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07年，随着新闻出版总署“出版物质量管理年”的确定，人民出版社等３６家出版单位向全国出版界发出倡议，郑重承诺“有次品，就召回”。“图书质量”不仅成了广大读者热议的话题，也同样引起“两会”代表、委员们的高度关注。

总署：将图书质量管理进行到底

３月７日上午，专程到建银大厦看望新闻出版界政协委员的全国人大代表、新闻出版总署署长龙新民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就“出版物质量管理年决定的提出以及实施方案的制定”回答了记者提问。

龙新民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的出版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出版工作者为丰富出版内容、提高出版质量做了大量工作，图书质量总体上是好的。但同时也要对图书出版质量中存在的问题有足够的认识，比如一些图书差错还比较严重，有的图书印刷、装订质量不够好，读者对此反映强烈。针对这一情况，新闻出版总署决定把今年定为“出版物质量管理年”。这是我们行业自身发起的一个活动，自己找问题，自己解决问题，就是为了进一步动员出版界高度重视图书出版质量，确保把图书出版中的差错降到最低点，更好地为广大读者服务。

谈到“管理年”的具体实施，龙新民说，为把这一活动扎扎实实向前推进，总署制定了“管理年”全年工作方案，将分四个阶段做好这项工作。

第一阶段，发起倡议，提出要求，宣传动员。中国编辑学会今年初约请３６家出版单位响应总署号召，向全国出版界发出倡议，提出很多具体措施和办法，并郑重承诺“有次品，就召回”。这个倡议已见成效，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一些报刊社也陆续加入到这一活动中来。这一阶段还组织了教材教辅质量专项检查，“３．１５”消费者权益日前还将对中小学教材印装质量检查结果予以公布。第二阶段，重点抓教育培训，对全国大部分出版社的编校骨干进行专项培训，有针对性提高编校人员业务水平。出版单位则自查自纠，搞好内部制度建设，发现问题及时纠正。第三阶段，组织行业内部的相互检查并对部分出版社进行抽查。在这一阶段将宣传一批好的典型，曝光批评一批不重视出版物质量、出现严重差错的出版单位。第四阶段，表彰一批重视出版质量、取得突出效果的先进出版单位，推广他们的好经验、好做法，并进一步完善质量管理的规范性制度；对关心出版物质量、提出意见和建议并做出突出贡献的读者代表进行表彰。

龙新民最后指出，抓图书质量，最根本的是要建立一套长效机制。我们要在全行业形成共识，对图书出版质量不是只抓一年，而是要长期抓下去。今年是以抓图书质量为主。这项工作还将延伸到报刊，报刊社也要高度重视质量，杜绝差错，切实对读者负责。

代表、委员：聚焦图书质量建言献策

桂晓风、周海婴、赵忠祥：从“于丹现象”中举一反三

于丹因《于丹〈论语〉心得》一书畅销而“走红”，成了代表委员们谈论出版时绕不过的话题。桂晓风委员多次谈到他从“于丹现象”、“易中天现象”中得到的启示。他认为，《于丹〈论语〉心得》的成功，增加了出版界对出版传统文化、古代经典的信心，增加了对读者的信心、对出版市场的信心。这个现象提醒我们，要创新出版方式，不能简单地运用原来的方法出书。

要用现代理念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认识，用现代手段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表现，用现代研究成果对传统文化进行再补充。同时，一定要注意出版物的通俗化，倡导大学者写“小作品”，新闻出版总署应加强对通俗文化出版物的规划和奖励。要充分利用现代通俗读物，作为通向古代典籍的桥梁。要加强与强大媒体的互动。要在出版界倡导薄利多销意识，加强行业自律，降低出版成本，合理定价，有力打击盗版。

周海婴委员认为，“于丹现象”体现了民众强烈的求知欲望。说明文化、教育应突破固有的框框，从传统的庙堂文化、阳春白雪中解脱出来，更加贴近实际、贴近民众，采取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普及发展。

赵忠祥委员说，现在对“于丹现象”有争议，但我很赞成她出书的方式：据说庄子那本书就是出版社给他约请专家学者讨论，对一些问题进行细化、深化，使更准确地论述，值得提倡。现在意义上的创作，青灯黄卷、十年寒窗，在学术研究上耐得住寂寞，我主张这样做；但是对于成形的作品，如果由编著两方形成小小的团队，能更容易产生好的成果。

弥松颐 采编校合一，非出错不可！

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政协委员弥松颐一说到图书质量，马上激动起来。他认为，图书差错率高有很多原因，校对不把关、校对员水平低是出差错的重要原因。比如某出版社的鲁迅的书，有的版本竟然把插图、说明搞错了，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事。以前人们认为出书是很神圣的事，非常严肃，认为“书”是一种符号，总跟“权威”“正确”连在一起，一说就是“书上怎么怎么说的”。现在拿到一本书，这种权威感淡漠啦，首先问一句“有没有问题？”我举一个例子，不是书上的，是一张报纸，是一张全国大报。也是出版物吧——谈论《鲁迅全集》，我出面约了李何林、李霁野两位老先生。文章出来了，照片也有了，但是本人一看，闹了大笑话：照片闹反了，李何林成了李霁野，李霁野成了李何林。上上下下搞得十分尴尬。做记者的、做编辑的，你不懂、不知道，可以问呀！可是问也不问，想当然就做了。这样的情况，出书、出报、出刊，经常发生，有一句话“无错不成书”嘛，就是从这来的。在这当中校对把关至关重要。有些报社、杂志社，甚至出版社取消了校对编制，采编校合一，表面工序很多，实际就是一个人。这怎么能不出错！人民文学出版社历来非常重视校对工作，校对员都很受尊重。“两会”文件年年从我们那里调校对员，今年也是。这还是个基本信任嘛。

袁志发 韩彦 出书太多太滥，要有人约束

光明日报原总编辑袁志发，退休以后出版了《快乐老年》，专谈老年人积极快乐的养生之道。袁志发有感而发地说，现在一说图书质量，人们就说“太多太滥”。怎么叫太多？就是出书的门槛太低，很多没必要出的书、不该出的书出了。一些买书号出的书，买卖双方自愿：出书的人为了出个名，出版社为了赚点钱。最突出的是某些地方领导干部出的书，把一些讲话、报告收集在一起就出书。这些书有必要再出吗？这些讲话、文章、报告有几篇是他自己写的？都是秘书写的，写作班子写的，严格点说，版权怎么算都是个问题。他是领导干部，有职有权，连书号都不用买，有人会主动找上门，上赶着给他出书；他有权利，出了书，凭着权力各处摊派，书还得卖出去。买书号不花钱，卖书的钱所得归自己。他是名利双收了，但是图书市场增加了混乱，也浪费了纸张材料。所以领导干部必须自律，外界也总得有个约束。这至少和领导干部的作风有关系。

记者在采访图书“太多太滥”问题时，遇到了也来采访“两会”的《经济观察报》记者韩彦，她的看法与袁志发可说殊途同归。她说现在出书越来越容易啦，可能千把百册就能出来。有很多不一定能卖出去，包括我家各种各样的人送我的书，比如记者出书，也并不严肃，他把自己发表的文章集纳到一起，也没有找到一个很好的主题，就出来了。这不一定有什么太多的价值，对资源也是一个浪费。我做记者十来年啦，还开着博客，也有人找过我，劝我出书。但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多值得出的，就是我的搏客，也不过是一种文化过渡的东西，自己写写罢了，真要出书还怕浪费纸呢！

林光如 吴雁泽 石汉基 中国出版印刷总的质量一直在提高

记者在采访中，代表、委员也不全说出版质量“问题”的，有的代表、委员对近年中国出版印刷取得的成绩持肯定态度。政协委员林光如３０多年前凭一部二手印刷机起步，现在他主持的香港星光集团号称“东南亚印刷大王”，他对书籍印刷评价应该有一定发言权。他说，跟我起步时比，中国图书印刷质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现在中国是印刷大国，印刷装订质量、产量，超过了欧洲和西方很多国家，在世界名列前茅。中西部地区我不是太了解，我特别注意了南方和沿海地区广州、深圳、东莞一带，这里的印刷业已经达到国际水平，就是和美国最好的印刷产品比也不在其下。林先生自豪地说：“因为我们公司还派出专家去给美国企业培养员工。”

吴雁泽委员说，中国近年整体图书质量还是很不错的，这两年有更大发展，尤其是在装帧方面，我觉得如果说和国际接轨，有些方面还比国际的强。图书出版发展得很健康，粗制滥造的书也接触一些，都是非法出版商盗版的书，我一看就看出来，有些音符印得就不对。是外行人干的，为挣钱罢了。

说到书价过高问题，石汉基委员有不同看法。他说有人投诉书价太贵，我就说，你应该接受。以前书很便宜，但是你看到书的种类很少，因为他们一定要几万本才可以印刷。现在价钱虽然贵一点，但两三千本都可以出版，你至少有机会看到很多品种，增加选择机会。买不买由你选择。我还劝他们用图书跟别的东西比较，以前别的东西什么价？现在什么价？这样一比较，你就会觉得不那么太贵。

杨 澜 应看重外文原版书的市场潜力

杨澜从当学生到做新闻，从内地到香港，从国内到国外，“外语”是她的主打武器。记者问她对中国出版有什么建议？她首先想到了“外语”。她说，我觉得中国市场上中文版的引进书比较多，这很好；但是有的书如能在国内出版一些英文的原版作品会不会更好？当然有时候考虑到发行量，翻译过来的中文版可能更好卖一些；但是阅读英文版、外语版那种很解渴的感觉又是中文版难以代替的。相信图书市场上有一些原版书是可以发行的，第一是现在懂英文、外文的人越来越多，再是大家学习阅读原著的热情和积极性都会有，一些好的作品适当引进英文版权会有一定市场的。

周海婴出版多种版本，满足多方需求

当记者问到周海婴怎么评价今天中国的图书出版时，周海婴念兹在兹地主张“要为老百姓着想”。他说，评价图书也分几类，如豪华的、讲究装帧的经典书，如鲁迅的、瞿秋白的一些版本。同时还要出一些普及本，甚至更便宜的，同一种书出到两三种版本，才能满足多方面的需求。出书总要想到为谁出，给谁看。周海婴特别以《鲁迅全集》为例，他说１９３８年版《鲁迅全集》，就有木箱的、也有纸盒的。木箱１００块，豪华纪念本；纸盒子是５０块；还有给老百姓看的，阴丹士林布面，８块钱一套，合今天不到１００元的样子。把前边挣的钱匀过来，补充到这里边就行了。现在卖得好的好书，为什么不可以出一些普及本，把价格降下来呢？既然编辑费、成本费已经算掉了，那廉价的普及本就等于现在“盗版价”了，六七块钱，也还有利润嘛，那么盗版不就没有市场了。跟作者说清楚，书出得多了，廉价的、普及的，给农村的，给贫民的，用再生纸印刷都行，看完可以扔掉。作者少拿点钱，但数量大嘛，他还是会愿意的。所谓堵塞盗版渠道，要给贫困读者留一条路，他有这个力量买五块钱的正版书，他就不会再去买盗版书。

赵忠祥发挥编辑和作者两个积极性

说到保证图书出版质量，赵忠祥以个人出书经历为例，认为出版社编辑克服急躁心态，坐下来，下功夫和作者共同创造出好书很重要。赵说，他的第一本书《岁月随想》是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的，责编是陈军。书是他写的，他是主体创作，但后来的业绩是跟陈军对他的帮助、协作分不开的。第二本《岁月情缘》是作家出版社两位编辑帮了他。为了一本书的构成，他们在一起工作的时间算起来有几百个小时。两本书内容基本相同，风格有不同，也是受两方面编辑的影响有关。第二本有点细腻了，跟女编辑指点有关；就不如直抒胸怀来得痛快，泼辣、鲜活的东西就会受到制约。但总体上他非常感谢编辑们的合作。这可能不失为出版一本较好的书、甚至畅销书的一种模式。他说，后来他经历和别的出版社的合作，他们就是催交稿；稿子赶出来了，他的进度并不那么快，基本上不和作者接触了，有点像原来作者投稿交给编辑部那种意思。这种书就很让人担忧将来会成为什么样子。

席 殊图书设计要以阅读功能为前提

说图书质量，不能不提及版式设计。好的图书设计是阅读者的第一感觉。但现在有些图书好像在“创新”，注重了画面感觉，却没有考虑到阅读性，这是书家大忌。图书设计有标准吗？有，就是大家共同的阅读习惯。比如字体，我们一般很熟悉的是书宋、报宋，一种最容易接受的形式、甚至是暗示性的习惯，包括字号大小，行距、字距的大小，都有约定俗成的习惯，不是你一拍脑袋想打破就打破的。但是现在有些设计师没有考虑、或者自己从小就没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在版式设计上搞得人非常不舒服。在我印象中比较专业的设计师，如三联的陆智昌、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吕敬人，都有自己的创作风格，又非常适合大众阅读习惯。现在中华书局于丹的书也这样，一看就很舒服，开本、字体、行距、插图、色彩，有书香气、书卷气，就是件艺术品。这都值得我们学习、借鉴。

龙新民

桂晓风

周海婴

赵忠祥

弥松颐

袁志发

韩 彦

杨 澜

席 殊

石汉基

林光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