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发力：重视程度前所未有

４·２３，“世界读书日”。在这个全世界读者狂欢的节日里，从来就不应该缺少中国人的身影和声音。

今年的“世界读书日”，对中国读者而言，其意义更是非同寻常——１１部委联合发出倡议，政府推动的力度前所未有。这支“催化剂”对出版业而言，不啻是一个福音。

本期开始，本报将分三次刊发“世界读书日”系列报道，对政府和出版发行业在推动全国性阅读活动中的作为进行全景式的扫描。

１１个部委联合发出倡议，要求在“世界读书日”前后，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鼓励读者积极参与“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征文活动。新闻出版总署发出通知，要求“世界读书日”当天，全国新华书店、书城以至少八五折的幅度优惠售书。

近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新闻出版总署、文化部、教育部、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科协、中国作家协会等１１个部委联合发出倡议，要求在2006年４月２３日“世界读书日”前后，开展“爱读书，读好书”的全民阅读活动，鼓励读者用一年的时间积极参与“我最喜爱的一本书”征文活动。

与此同时，为保证全民阅读活动顺利开展，新闻出版总署发出通知，要求“世界读书日”当天，全国新华书店、书城以至少八五折的幅度优惠售书，并在全国新华书店系统延长售书时间。各出版单位还要积极创造条件向困难群众赠书。

１１个部委共同发起全民阅读活动，几乎囊括了主管意识形态的党和政府所有的部门，政府的重视程度可见一斑，它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和重大意义将会越来越被历史所证明。

全民阅读，是在近几年我国文化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的大背景下开展的。当今世界，文化与经济、文化与政治相互交融。一个民族的文化竞争力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出。通过持久开展全民阅读活动，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提升我国综合国力的战略重任。

但是，有调查显示，我国全民阅读的规模和效果还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与历史的需求。

１９９５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把每年的４月２３日定为“世界读书日”，提出“让世界上每一个角落的每一个人都能读到书”。

我国港台地区１９９８年开始接纳“世界读书日”并造势纪念，内地则由上海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引进。此后虽然各地每年都有相应活动，但全国性气候远未形成。据搜狐读书网站２００４年调查显示：知道“世界读书日”的人仅占６％；２７％的人虽听说过，但不知详情；６７％的人从未听说过这个日子。

读书的人在减少，读书的热情在转移。读书如果不能成为一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提升民族文化竞争能力、继承发扬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目标将受到挑战。为此，有识之士强烈呼吁正视危机，振兴阅读。今年的“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关于建设书香社会、提倡全民阅读、确立中国自己的读书节提案，成为继农村、卫生和教育问题之后最令人瞩目的话题。“世界读书日”到来之际，１１部委联合发出全民阅读倡议，正是顺应时势民心之举。

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近日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优秀灿烂的文化，“敬惜字纸”，酷爱读书，崇尚文明，追求进步，是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化传统。在科技迅猛发展、社会繁荣昌盛、经济日趋发达的今天，大力推动全民阅读活动，建设书香社会，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修养，我们的国家才能更加强大，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加和谐，我们的生活才能更加美好。

新闻出版总署高官吐露的是１３亿中国人民的心声。

引导阅读：出版成长空间广阔

全民阅读和图书出版发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公民的阅读需求，图书出版的市场只会越来越萎缩；相反，图书市场的徘徊不前，正说明我们出版人需要下大力气出好书，大力倡导全民阅读风气的迅速成长。

许多人也许还对上世纪７０年代末排队购书、一书难求的场面记忆犹新。正是在文化浩劫之后燃起的全民阅读热情，促使中国出版业从１９７８年的１０５家出版社，发展到今天的５７３家，增长５．５倍；从年出书１．５万种，增加到今天的２０万种，增长１３倍；从总印数３７．７４亿册，增加到今天的６８亿册，增长０．８倍。然而与１３亿人口的文化需求相比，这远非中国出版业的极限。有关统计资料，２００４年我国销售图书６７．06亿册，销售码洋４８６．０２亿元，人均购书５．１６册，３７．４１元。而１９９９年美国图书销售２４０．２亿美元，人均购书１００美元，折合人民币８６０元，是我国２００４年人均购书额的２３倍。目前，美国图书市场上可供书目在２００万种以上，而中国最大的全国可供书目数据库供书只有６０万种。德国、法国、英国的情况与美国大体一致。当然，上述中外比较是在完全不同的消费水平上做出的，没有绝对的统计学意义；但作为分析问题时参考，说明我国人均购书需求远未饱和。

另外一组数字对比也十分能说明问题：来自商务部的统计，２００５年，我国居民外出就餐人均消费支出６８０元，是１９７８年的１１８倍。１１８∶０．８，物质与精神的需求差异竟然如此之大。

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自１９９８年我国图书销售达历史最高峰７７．０４亿册以后，连年下挫，到２００５年下滑至６７亿册。而这期间，我国ＧＤＰ持续增长，涨幅达到９．５％。２００４年国内生产总值１３６５１５亿元，比上年增长１６．９９％，而出版业的产值增长比这个数字慢１１．４％，显然，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并未理所当然地拉动“阅读”这根杠杆。２００４年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一份“国民阅读与购买倾向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国民阅读（图书）率几年来一直呈下降态势。２００３年我国识字者阅读率为５１．７％，比２００１年下降了２．５个百分点，比１９９９年下降了８．７个百分点，我国国民中有日常读书习惯的人仅占５％。阅读率的下降与图书销售额的下降在这里相互佐证！

难怪全国政协委员席殊在两会上慷慨陈辞：必须站在国家危机的高度审视阅读危机，并与朱永新委员等一起大声疾呼设立国家读书节。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中国书刊发行业协会会长杨牧之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世界上凡是先进的国家和民族都有良好的读书传统，中国历史上鼎盛时期，从来都是文化繁荣的时期，从上到下有庞大的读书人群。可以说，社会的进步与学习、读书密切相关。我国目前图书市场的徘徊不前是一个现象，它背后隐藏的内涵很丰富，其中重要的一点是让我们反思全民阅读的状况。全民阅读和图书出版发行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公民的阅读需求，图书出版的市场只会越来越萎缩；相反，图书市场的徘徊不前，正说明我们出版人需要下大力气出好书，大力倡导全民阅读风气的迅速成长。

媒体选择的多元化和阅读文化的快餐化导致国民阅读率下降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但是，传统阅读仍然具有不可抵挡的魅力，它是一个国家文化强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倡阅读、引导阅读、营造书香社会，政府与企业应该共同发力。

全民动员：机制建设是持久保障

只有从中央到地方联合诸多部门建立起全民阅读的保障机制，进行现代人接受知识方式的比较研究，建立读书数量、内容、方法的衡量体系，深入研究并协调解决读书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全民阅读才有望持续下去。

全民阅读，今年只是一个开端，让读书成为亿万人民自觉的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意识，必须使阅读发生由自然、自在到自我、自觉的转变。既需要舆论倡扬，也需要文化福利和阅读服务的跟进；既需要政府推动，也需要学校、社区、群众团体、行业协会、出版发行部门和公共文化服务等部门的广泛配合。为了保证参与阅读的广泛性和持久性，还要在教育制度和文化制度方面确立一些必要的政策和法规。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旌旗席殊书屋有限公司董事长席殊在第一时间听到推动“全民阅读”消息时，首先关心“有没有一个常设机构”。他认为只有从中央到地方联合诸多部门建立起全民阅读的常设机构，进行现代人接受知识方式的比较研究，建立读书数量、内容、方法的衡量体系，深入研究并协调解决读书活动中的各种问题，全民阅读才有望持续下去。

全国政协常委、苏州市副市长朱永新表示，“我在‘两会’上连续三年呼吁建立书香社会，现在终于有了初步结果。但我仍然期待中国人自己的读书节早日确立。只有这样，才会在我们民族心理上打上爱书、读书的烙印”。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总社社长海飞的“两会”提案也许会从另一个角度有助于“全民阅读”的持久开展。海飞认为，推动少儿阅读遭遇到少儿出版物严重“内涵性短缺”的阻碍，即组织力量分散，阅读标准不一，因而没有形成全国性声势浩大的阅读活动。他提出，阅读必须有“国家引导”，国家应成为中小学生阅读的第一把关人和第一推动者，国家需要评选并推荐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书报刊，推动青少年的阅读长久发展。

全国人大代表、原全国人大常委会专职教科文卫委员陈寿朋，多年致力全民读书的倡导。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刚刚开始接纳“世界读书日”的时候，他就在文化部的支持下，发起组织过“中国读者协会”。他说，俄罗斯之所以长久地进行全民读书活动，与俄罗斯爱书者协会的作用分不开。这个自前苏联时代延续下来的全国性读书组织，现有成员近２０００万之多，分会遍布全国各地。它不像贝塔斯曼中国书友会那样卖书，不以赢利为目的，而是团结读书爱好者，广泛开展各种群众读书活动，推荐书，评论书，交换书，使读书真正成为俄罗斯人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乐趣。陈寿朋说，中国国情不一样，我们不会照搬俄罗斯的做法，但经验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有那么多的社会团体、行业协会、群众组织，如果大家都来关注全民阅读，相信一定会出现全民读书的繁盛景象。

记者在采访中，还听到一些有识之士提出的各种建议，如广泛建立社区图书馆、在中小学开设阅读课、全民阅读从艺术文化教育普及开始、在广大的农村筹划建立“爱心书屋”和“捐助书屋”等等。

阅读的热情来自对阅读的理解，亿万人民一旦真正认识到阅读的意义，套一句老话说——什么样的人间奇迹都能够创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