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１月４日，商务印书馆别出心裁，在陈老谢世两周年之际，在涵芬楼书店举办了一次追思会。会上，各级领导都有极富感情的发言，使我辈受到很大教益。领导在场，在下不便去抢话筒说话，没有主动要求进入起来讲话的追思者行列。但是，在整个会上，我的“思”其实一直未停。尤其是，会一开始，商务印书馆安排了一位王女士，用极有激情的语调，朗诵了一段陈老奉劝当编辑的年轻人要多读书的名言。

这一段话，对别人也许只是一段有益的教言，对我，却勾起了我的无穷思念，使我羞惭无比，以致哽咽得无法语言。

那几句话，是陈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上半期常对我讲的。一九五四年八月起，我跳出校对员的“火炕”，开始学习当编辑。请当今在做校对工作的各位同行朋友原谅，在我们那时，有高等学历而分配去当校对员的，大多认为自己屈才，要想方设法跳出这个“火炕”。我是当年校对员中学历最差的（真正的学历是初中肄业），按说当校对员已是“高攀”，但在那时的思潮影响之下，也一心想转行去做编辑工作。没过多少年，我时来运转，调任总编辑们的秘书了，真是快何如之。

我很幸运，被安排同陈老在一屋办公。我读过陈老的书，特别知道他是外语专家。于是，见面不久，就同他用那些半通不通的俄语、世界语说话，不断向他请教。我又借送文件等机会，常去陈老府上。陈夫人余荻女士，为人极为谦和，对我百般呵护，总是招待我同他们全家一起吃饭。于是我就成了陈老家里饭桌上的常客。

在饭桌上，陈老同我说的，大多是关于读书的话，同追思会上王女士朗诵的差不离。我得天独厚，在这次会以前五十多年就十几二十次地亲聆他的这些教诲，真是幸何如之。

但是，不幸的事在后面。我在陈老教育下，逐渐成长。我总算发了一点愤。当年人民出版社资料室是不开架的，就在曾彦修、王子野、陈原等几位开明派领导的主持下，改成开架陈列。于是我下一决心，分期分批，把资料室主要的书尽可能浏览一遍。这一来，我这小秘书神气了，领导们会上会下说起什么书，我不用查卡片，就立刻能找出来。说起谁谁谁的观点，我也大多能尽快找到出处。我同陈老特别谈得来，不仅是屋里往往只有我们两个人，而且我又努力学了几句德语、法语，同陈老的“共同语言”又多一些。他即使同我用德语提到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某些话，我也对应得上。这一来，我当然就“青云直上”了。

但是，且慢！到１９５８年，灾难来了，上面号召批“白专道路”，我不幸被选为典型。那时我是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大炼钢铁的勇敢分子，如此攀升机缘，岂能落后。于是在全社的交心大会上把自己的读书活动大骂一通，实际上全盘否定了陈老的一切有关教导。那会陈老没参加，只有王子野老人参加。他会后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了一句：书当然还是要读的。我这才有点悔悟。

不过更大的灾难还在后头。１９６６年“文化大革命”来了。陈老是出版系统的大“走资派”，“黑帮”头头。我当过他的秘书，人们当然不能放过我。我被点名为“小爬虫”。他们那些“走资派”第一次被押送到一个会场时，我被指定走在队伍前面，手持一小锣，不断敲击，以示我在革命队伍中从来的角色是为“走资派”鸣锣开道。以后，开始大批判，大揭发。我的一个同乡朋友Ｃ君，原来也都是陈老的崇拜者，这时赫然成了批斗黑帮陈原的专家，专门系统揭露陈老的“罪恶”。我被动员多次，为了自身安全，不得已，也写了一张大字报，内容是，揭发陈原在家里用请吃饭的办法笼络我，总是劝我多读封资修的书，来毒化我们这些无产阶级文化事业的接班人。记得大字报在结尾时还用上那句当时的名言：由这看来，走资派的狼子野心，岂不昭然若揭！

大家想想，还是那些劝说青年朋友多读书的话，在这位老人去世两年后的追思会上，由一位女士用抑扬顿挫的语调念出来，当时我听了是什么心情。我简直什么话也讲不出。在今天的年轻朋友看来可能是几句听惯了的警句名言，在我的一生里，却几起几伏，包含着多么丰富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在我个人说来，又大多是同陈老人联系在一起的。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陈老又出来主持出版工作。他不计前嫌，还是找我这旧部与他共事。我同他说起那些往事，他一笑置之。我在他领导下做的第一件事是大肆宣传多读书读好书的好处，批判“四人帮”鼓吹的种种谬论。这么做时，我想我们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但在那时讲这些话也不是全然没有风险。我到有关部门去做检讨和进行辩解好多次。但我到这时已明白我们是在贯彻陈老等前辈的一贯主张，实际上弘扬他们的这些正确的人生经验、工作经验，尽管挨批，没有气馁。我过了二十多年，历经风风雨雨，反反复复，才总算完全懂得了陈老的那些谆谆教导。

不过，直到现在，又过了３０年，我本人对提倡读书多半还只是停留在口头上，没有像陈老那样身体力行。这几十年，我的确“翻阅”了不少书，却极少像陈老那样好学深思。我是追思会上在座各位中最早受到他的教育的，却反反复复，总是不能把他对我的教育一以贯之，把陈老的人生经验真正学到手，愧何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