年人的爱情成功率有关，因为当时情书的主要书写工具就是钢笔。它在当时的实用性可见一斑。其次，在传播方面，庞中华巧妙地借助了立体媒体的力量，使这部字帖从众多钢笔字帖中脱颖而出被广为传阅。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庞中华将钢笔书法讲座从全国各地搬到了中央电视台，像当下颇具影响力的电视节目《百家讲坛》一样，《庞中华硬笔书法讲座》开讲，十讲内容央视几个频道反复播出，历时好几年，为已经掀起的硬笔书法大潮推波助澜。庞中华连同他的钢笔字帖也达到了全国上下几乎家喻户晓的程度。

１９９０→１９９９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中国社会的文化结构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消费和娱乐为本质内核的大众文化开始崛起，形成了大众文化、精英文化、意识形态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格局。三种文化形态共生共存的发展，打破了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精英文化一支独秀的文化格局，重新塑造了本时代的图书出版与阅读景观。同时，出版传播媒介的变化，也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畅销书出版与阅读呈现出不同以往的特点。

市场经济与多元化阅读

原创畅销书市场的多元化发展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原创畅销书出版与阅读呈现出多元化特点。这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群体化特征形成了鲜明的区别。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文化大杂烩的时代，文化的多元化是社会大众思想多元化和精神追求多元化的具体体现，对图书出版与阅读心理产生了重要影响。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脉络明晰的畅销书出版与阅读已经完全的多元化和散点化，一股畅销书潮流占据畅销书出版与阅读主流地位数年甚至一个时代的情况已经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零散化、片断化、多分支、短期性的畅销书出版与阅读。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我国原创畅销书出版与阅读，呈现出多元并发、散点辐射的特点。在类别上，承袭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理想主义一脉原创文学虽然式微，但仍有一定的市场。满足１９９０年代物质需求和安身立命需要的“实用型”畅销书开始崛起，注重休闲娱乐和放松精神的消费型畅销书大行其道。弘扬和演绎中国传统文化的大文化散文、民俗、民间文艺和帝王将相类畅销书，坦言名人成长心路历史和成功经验的名人传记类畅销书，标榜“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文学，叙写“一地鸡毛”般平民烦恼的新写实小说，在艺术与情色的争论间游走的“废都式”文学、崇尚小资意味和异域情调的女性文学，借助影视媒体重新掀起新一轮阅读热潮的传统文学经典类畅销书，在１９９０年代末刚刚面世就颇为惹眼的青春文学和网络文学类畅销书等，皆在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原创畅销书种类的繁多显示了１９９０年代阅读热点的分散，有力地印证了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原创畅销书出版与阅读的多元化特点。

中国名人传记热和隐私实录热

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畅销书榜单上，名人传记类和隐私类畅销书这些时尚性和娱乐性较强的图书随处可见。１９９５年，刘晓庆出版了《刘晓庆——我的自白路》，引发了“名人传记类”畅销书出版和阅读热潮，自此，一发不可收拾，１９９６年，赵忠翔的《岁月随想》、庄则栋的《庄则栋与佐佐木敦子》等面世，１９９７年，倪萍的《日子》、姜昆的《笑面人生》、杨澜的《凭海临风》、宋世雄的《宋世雄自述》等作品出版，将名人出书热推向高潮。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出版界继续演绎着名人出书热潮，白岩松的《痛并快乐着》、崔永元的《不过如此》、李响的《零距离：与米卢的心灵对话》、黄健翔的《像男人那样去战斗》、陈鲁豫的《陈鲁豫新版·心相约》、冯小刚的《我把青春献给你》、宋丹丹的《幸福深处》、王蒙的《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姚明的《姚：两个世界里的生活》等“名人作品”纷纷出炉。这些名人传记类图书因为满足了社会普通人梦想成名，进一步了解名人以丰富对名人的想象，窥探名人隐私等诸多心理需求而销路畅通。在满足读者的娱乐性阅读需求方面，隐私类图书较为契合并在９０年代末期盛极一时，当时隐私类图书最典型的代表是安顿的《绝对隐私——当代中国人情感口述实录》，该书１９９８年出版后迅速畅销，并掀起了全国性的隐私类、实录类图书出版与阅读热潮，一时间带有“隐私”“实录”字样的图书遍及各地。

消费型文学类畅销书遍地开花

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原创文学类畅销书的阅读热点主要集中在纯文学层面，除去中国传统经典名著，伤痕文学、改革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以及注重叙事实验的先锋文学几乎统领了那个时代的文学阅读潮流。在１９９０年代，随着大众文化的崛起，１９８０年代整齐划一的纯文学阅读盛景被打破，原创文学类畅销书涌现出诸多新型流行“品种”，雅俗文学合流趋势分外明朗。１９９０年代初，在新写实小说以对现实生活的镜像叙事模式替代了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先锋文学的抽象实验叙事，刘震云的《一地鸡毛》、池莉的《烦恼人生》等小说站在平民主义立场上，叙写了普通市民的现实生存烦恼，赢得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同。自此，贴近现实生活众生像，为大众讲述一个好看的故事成为一时的小说创作追求。在阅读市场较为成功的还有作家王朔。王朔的“痞子文学”在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已经发表，但真正火起来却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王朔小说站在社会边缘人立场上挑战了上世纪１９８０年代以“崇高”“启蒙”为基调的精英文化，而１９９０年代价值判断的多重性和文化形态的多元化又为高举“我是流氓我怕谁”旗帜的王朔小说培育了生存空间。

同时，１９９０年代的一些小说因为引发了巨大争议而一度畅销，这方面最典型的代表是１９９３年出版的《废都》、《英儿》和１９９７年出版的《上海宝贝》、《糖》。贾平凹的长篇小说《废都》创造了当时的销售奇迹，北京出版社第一次印刷３０万册单行本瞬间销售一空。但作品刚一面世，即被指责作品中“张狂的性描写是一种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作家犯罪行为”。《上海宝贝》、《糖》也受到各界严肃批评，更有人将《废都》视为与《金瓶梅》一样的中国第一淫书。而有些文学批评家则给予其相当高的评价。伴随着这些争议，《废墟》的正版销量直线上升，市面上各种版本的盗版也层出不穷。同样因为外力因素而畅销的作品是《英儿》。这本小说是在诗人顾城杀妻自杀后，由顾城的情人英儿完成。从文学性角度考察，这部作品较为平庸，限于两人经验的纪实性叙事也使作品缺乏一定的想象空间，但作品中对１９９０年代以来被迫退守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日常现实和精神状态的矛盾性思考，引发了知识分子阅读群体的共鸣，而一般的普通读者购买此书，则是想进一步寻找一个诗人成为杀妻犯的深层原因。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王小波是一个颇值得关注的个案。至今没有人能够清晰地解答，为什么王小波一下子“火”了起来。他活着的时候，王小波的名字和他的作品已经被广泛传阅，他的死亡又使“王小波热”再次升温。有人说王小波“幽默”“诙谐”的小说具有消费型文学的元素，因此深得广大市民的喜爱；有人则说王小波的小说是纯而又纯的文学，深刻的思想、崇高的情感和先锋的文学性无法企及。总之，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王小波成为镌刻在时代风向标上的一枚文化符号，时至今日也辉光闪烁。

散文、随笔热的兴盛

上世纪９０年代，一方面立足于市民阶层的大众文化开始崛起，同时，来自于西方的后现代文化对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中国传统文化何去何从成为摆在中国１９９０年代知识分子面前的巨大课题。１９９０年代中后期，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开始逐步确立，“造原子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百无一用是书生”“新读书无用论”等论调重新抬头，也使当时已经退守社会边缘的知识分子感受到无比的失落。寻找逝去的中华文明，重新建立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成为一时之需。在此背景下，闲适散文、文化随笔、大文化散文开始崛起并迅速俘获了无数读者的心灵。林语堂、梁实秋、徐志摩、周作人、张中行、沈从文、张爱玲、罗兰、王小波、周国平等人或闲适或雅致的散文、随笔盛读一时，而文化散文方面的代表人物是余秋雨。１９９２年，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集《文化苦旅》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全书以山水风物寻求文化之灵魂，进而探索中国文化的历史命运和中国文人的人格结构，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为余秋雨带来了巨大的声誉，从而确立了其文学类畅销书作家的地位。此后，余秋雨的《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散文集出版，借助作者的人气，这些散文集都有着良好的市场反馈。在上世纪９０年代，小资文化盛行开来，小女人散文因为迎合了社会“小资”的情感需求而成为当时颇为流行的图书品种。

实用型和功利型原创畅销书一路飘红

“１９９０年代是一个从精神解放向物质解放过渡的时期，人们忙于给精神解放奠定物质基础，但反而把精神淹没了。人的生活落到地面，变得平庸、平常，没有高蹈宏大的目标，而物质性变得更坚实。”在上世纪９０年代，注重精神的理想主义诉求渐行渐远，追求实用、实效、功利成为主导性的精神时尚。这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的原创畅销书出版与阅读层面有着明显的反映。首先，在市场经济大潮压力之下，图书阅读逐渐向实用和功利的趋向倾斜，人们阅读文字，多数出于主动学习掌握技能以应对现实生存压力的目的。同时，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出版社追求经济效益的意图更加明确，颇有阅读市场的大量的工具书和教材教辅助类图书成为出版社重要的出版领域。其次，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由于实用之风盛行，一些指导企业经营实践和激励个人成功的引进版畅销书获得了良好的销售业绩，比如《第五项修炼》、《世界上最伟大的推销员学习的革命》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中国本土原创经管励志类畅销书开始崭露头角，１９９７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陈惠湘所著的《联想为什么》，这是中国原创经管类畅销书较早的一部，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响；１９９９年，刘光起的《Ａ管理模式》和吴士宏的《逆风飞扬》面世，均成为本年度的畅销书。较之舶来的经管励志类畅销书，中国大陆原创畅销书虽然略显概念化，但在当时引进版经管类畅销书还没有形成大势的出版状态下，借助“本土人气”，销量依然可观。第三，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一些健康生活类畅销书开始崭露头角并表现显著。经历了几年的经济奋斗，生活在物质利益追求重压下的国人仿佛幡然醒悟，“身体是革命的本钱”的格言开始流行，关注自身健康的风潮渐渐盛行开来。在原创畅销书出版与阅读方面，洪昭光健康快车系列图书是典型的代表。

媒体联姻催生原创畅销书出版与阅读

影视媒介和新兴的网络媒体对原创畅销书出版与阅读的作用与影响开始显现。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影视媒体对畅销书的出版与阅读的影响力已经非常巨大。到目前为止，几乎每部热播的电影或电视剧都具有同名配套图书出版。盘点一下，近年来较为著名的“影视剧”类型的畅销书有《大宅门》、《桔子红了》、《大染坊》、《雍正王朝》、《玉观音》、《中国式离婚》、《亮剑》、《乔家大院》、《手机》。一方面，同名影视剧的热播带动中国传统经典作品的重新畅销，比如《京华烟云》和《围城》电视剧的热播都掀起了同名经典名著的新一轮阅读浪潮。同时，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较早“触电”的一批作家借助影视传媒的强大传播平台而声名雀起，比如上世纪９０年代初，随着万人空巷的电视剧《渴望》，以及《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过把瘾》等的热播，作家王朔的名字在大众人群中传播扩散开来，这也为王朔作品的热销打下了基础。而随着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电影的热映，作家苏童、余华等人的名气也从狭窄的纯文学圈扩散到大众读者层面，这为他们作品的销售打下了良好的读者基础。１９９０年代后期，网络媒体引入中国并被迅速应用，中国网络原创文学诞生。１９９８年３月到５月，在台湾成功大学水利研究所攻读博士的蔡智恒在ＢＢＳ上完成了网络小说《第一次亲密接触》，这篇称为中国网络文学的开山之作的网络小说迅速红遍全国。依靠网络上累积的超强人气，该网络小说的同名纸质版刚一问世就迅速登上中国大陆各大畅销书榜榜首，成为红极一时的畅销书，并催发了中国原创网络文学的创作热潮。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社会文化形态多元的时代。社会文化形态的多元注定了出版与阅读需求的多元化，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为中国畅销书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制度保证。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是中国畅销书产业迅速崛起的时代，中国原创畅销书的多元发展和活力迸发即是明证。据统计，１９７６年全国图书品种只有２万多种，１９９６年左右新书达到９万多种。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中国大陆出现了第一份畅销书排行榜，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各种不同类型的畅销书排行榜已经遍地开花，这一份份品貌不一的畅销书榜单的出炉，标志着中国大陆畅销书记录模式从模糊化向精准化迈进。

链接：相关报道详见１４８５期第Ａ６、Ａ７、Ａ１０版《中国改革开放３０年引进版畅销书甄析》专题。

２０００→2008

２１世纪的中国畅销书产业发展迅速。这不仅由于引进版畅销书良好的市场移植效果，更得力于中国原创畅销书的大力发展。２１世纪以来，出版界一直在呼吁中国图书“走出去”。我在“走出去”的宏伟战略前，永远不能忽视本土市场的强大和中国原创作家的培育，因为这是让中国图书走出去的坚实基础。

“走出去”与畅销书类型化

原创畅销书类型在继承中突破

整体来说，２１世纪的畅销书出版与阅读承袭着上世纪９０年代的发展脉络，同时，随着畅销书产业的不断发展，又呈现出新的特点与趋势。在２１世纪初的畅销书榜单上，上世纪末开始上榜的中国原创畅销书品种依然可以寻觅到。在新世纪，有些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崭露头角的原创畅销书类别已经发育成熟，比如大文化散文、青春文学、网络文学。在诸多榜单的相互参照下，畅销书分类较为科学和稳定。在２１世纪近１０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增加了很多畅销书类别划分。比如少儿类畅销书、社科类畅销书、生活类畅销书、经管类畅销书、励志类畅销书、文教类畅销书等细分类别，每种类别之下均有数种图书在榜。依照畅销书主题类型划分，又可以分为励志成功类、情感休闲类、生活健康类、娱乐消费类、学术文化类等类别，这样使一些一直以来“类型模糊”的原创畅销书有了明确的“归属”，使原创畅销书类型划分更加科学。

原创畅销书多元并发，市场平稳

２１世纪以来，我国原创文学类畅销书在上世纪９０年代的市场基础上又有所发展。具体而言，进入２１世纪，余秋雨的大文化散文依然保持着上世纪９０年代的强势市场业绩。由痞子蔡的《第一次亲密接触》开创的网络文学开始蓬勃发展，一批网络写手如安妮宝贝、宁财神、慕容雪村等成为名副其实的畅销书作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原创青春文学类畅销书开始萌发，１９９９年郁秀的《花季雨季》出版并获得了广泛的关注。进入２１世纪，随着韩寒、郭敬明等８０后作家的纷纷加盟，原创青春文学类畅销书几乎占据了原创文学类畅销书的半壁江山，成为文学类畅销书中备受关注的销售品种。而像《我们仨》《围城》这样纯文学气息较浓的作品也成为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的常客。下表（表１）是笔者根据《中国图书商报》１９９９年～２００５年每月发布的文学类（２００５年以后是虚构类）畅销书排行榜资料，统计得出的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度近７年文学类畅销书作家前１５名。

通过这份榜单，我们可以得出两项结论：一是国内畅销书作家数量明显占据优势，中国（包含台湾）有１０名作家跻身前１５行列，占总数２／３，而且榜单前５名有４名是中国作家；国外畅销书作家只有５名，其中美国２名（丹·布朗、米奇·阿尔博姆），韩国２名（可爱淘、金河仁），日本１名（村上春树）。这份榜单充分证明了在畅销书市场上中国本土原创文学的生命力和影响力，也打破了一些出版社和读者潜意识中引进版文学类畅销书已经占绝对主导的“错误认识”。二是在原创文学类畅销书方面，青春文学具有超强的实力。在这份统计榜单中，前４名的位置有３个位置被中国青春文学畅销书作家占据，青春文学作家郭敬明位列榜首。而在我们统计的另一份“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度中国大陆文学类畅销书排行榜前十五名”的榜单中，中国原创青春文学类畅销书居然有五本在榜，位于榜首位置的是那本赫赫有名的青春文学作品《第一次亲密接触》。中国原创青春文学不仅支撑了中国原创文学类畅销书的大半壁江山，也是中国原创畅销书市场的主要支柱类型。

原创经管类畅销书后来居上

２１世纪以来，中国经管类畅销书市场引进版与原创版之间的较量始终没有停止。１９９０年代末期，中国原创畅销书市场开始启动且出现成效，经过几年增长，在２００５年度的畅销书榜单上，中国原创经管类畅销书终于超过引进版，《细节决定成败》《水煮三国》、《联想风云》、《向解放军学习：最有效率组织的管理之道》、《蒙牛内幕》、《你在为谁工作》、《方法总比问题多：打造不找借口找方法的一流员工》都是该年度销量奇佳的原创经管类畅销书。自此，随着中国国内新经济政策出台和国家经济形势的变迁，中国原创经管类畅销书与时俱进，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发展势头，下表（表２）是根据《中国图书商报》2007年度每月发布的经管类畅销书统计数据，以累计赋值的方式统计得出的2007年度中国大陆经管类畅销书前２０名。

通过上面榜单，可以清晰地看出，在这二十本畅销书中，引进版经管类畅销书只有两本：《彼得·林奇的成功投资》、《长尾理论》，排名前五名的畅销书没有引进版。显然2007年中国大陆经管类图书市场上，原创图书占据了绝对的主体位置。这充分说明我国原创经管类图书在创作和出版环节的不断成熟。

学术文化类畅销书盛行一时

２１世纪以来，与美国等畅销书市场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在畅销书类型上多了一个类型——学术文化类畅销书。这类畅销书的典型代表有阎崇年的“清帝”系列，刘心武的“揭密红楼梦”系列，易中天的“品三国”系列，于丹的“《论语》心得”系列等。这类畅销书的基本特征是，在内容上，这些畅销书主题内容颇具有学术的气质，甚至有些主题是学术界争论不止尚无定论的学术论题。比如阎崇年的《清十二帝遗案》等系列作品针对的是清史学界一直争论不休的学术问题，《刘心武揭秘〈红楼梦〉》图书针对的是古典文学界一直钻研不止的经典名著《红楼梦》，于丹的《〈论语〉心得》、《〈庄子〉心得》解读的是中国经典哲学著作，易中天的《汉代风云人物》和《品三国》系列更是借助史学和文学两方面材料，对中国汉代、三国时期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进行独特的阐析，王立群的《读史记》系列图书的内容直指堪称中国历史学界和文学界重大研究课题的《史记》著作。从作者角度而言，这些图书的作者也是一些活跃在中国学术研究界的学者。而从图书的市场效果和阅读人群看，这些图书又与纯粹学术类图书具有着天壤之别的命运，它们动辄销售几十万册甚至上百万册，与开印只有几千册还可能滞销的普通学术类书籍相比，它们是图书市场的宠儿，是为出版社屡屡创造市场佳绩的“大众消费类畅销书”。

为什么上述这些书能够畅销？首先，这些书之所以和传统学术书籍有着不同的市场命运，显然是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学术类图书”，“学术气质”只是罩在这些图书表面的一道美丽炫人的光环。图书内里的时尚性文化才是它们的根本生命。当然这种时尚性文化解读也引发了众多的争议。其次，大众传媒时代的多元媒介互动方式成就了学术文化类图书的作者以及他们的图书。这些图书皆是央视十套“百家讲坛”栏目的影视互动版，电视这一立体媒介的普及性和强大的广告效应为图书的热销打下了良好的市场基础。第三，从图书的立意形式看，迎合大众趣味是学术文化类畅销书首当其冲的要求。先要有趣、有益，其次才是学术探讨、准确表述等，趣味性成为这些图书的根本立意要求。而从学术文化类畅销书作者的学术履历看，跨学科的学术背景也为这种趣味解读或者个性解读助了一臂之力。当然，“非专业”背景有时也成为有些学者备受责难的主要原因。第四，从２１世纪以来国民阅读趋势看，中国经典著作依然是大部分国民心目中的阅读理想，但随着消费文化的崛起，娱乐型阅读占据了国民阅读主流，精英阅读被迫退守边缘，隶属于精英阅读部分的经典著作只能通过“嫁接形式”来实现与市场和大众的对接。为迎合读者阅读上的“懒惰心理”，学术著作的通俗化解读、大众化解读随之蔚然成风。这种解读方式一方面满足了大众“拜读”传统经典的阅读理想，另一方面也使大众享受了“轻经典”的阅读乐趣。

原创健康生活类畅销书

现代社会是高度工业化的社会，高度工业化一方面带给人们快速高效的生活理念、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生活状态和污染严重的生存环境，另一方面也加剧了社会竞争，使许多人在无意识中身心皆陷入了所谓“亚健康”状态。于是，经过奋斗拼搏已经处于马斯洛需求高级阶段的人们，现在不得不回归生命的本源，重新关照自己的身体，呵护自己的健康。在我国， ２００３年的那场非典警示了生命的脆弱，人们随后看到的出版现象是，一批以非典为主题的医药健康类图书纷繁登场；手捧健康手册之类的图书成为中华大地备受瞩目的阅读表象。2007年，发生在笔者身边的事实是，当中国一代笑星猝然去世的消息传来，一位出访美国的编辑瞬间做出了几年来都在犹豫的决定：将那套价格昂贵的美国版家庭急救系列丛书背回中国。在许多年代，健康从来就不是时代的边缘性主题，它如一股潜流始终涌动在历史潮流里，尽管有时会被时代的大主题（比如战争等）遮蔽。综观图书出版历史，在中国畅销书排行榜上，经常会看到带“健康”一词的图书在榜，而且一呆就是几个月甚至一、两年，比如像《登上健康快车》《让健康伴随你》《４０岁登上健康快车》《洪昭光健康忠告》等图书。《登上健康快车》是近年来健康类畅销书的翘楚之作，本书曾创下了３个月销售１００万册的佳绩。《登上健康快车》使“健康”的观念重新被人们关注，并引发了席卷全国出版界的“健康风暴”，从而享有了“健康宝典”的美誉。

２１世纪以来，随着对健康类主题的进一步挖掘，这方面图书主题内容开始由治病救人的健康理念发展到无病养生、饮食保健、美容时尚等层次发展。比如近两年较为吸引读者眼球的健康类畅销书《无毒一身轻２》，本书主要关注的层面不再是如何自救和获得基本的健康，而是从如何养生长寿的角度延伸了主题。

在生活类畅销书榜单上，经常会看到健康类和饮食类畅销书各占半壁江山的情形。比如笔者统计的2006年度生活类畅销书前１０名榜单中，饮食类主题图书就有四本，几乎占据了二分之一的比例。《家常菜１０００样》、《煲汤１０００样》、《家常菜典》均是汤菜谱类的工具书。在我们统计的2007年度生活类畅销书榜单中，有三本饮食类畅销书在榜，它们是《家常菜精选１２８８例》、《新编家庭菜谱》、《食全食美》，而且居于榜首的就是一本饮食类畅销书《家常菜精选１２８８例》，这本书由已经在图书市场具有品牌效应的中国轻工业出版社出版。

经常出现在近几年生活类畅销书榜单上的还有美容类畅销书。这类主题的畅销书契合了“寻找美丽”的时代话题，在内容上主要以时尚美女或大牌美女明星作为讲述人或受访对象，附以详尽的如何美的法则与方案，在期盼美丽的读者面前，呈现一道道仿佛一夜之间就会让你无比美丽的美容宝典。在受众层面，由于这类图书的读者基本为女性，所以，较之健康和饮食类畅销书，美容类主题畅销书，无论是在图书品种，还是在社会影响广度上都稍显逊色，但是由于该类图书的基本消费人群是一些有钱有闲且追求美丽到极至的女性们，因此，此类主题图书一旦引起关注，就会借助“口耳相传”的力量迅速扩大影响，取得较好的市场效果。比如2006年度，在中国图书市场上有一本美容类畅销书《美容大王》，这本来自中国台湾的版权书，在中国台湾曾经一周内五次再版，狂销１０万册。２００５年１月，本书在中国大陆发行，短短两个多月时间屡次重印。作为首本明星生活实用书籍，该书的作者是扮演《流行花园》中的杉菜而闻名内地的大Ｓ徐熙媛，徐熙媛是演艺圈闻名遐迩的美容大王。明星效应使这本书获得了很好的市场反馈，成为该类畅销书中的佼佼者。

表１ １９９９～２００５年度近七年文学类畅销书作家排行榜前十五名

表２ 2007年度中国大陆经管类畅销书前二十名

现在社会各界都意识到阅读率下降带来的后果，因此各个学校都开始重视培养孩子的阅读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