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部分地方出版集团招聘在京编辑、发行人员的消息频频见诸报端，在了解中记者发现，越来越多的地方出版集团将北京作为战略发展的重点。

出版社在北京设办事处早已不是新鲜事儿，上世纪９０年代起就有部分出版社开始了赴京之旅。“先吃螃蟹”的接力出版社、长江文艺出版社、广西师大出版社等在京斩获颇丰，曾引发出版业“围城”的热潮。而随着中国出版业集团化进程的加剧，不少出版集团也开始跳出地方视野，着眼全国布局，重新整合出版资源，以期寻求更快发展。京城不谋而合地被看作是“兵家必争之地”，出版产业“群聚效应”日益凸显。

选题策划是“第一要务”

各地出版集团纷纷进京设立分支机构或成立文化公司，进行选题策划、组稿、营销宣传等一系列活动，如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北京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重庆出版集团北京办事处）、北京马头墙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安徽出版集团安徽教育出版社北京办事处）、白鹿苑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江西出版集团）、北京蓝洋广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广东出版集团）、营盘兄弟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湖南出版集团）、北京文华金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河南出版集团）……

信息密集、高校研究所林立、专家学者云集、公众综合素质高、人均消费水平高，都让北京有着其他城市无可比拟的出版资源优势。各个出版集团设立“北京中心”后，都把选题策划作为“第一要务”，但出书种类却不尽相同。北京文华金典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专致于职业教育教材的策划、编辑、出版、发行；而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产品线则涵盖学术思想、大学读物、艺术人文、文学、财经励志类图书等。

各个出版集团的“北京中心”，在短期内都取得了喜人的成绩。营盘兄弟创立刚满一年，销售码洋就已突破千万；世纪文景2006年销售码洋超过６３００万，达到中等规模出版社的水平；华章同人2006年实现销售码洋３０００多万，策划的《碧奴》、《成吉思汗与今日世界之形成》都产生很大影响，可谓社会效益、经济效益双丰收。

职能定位呈现多样化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少数集团的“北京中心”还是类似办事处性质，没有注册成独立法人，多数则是集团控股注册成立文化公司，虽依托于集团，但独立核算、自主经营，这些文化公司与一些文化工作室有很多相似之处。像世纪文景、营盘兄弟等，都发展成为具有策划、编辑、营销等全方位出版能力的单位，集团也将其定位为“新的增长点”。这些中心虽然没有出版权，但一般可以使用集团所属各个出版社的书号，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是集团下的“综合性出版社”。集团从选题结构、优势互补等角度出发，从集团层面协调分配出版资源，对其进行支持。

伴随着集团化，部分出版社几年前设立的“北京中心”被纳入到集团层面，其功能也在发生变化。除选题策划等常规出版活动外，一些中心还承担起集团“北京办事处”的职能，负责组织协调、业务拓展，如集团图书在北京及北京周边地区的发行、集团公关活动等。马头墙文化公司负责人包云鸠告诉记者，中心不仅承担着集团重点项目的选题策划任务，还充当起集团“走出去”战略的联络员，寻求与国外驻京出版机构的合作机会；华章同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负责人陈建军向记者透露，该公司也是渝版集团“走出去”的“先头部队”，在2006年就曾成功运作“重述神话”项目，并促成集团与企鹅出版集团的合作。

北京蓝洋广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则定位于服务公司，以图书策划、编辑、发行为主业，并涉足文化艺术交流、影视策划、广告设计制作、企业形象设计、技术开发、技术培训、信息咨询、市场调查等诸多领域。

另外，不少“北京中心”还成为出版集团培养人才、锻练队伍的“基地”。江西出版集团“北京中心”刚成立之时，就曾抽调多名所属出版社的副社长或社长助理来京挂职；吉林出版集团也曾派出所属各社的年轻负责人领衔坐镇。2007年春节后，重庆出版集团更是选拔新进入集团的年轻编辑来到华章同人，进行为期半年的锻练。

“群聚”带来创新效应

纵观当今世界经济版图，可以清晰地看到，许多行业的竞争优势都产生在产业“群聚”区域，硅谷和好莱坞就是最佳写照。放览现代出版业的竞争，也越来越多地表现为对出版人才和资源的开发与争夺。

目前，北京的图书出版业已经占到了全国市场份额的４０％，全国５７０多家出版社中，有２３７家在北京，占全国出版社总量的４１．３６％，而从出版数量、种类上看，北京也占据半壁江山，并且这个比例还在提高。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施宏俊谈到，出版业是“群聚”效应突出的行业，越是出版机构密集的地方，越能聚集更多的出版人才和资源。北京有大量优秀的作者、策划人，选题资源丰富；出版实体众多，使得产业资本能较快地集中，出版活动较其他地区更为自由和活跃；有着成熟的发行渠道；有数量可观“中介”机构，能提供出版产业链所需的各种资源和服务；有多家有影响力的书业媒体……这些因素都促使北京出版产业“群聚”愈发成熟。

一位业内资深人士分析，在京城出版产业“群聚”的过程，也产生了明显的外部经济效应——社会分工深化，编、印、发各个环节更为细化和强健，像京城一些专业选题咨询公司、校对公司、稿件加工公司、美术设计工作室的出现，就是“编”的环节更为细分的表现。

营盘兄弟文化（北京）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李永平表示，北京最大的优势在于其丰富的出版资源，可以及时便利地获取国内外出版信息。不少业内人士也指出，当前我国出版业的交易成本主要表现为信息成本、寻找成本、谈判成本以及执行成本，产业“群聚”内各个出版单位地理位置邻近，部分出版集团的“北京中心”甚至在同一大厦的同一楼层，使得信用机制较为容易建立，从而大大减少机会主义行为，降低出版交易成本。

另外，“群聚”造成的学习创新效应十分明显。产业群聚是培育企业学习能力与创新能力的“孵化器”，出版单位彼此临近，激烈竞争的压力，不甘人后的自尊需要，迫使出版单位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组织管理创新，出版社的选题创新、宣传创新、机制创新等，都很容易外溢至区内的其他企业，被大家所效仿，这种创新的外部效应是产业群聚获得竞争优势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专家也提醒，像大量的“跟风”图书，也都是学习效应的负面体现。

一位集团老总表示，“北京中心”不仅是各个出版集团为整合现有资源、抢占新资源、跨地域发展迈出的重要一步，也是集团机制创新的有益尝试。“北京中心”在用人机制、分配机制、运作模式等方面的大胆尝试，都将为出版业注入新活力，解放出版业生产力，对打破出版业长期以来以邻为壑的地区封锁，也有积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