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忘了，请给我诗句

■钟健华

钟健华，１９５１年生，经济学研究生，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研究生导师，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历任江西省文化厅长，江西省民政厅厅长，中共抚州市委书记、抚州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党委书记、江西省出版集团公司董事长、江西省出版总社社长。发表过诗歌、散文、报告文学、政论文章等一百多万字。１９８７年出版《理想与品德》，１９９２年出版《未来１０年中国共产党建设展望》，１９９４年出版《市场经济知识大全》，１９９７年出版《钟健华书法作品集》，２００１年出版《钟健华书法集》。曾获得过全国党建著作二等奖、江西省青年社会科学著作一等奖。２０００年在日本名古屋市举办个人书法作品展。

如果说，３０年，在历史的进程里只是沧海一粟，那么对一代人来说，３０年，有太多的痕迹值得我们感动、铭记、沉潜和反思。

2008年，我们历经了太多的悲和喜，泪水总在我们的心里流淌，而刚强也益发成为我们抗击风霜刀剑的利器。为什么我们能够愈挫愈勇？站在历史的节点，我想起了上上世纪的一个黎明，德国诗人荷尔德林高声吟唱：“充满劳绩，然而人诗意地栖居在大地上。”哲学诗人荷尔德林在一个多世纪前究竟吟诵了什么？为什么如此令人神往？咀嚼着荷尔德林诗句的真谛，我恍然顿悟，也许我没有荷尔德林般的审美思考和悲悯情怀，但诗意地栖居，确实可以让生活把诗意的阳光播撒在心灵深处，像一条潺潺的小河，流淌在心灵的沟壑。

岁月的尘埃让过去的３０年变得渐行渐远，但诗意始终荡漾在我的心间。回望三十年，得失寸心知。好在梦中弥漫着书香，亦真亦切。我因着这书香，倒也能清晰地搜寻出自己过去的点点滴滴。

现在的人们乐于读庄子、说庄子，但有多少人能够真正领悟庄子的好友惠施曾经说过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样一句箴言的真谛呢！庄周真是一位旷世哲人，同时也是一位绝世文豪。你只要读过他的书，他自会说动你的心。他的名字，两千年来一直镌刻在人们心中。我从大学时期开始就非常喜欢老庄，很多人把老庄看得很消沉，觉得是一门“出世”的哲学，但我从老庄哲学中悟到更多的是砥砺人生的力量和做人做事的道理。而刘再复写的《共悟人生·父女两地书》里面，也有很多做人、做事、为官的道理，对我启发也很大，我也看了很多遍。“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穷。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辩若讷。静胜躁，寒胜热。清静为天下正。”所以，在人生的历程中，我在恪守职责奋力前行的过程中，也把很多事情看得很超然，不太会背上心理包袱。

我记得美国人梭罗曾经在他的著作里说过：“如果更审慎地选择自己追逐的职业，所有的人也许都愿意主要做学生兼观察家，因为两者的性质和命运对所有的人都一样地饶有兴味。”现在看来，这句话给我的感触很深。命运仿佛是一个轮回，三十年间，我由一个读书人，渐入仕途，又由仕途回到了我十分喜爱的出版人的角色，仍然可以焚香煮茶，与书为伴。即便是在期间数十年的从政生涯，也是一条弥漫着书香的读书之路。

记得大学毕业仅两年，机遇就垂青于我。我成了地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有这样的体会。原本想成为诗人的我一脚踏入了仕途。实话说我当时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两年后地委叫我去下面担任县委书记或县长，我考虑再三竟然心生推辞之意。其时，我大概还属于愿意在“故纸堆”里孜孜以求的书生，执笔为文，或许斐然可诵，但执政为民，却真是尚且惶然恐失，当时我的大脑中还是装满了琴棋书画和“之乎者也”。

３０年前，是知识解冻的时期，是久旱逢甘霖的时期。“你无法想像那个时候人们对知识、对图书的渴求到了多么狂热的程度：新华书店门口总是排着长长的队，一本书在很多人中间传阅很快变得破旧不堪。”有学者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想起来仍然历历在目。

和当时的人们一样，我的阅读激情被无可阻挡地，甚至是不可救药地点燃了。先秦文学，诸子百家，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现代文学，以及上两个世纪的西方名著摆满了我窄窄的床头。前些时间有记者来采访，曾问及对我人生影响最为深远的书籍有哪些。从哲学、价值观、人生观这个层面而言，还是孔子、老子、庄子的著作和英国哲学家罗素的快乐哲学，上述先哲的经典，我读了大约不下十遍。现在想来，当时的阅读大体上有两种倾向，一个是价值观的一场拨乱反正。那个时期，特别热闹的是关于人的讨论，“人性”、“大写的人”、“个人的主体性”、“个人的自我设计”等成了人们挂在嘴边的流行词汇，随时随地都可能引发一片争论。萨特、加缪的小说由此成为人们追捧的对象。二是思想解放的力量形成了一种在精神和物质层面集体向上的合力，这种合力裹挟着一种甚至可以说狂热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并最终涌现出一种改造社会的冲动和求新求变的力量。

就阅读而言，上世纪８０年代是一个充满激情、令人振奋的年代。那时，大家的阅读热点比较一致，知识结构也比较相似，所以能够在一起讨论和争辩，非常热闹。我很赞成一个观点：当时的阅读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蓄势”——犹如一个巨大的蓄水池，一旦掘开了渠道，就会形成轩然大波。

就是在这样的阅读环境下，我在老庄的淡然中徜徉、在经典阅读和大众阅读的潮流中颠簸，在年轻的冲动中起伏。这让我的性格，交织着血气、勇气还有书卷气。现在想来，这血气、勇气和书卷气在我身上至今仍然没有被时光磨灭。记得在从政的过程中我曾写过两次辞职报告，都是要求去大学教书。在旁人看来，我是幸运儿，而立之年就是处级干部，不惑之年成为地厅级干部，领导信任，组织重用，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但我是个理想主义者，辞职的原因主要是不愿意纠缠世俗而复杂的人际关系。现在一想到自己当年的血气方刚，仍然会哂然一笑。让我欣慰的是，在这个阶段，我一共出版了５本专著，在全国发表了６０多篇论文。

读书养我之气。通过阅读和思考，我从踏入社会起就认定无论是为人还是为官都要大气，要讲正气，要有骨气，正所谓“吾善养吾浩然之气”。

我所工作过的地方，大大小小算起来十五六个，但值得回味的是，无论在哪个岗位，我都与文化结下不解之缘。我做过宣传部副部长、文化厅长、民政厅长，也做过抚州市委书记。抚州地方文化浓郁，其临川文化照耀古今。临川文化一个突出的特征是自宋以来，名人辈出，呈云蒸霞蔚、俊采星驰之势，名儒巨公，彬彬辈出，不可胜数。临川之所以能成为闻名的才子之乡，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临川人有着孜孜不倦的求学精神。临川人“乐诗书而好文辞”，“地无城乡，家无贫富，其弟子无比学，诗书之声，尽室皆然”，“为父兄者，以其子与弟下文为咎；为母者，以其子与夫不学为辱。”临川文化的标志性人物汤显祖中进士后，仍秉烛夜读，毫不懈怠。风云三尺剑，花鸟一床书，我想文化和书香是我生命中的另一种养料，在抚州工作期间，茶余饭后，我常常徜徉在临川先哲的思想空间。我想，在一个有文化底蕴的地方工作，幸甚快哉！

我交游于文人雅士之间，浸染于临川文化之中时，我时常感到，国民阅读大环境并不乐观。上世纪，“知识无用论”一度浮现，发财梦盘桓在每个人的心头，这种转变似乎发生在一夜之间，一种在精神文化方面的向上冲动逐渐消退，文化价值开始失落。对社会阅读的主体中青年人来说，激情消失之后，精神空间似乎很快就被苦闷、无聊、失落和真正的迷茫所占据，随着拜金主义和消费主义的逐渐蔓延，一场相对持久的“人文精神大讨论”在知识分子中展开，而对于大众来说，文化已渐行渐远。电视的普及无疑将更多人的视线从书本上拉走。

如果说上世纪８０年代是激情式阅读，那么１９９０年代就是学习型阅读，其最大特征是阅读目的向功利性的重大转变，社会阅读方向也由“文化价值”彻底转型到“知识经济”，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读书要读有用的书，花钱读书，就是要学到赖以生存的知识和技能，获得谋生的各种文凭证书。诗歌、哲学等人文阅读内容由此退却到边缘状态，代表新大众文化的电影、电视和俗文化消费，渐渐占据了主流的阅读空间。

所幸的是，我远离了这种社会阅读风潮的裹挟，在繁忙的工作之余，我沉浸在阅读的世外桃源，滋养以心，营养以气。我从传统文化中慢慢领悟到，书卷气可贵，但不宜太多；对未来要有一种合理的期望值，要有一颗平常心；做人做事为官要有大智慧，不要耍小聪明；要学会外圆内方、柔中有刚、绵里藏针、引而不发，要领会沉浮升迁皆人生。传统文化和经典著作成了我不离不弃的良师益友，且如，山间之清风，江上之明月，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此造化之无尽藏也。期间，我有幸接受了华中科技大学兼职教授之职，在三尺讲坛，在方寸之间，我能体会到价值观的认同和心灵间的共鸣。

2006年，我到江西出版集团工作。说实话，到出版界工作后，我这才发现，原来读书为文于我是这样的喜爱，原来传统意义上的出版也可以做成一个很大的产业。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部门，原来也蕴藏着那么多的文人雅士，这是我非常喜欢的。这份我喜爱的工作，令我投入了全部的心智和精力。到出版集团之后，我更加深刻认识到，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精神世界的引领到什么时候都是不可或缺的。进入２１世纪后，国人的阅读站在了新的关口，这是个多元阅读的时代，时尚思潮的追求轰轰烈烈，怀旧情绪的泛起绵绵不绝；传统阅读寻机突围，新兴阅读方兴未艾。出版是历史的镜鉴，是未来的觉知；出版是力量的积聚，是智慧的结晶；出版是照耀前程的灯塔，是创新世界的源泉。在新形势下，出版更要担负起自己的使命，要坚持“导读世界，领航人生”的愿景，多出书，出好书。我对我的同仁，也对我自己提出了一个要求，要构建一个读书人的精神家园，提高出版人的幸福指数。令我欣慰的是，我所在的江西出版集团在我和我的同仁的努力下，正一日日地呈现出了她崭新的面貌。

英国作家塞缪尔·斯迈尔斯说：“书籍具有不朽的本质，在人类所有的奋斗中，惟有书籍能经受岁月的磨蚀。庙宇与雕像在风雨中颓毁坍塌了，而经典之籍则与世长存。”

书籍渗透人心，诗随血液循环。记得早年我曾经写过一首诗，名为《别忘了，请给我诗句》，我一直把这首诗歌作为我心灵的告白：

一天，我走进一栋豪华的大厦／我要索取诗句，

可不知找谁／我朝着沙发和闪光的办公桌／转告一位乡亲

的呼吁／同志，假如你是人民的公仆／面对贫穷的沟壑切

莫赞誉／贡献你的汗水和心灵的珍珠吧／让幼小的心灵不

必为学费担忧／让每个婴儿都能在母亲的怀里恬睡／让富

裕去扳直压弯了的身躯／让每一寸土地都撒满金色的诗句！

感谢生活！生活和阅读给了我诗句！

感谢生活！生活和阅读使我诗意地栖居！

在路上，终难忘，依旧是书香

■俞晓群

俞晓群，中国当代作家，出版家。１９５６年生，哲学硕士学位。１９８２年从事出版工作至今，曾任辽宁教育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现任辽宁出版集团副总经理，《万象》杂志主编。

秋天的雨滴，像云雾中射出的水晶之箭，沿着斜斜的冷风，嗖嗖地落向山峦、旷野、江河……我站在窗前，望着低沉的雾霭，回想过去３０年往事。蓦然，一丝感伤的情绪袭来，像浓云一样布向我的额头；眼中的泪水也如清澈的雨滴，几乎要飘落下来。怎么了？我恨恨地责骂自己：为什么要感伤呢？说起来，我这点“类小资”的情绪，本源于《中国图书商报》的约稿，他们让我谈一谈在过去的３０年里，有哪一本终生难忘的书？听到这样的问题，我立即又想到那本书，还有那位久已逝去的作者，一下子就陷入感伤的情绪之中。

这本书的名字叫《世界数学史简编》（辽宁人民版，１９８０），作者是梁宗巨先生。我最初知道此书是在１９８２年，当时我们几个理工科大学毕业的青年人，被分配到辽宁人民出版社文教编辑室工作。上班第一天，一位老编辑给我们来个“下马威”，他指着桌上的一部书稿说：“读一读稿子，限你们３天内，每人写一篇审稿意见。”交稿那天，老编辑把我们的“审稿意见”贴在墙上，让更多的老编辑们围观。我平生第一次品尝到“文化羞辱”滋味，错字、标点、格式、文体，处处都是毛病。“这样的文字基础，怎么当得了编辑呢？”一位老编辑小声议论着。我忍不住接话：“我们是学理工的嘛，怎么能比得了你们文史哲出身的人呢？”闻此言，那位老编辑递给我一本《世界数学史简编》，他说：“读一读这本书，它的作者梁宗巨是复旦大学化学系出身，但他的文字水平远在我们这些人之上。”

当时，我晕头晕脑地捧着《世界数学史简编》，半为掩饰地翻读起来，没想到一下子就读进去了。它本来是一部学术专著，梁先生的笔法却像讲故事一样，条理清晰，文字干净，注说完整，容易理解，妙趣横生。从那一刻起，我就爱上了数学史研究，并且后来在这一领域内徜徉了很久，读了很多科学史的书，编了很多科学史的书，还著译过几本相关的书，比如《自然数中的明珠》、《数学经验》等。我常想，当年如果不是我更喜欢出版工作，一定会皈依梁先生的门下。

在“审稿门”事件之后不久，我向那位老编辑表示对梁著的敬佩。他把我领到书稿档案室，找出梁先生的原稿让我看。阅后，我更加折服得五体投地。整整４０万字的书稿，用钢笔一笔一划写成，没有一个错字，没有一处涂改。怎么会这样完美呢？老编辑说：“梁先生写作，选用比较厚的稿纸，写错字时，他就会用刀片将错字刮掉、重写，决不肯涂抹。另外，你仔细看梁先生的字，它们的笔画都是绝对准确的，‘点’就是点，‘捺’就是捺，决不会混淆。”接着，他还谈到索引，梁先生坚持一定要列出中文、外文两套检索，等等。实言之，对于一个青年人、一个小编辑来说，这样的书稿范例无疑会产生终生难忘的记忆。１９９２年，我写《数术探秘》时，通篇书稿真的就没有一处涂抹。

后来，梁宗巨先生成为我最重要的作者。他是辽宁师范大学数学系教授，我多次登门拜访，坐在他窄小的书房里，了解他学术研究的思路和动态，甚至更愿意了解他充满个性的生活态度。我问他为什么选择“世界数学史”研究？他说，这是一个学术空白，也容易出成果。你看西方的科学史名著，像丹皮尔的《科学史》、沃尔夫的《十六、十七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等，都很少提到中国古代科学的贡献；《古今数学思想》的作者克莱因甚至在序言中明确写道：“为着不使资料漫无边际，我忽略了几种文化，例如中国的、日本的和玛雅的文化，因为他们的工作对于数学思想的主流没有重大影响。”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发现了这个问题，他毅然投身于中国科学史的研究，结果他的成就轰动整个世界。我们是中国人，更应该有所建树。

我问他那本《世界数学史简编》为什么写得如此流畅、如此完美，甚至超越了学术专著固有范式的窠臼？他说，这里面包含着一个人生命的意义，还浸润着生活的泪水和血水。其实梁先生早在１９６０年代之前，就已经完成了一部４０万字的《世界数学史》书稿。但是，“文革”的风暴打破了他生活的宁静，也摧毁了他的学术研究。他的妻子被说成是国民党特务，他的女儿受到造反派的惊吓而精神失常，他的哥哥梁宗岱被关进牛棚，他的书稿也被付之一炬……等到这一切都烟消云散的时候，他再拿起笔，心中的学问已经化成一种宗教式的崇高与冲动。生活与生命的意义都被结成文化精神的力量，支撑着梁先生那支神来的妙笔。我问他下一篇文章是什么？他说是《零的历史》。此文一发表，就轰动了数学史界。我问他下一部学术专著是什么？他说是《数学历史典故》。此书一出版，台湾九章出版社立即购买了它的繁体字版权。我问他再下一部学术著作是什么？他说是《世界数学通史》。我们马上签下此书的出版合同，渴盼着这部巨著的完成。１９９５年秋，他终于完成了《世界数学通史》上卷。但是，不久他就病倒了，再也没有了提笔的力气。当生命的气息耗尽最后一点脉动时，精神的支撑也在瞬间消散。１９９５年１１月２０日，梁先生溘然仙逝。

记得１９９６年元旦的那天晚上，我打开自己的《编辑日志》，试图从“我的作者”栏目中划去梁先生的名字，禁不住热泪喷涌而出。后来，我这样感伤的情绪一直延续下去，直到《世界数学通史》上卷出版，直到梁先生的学生孙宏安、王青建接续完成下卷的写作，直到中国出版集团将这部大作收入“中国文库”，直到今天，我又一次伴着秋日的凉风斜雨，回望那一点书与人的往事……

三十年来买书记

■谢其章

谢其章，藏书家。近年来勤于撰述，出版多部关于旧书刊的专著，计有：《漫话老杂志》、《旧书收藏》、《老期刊收藏》、《创刊号风景》、《创刊号剪影》、《封面秀》、《梦影集——我的电影记忆》、《搜书记》，被誉为谢氏“书影系列”。

１９７８年，我上班的地方，离繁华的西单很近，西单有新华书店，还有旧书店。我养成了跑书店的习惯，下班之后总要逛上一圈。那时的书店还不是开架售书，你要哪本，售货员就给你拿哪本，所以当时有很多漫画是讽刺不开架售书之弊的，呼吁了很久，书店终于实行开架售书了。３０年前，就是关于开不开架这点小改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有的书店开了又闭，理由是读者白看书不买书，而且书时有丢失。我老逛书店，久而久之和书店抓“雅贼”的便衣也熟了，他告诉我哪个人可疑，西单是大书店，每天都要抓四五个“孔乙己”，这些人里有身份特高的，如大学老师等。现在回忆起当初书店的种种怪现象，颇觉可笑，在当年确是实情。改革开放３０年，它所带来的变化，不是突变而是渐变，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买书方式，很多是当年无法想象的，开架售书算什么，现在甚至连书店都不必去直接上网买书好了。

买书３０年，我与别的读者稍有不同，我虽离新华书店近且有熟人，但对大家那几年疯狂抢购世界名著，我好像从未参与过。我一开始关注的就是期刊，像《文化与生活》、《世界之窗》这两本印象尤为深刻。《文化与生活》１９７９年１月创刊，开始是季刊，只在新华书店有卖的，错过了就买不到了。《世界之窗》也是这一年创刊，双月刊。“十年”浩劫，既谈不上什么“文化”也谈不上什么“生活”。现在回过头来评价这两本期刊，我认为它俩是破冰之船，《文化与生活》打开了向内的窗口——原来生活可以如此有趣文化可以如此丰富；《世界之窗》打开了向外的窗口——原来世界美好的一面也是人类共同创造的。现在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准几百倍地高于３０年前，什么门类的期刊杂志都有，可是具有启蒙意义的刊物，我还是推荐这两本，这两本杂志的前１００期我都完整收藏着，１９９０年代以后我不买它俩了也不知它俩怎样了，它俩已完成了历史使命。

还有一本杂志几乎见证了改革开放的３０年，它几乎与改革同步，这本杂志就是至今还健在的《读书》。１９７９年４月，《读书》打着“读书无禁区”口号问世了，它带给思想界与读书界的震撼，怎么评价也不过分。《读书》不是一本闲情雅致的读物，它表达了读书界在改革进程中的思考与困惑，它大量引进国外的新思潮，它为大量被耽搁了１０年之久的老一辈作家提供了写作的最后的空间，如张中行、冯亦代等。我存有全份《读书》，甚至搜罗到了《读书》的香港繁体字版。今天《读书》的影响力远不如当年了。似乎也完成了历史使命。

除了以上三本杂志，陆续还有许多的各式各样的杂志在最初的十年（１９７８～１９８８）问世，最多的时候，我每个月固定买二十几种杂志，２０年后减到了二三种。那１０年真是接受的年代，不像现在拒绝远多过接受。求知的欲望在那１０年似乎透支殆尽，很难为情的是我留下来的期刊没有一种是文学的，如很有名的《十月》、《收获》我一本也没有。我的床底下有十多个纸箱子，那里面放着《集邮》、《环球》、《世界博览》、《环球银幕画刊》、《大众电影》、《读者文摘》（现在的《读者》）、《人物》、《新观察》、《编译参考》、《美术》、《现代世界警察》、《科学画报》、《文汇》、《新体育》、《文物天地》、《紫禁城》等，每种都是从头开始攒的，都是到了百期左右停买的。作为３０年买书的心路历程，它们将相伴我的后半生。

改革开放，对于古旧书业的复苏，是扭转乾坤的动力，也使得我的买书一下子由买新转变到买旧了。旧书店恢复了业务，１９８０年代中期开始举办古旧书书市，１９９０年代中期古旧书拍卖兴起，我们开始尝试新的买书方式。我记得第一回进入光线阴暗的旧书店，看到的是一块牌子“外宾止步”，我很奇怪，这么贵的古旧书只有外宾才买得起啊，我当时的工资是几十块钱，我倒是应在止步之列。１２年前我在拍卖会上举牌拍下第一本旧书，仍记得心砰砰跳。大前年，拙著《搜书记》出版，书里记录了我１９８６年到２００４年的买书日记，其实它也是北京书店书市书肆的真实反映，从羞涩的星期职工跳蚤市场到享誉国际的潘家园旧书市场，我都是亲历者。许多陈规戒律一点一点被打破，改革的成果有大层面的也有小层面的观的，旧书业该属小层面；如果说旧书业是改革的受益者，那么这受益的人群中就有我一个，我至今出版的１０本书，全是谈旧书旧事旧人的，３０年前这可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