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谢迪南

受访人：张 炜

张炜，１９５６年１１月生于山东省龙口市，原籍山东省栖霞县。现为专业作家，山东省作家协会主席。曾长期做档案资料编研工作。１９７５年发表诗，１９８０年开始发表小说、散文、文论等。在海内外出版著作百余部。著有长篇小说《古船》《九月寓言》《家族》《柏慧》《外省书》《不能忆蜀葵》《丑行或浪漫》，中篇小说《冬景》《海边的雪》《一潭清水》，散文《融入野地》《夜思》等，长诗《松林》等。出版有《张炜文库》（十卷）。

作品在海内外多次获得各种奖项，并译为英德法日等多种文字在境外出版。《古船》被海外评为“华文小说百年百强”、国内“华语文学百年百优”、中国台湾“金石堂选票最具影响力图书奖”，入选北京大学《百年文学经典》。

《刺猬歌》是张炜积３０年之创作历练而成，是其已出版的《古船》《柏慧》《九月寓言》《家族》等十余部长篇小说中最具冲刺力和突破意义的作品，可称之为一部奇书。小说以男女主人公廖麦和美蒂四十余年的爱恨情仇、聚散离合为经，以滨海荒原莽林为纬，编织出一个个光怪陆离、耐人寻味的传奇故事。其中既有浓烈的寓言色彩，又凸显出尖锐的现实冲突。写奇人畸爱，写野地生灵，二者水乳交融地绘制成一幅幅具有强大生命张力的、野性充溢的多彩画卷。小说的叙事方式典型地代表了张炜所具有的浪漫主义情怀与深刻的哲理悠思。正是如此，小说一出版，立即受到评论界和读者的关注或者质疑。有人认为《刺猬歌》对现代文明的批判，是作者抱残守缺的表现，而与此相反的是，有人认为这恰是作者责任感使然。种种争议，张炜自己是如何看待的呢？

作品放在心里，

比写出来更安全

商报：书名《刺猬歌》，让人好奇。能给我们解释这其中有些什么含义吗？

张炜：这是关于一种可爱的动物的故事。大概所有人对这种动物都不陌生。我心里装了许多刺猬的传说，连同那片无边的林子、一望无际的大海滩。那里发生的令人难忘的神奇的事情太多了，是永远也讲不完的故事，永远也唱不完的歌。我写作时较少想它的含意，因为我害怕过强的理念，害怕它压迫自己的感性空间。我只是神往那个地方，只是喜欢刺猬，喜欢它又美丽又神秘的样子。我特别是记住了当地老人的话：“听啊，刺猬又唱歌了！”

商报：您说写《刺猬歌》的念头在您心里装了十多年，决定想写这样一部作品，是基于什么样的初衷？ 　

张炜：我不会忘记小时候生活过的那个环境：无边无际的林子，海边林地茂密，到处都是野物。那里是山东半岛上的半岛——胶东半岛，而我所写的这片神秘美丽之地，又在胶东半岛的西北部，像是伸进大海深处的一个犄角。那里过去是林深如海的，记得小时候没有人敢独自一人往深处走。我没有看到哪里比它更神秘更优美。可是这一切几乎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消失净尽。它只是活在我的记忆里。多少年了，我一直想写出这个记忆，它像我的一个梦。但我知道，要写出来，非要有五彩之笔不可，就像神笔马良的本事。而我远没有这种能力，所以一直拖下来，再拖下来。

商报：为什么时隔十多年才动笔呢？

张炜：因为要等待一个最合适的时机。我说过，因为笔力和心情，当然主要还是因为那一粒种子还没有在心里长成大树，还不能收获，不能作为大材砍伐下来。要等它长大就需要耐心，就得等待，就得好好培植它。我写东西从不敢草率，不敢想到了、让一个念头激动了触动了就写，而要让它在心里多生长几年。我现在有几个短篇在心里放了十几年了，有的长篇装在心里时间更久了，可就是没法写。不成熟。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完成一部作品所需要孕育的气象、蓄炼的内力不够，这是万万动不得笔的。作品放在心里，比写出来更安全，它存在心里会被自己多次挑剔，一遍遍打磨。

杰出的写作者，

必然是最会讲故事的人

商报：我看到有评论家评论《刺猬歌》是您所有小说里，写得最流畅的一部作品；您自己也认为《刺猬歌》很好读，为什么会这么说？

张炜：我并不觉得自己以前的作品不好读，但我的写作只面对文学阅读。如果是草率的阅读者，就不可能进入我的语境。其实我一直特别重视作品的故事性。我知道造成一部作品的粗糙和过于通俗的原因，主要是、首先是故事性不强，故事老旧。别致的美妙的故事应该来自人性最曲折和最深邃处，只有这样的人性的展现，才能纵横交织出一段段绝妙的故事。失败的作品不仅不可能送给我们深刻的思想，更主要的是，它没有一个令人击节叹赏、让人耳目一新的故事。这个故事不仅要有一个好看的表层，而且要有一个精密的细部，要特别经得起咀嚼。讲述那样的故事难度很大，技巧应该是第一流的。杰出的写作者，必然是最会讲故事的人。

商报：小说中描写的是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故事，尤其是人与野兽的交往，您为什么这样安排？

张炜：这更多的是来自亲历的生活，而不是用尽心机的艺术编织。在生态保护较好的地区，在地广人稀的地方，这几乎是一种日常生活状态。差不多每一个人、每一户人家，都有与动物密切交往的经历。有一些奇异的事例并非是传说，只是我们很难解释罢了。无论怎么破除迷信，我都不会怀疑某些动物的超人灵性。这方面的故事、例子，当地人可以讲出许许多多。在密密的丛林里，在海边村落里，如果有一个阅读者，他一定不会对书中的生活有什么新奇感。我们现在的问题是，大家早已经远离了自然而然的生活，生活在虚拟的网络和坚硬的水泥高岭之间。

商报：我在读这部小说时，常常在找故事发生的时间，这部小说的时间跨度大概是多长？

张炜：这不是一部以时间顺序写出的小说，也不是倒叙，而是更自由的叙说。它的时间跨度大约是八九十年，不到一百年。浓墨重彩写出的部分大概只有五六十年。我觉得人间最有趣的故事发生的时候，一定是国家发生大变动的年代。这时候，各种人物的身份要重新置换，惊天动地的事情也就开始了。人与动物的关系也要产生最大的变化，野地里的生灵往往是人间闹剧最大的旁观者。我没有忽略这些旁观者，它们各种各样，或四蹄，或长了两撇胡须，身躯或巨大或小巧，但个个都有自己过人的灵性。这在大海边的密林中是非常实在的事情，当地人十分熟悉。

商报：《刺猬歌》表达了强权和金钱对人的压制和腐蚀，因此有人认为您这么写恰恰是作家的责任感使然，但有人也认为您这是抱残守缺的表现，您对此怎么看呢？

张炜：我说过，文学面对的是社会现实和自己的一颗心，是这二者。不然就会哼哼唧唧，为风头、为卖而写。一股恶潮来了，有人会趴下，有人不会。可是人毕竟还是不能像草一样倒伏。中国的古话是：“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还有一句：“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以夺志”——它们常常被当成了大话。其实呢，很朴素的老理儿，就是不能屈，就是不可夺志——一个作家就该如此，就坚持着，就挺着，还不是一样写下来了吗？我没有那么伟岸，可我这个人很倔犟的。

还有，作家对文学的爱应是刻骨铭心的，迷人的艺术总是从这儿来。一部书，一个作家，其主要价值仍然来自对人、对世界的情感深度。在我读过的几乎所有杰作中，哪怕是稍稍伟大的作品，它们冲动的本质部分、核心部分，仍然也还是道德冲动。缺少了这种冲动，首先不会是一个有文学创造力的人。这种冲动如果处于中心，其他各种冲动就会真正地交错复杂起来。这也是个性化的本源。如果强烈的道德冲动导致作品视野狭窄，只剩下说教和理念的一根筋，那也不是这种冲动的错，而是作家本人生命力孱弱的问题，这更致命。我们可以看到一直吊在“道德”和“苦难”这棵树上再也下不来的情形，看到这种尴尬，但那也不是“道德”的错。相反，作家的“道德冲动”不仅会激发，而且它直接就会以千姿百态的、各种各样的绚丽形式爆发出来绽放出来。

商报：您称《刺猬歌》“是一部为‘理想主义’杀毒的作品”，这句话怎么理解呢？

张炜：因为一谈到“理想主义”，总是有些二元化思维，给搞得非此即彼，最后弄得简单化概念化。这种所谓的“理想主义”与我有什么关系？理想不应该是“概念化”的生活方式。现在有各种各样的“新概念”：从跑车到楼盘，都有。有时我们肯定和否定一种事物、一种人，不过是从一种概念到另一种概念，是概念在打架。不同概念之间争论起来，一方会把另一方说得不堪，活生生的人反而没有了，抽掉了。其实理想的本质是个性、土地和根，是个人化的坚持和探求，是“匹夫不可以夺志”的那个“志”。有人丧失了文学阅读能力，没有悟性，于是就习惯于用简单化的标签去摧毁一部书，去作自己的文。其实这与写作是没有关系的。

这是我的一次“抡圆”

商报：您的作品一向都不太注重形式的别致，也不愿以特别好看的故事哗众取宠，而是追求一种心灵的表达，在《刺猬歌》中是不是也沿袭了您这种一贯的风格？

张炜：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二十多年来在艺术形式的探索上，花费心力极多的一个写作者，从《古船》《九月寓言》到《蘑菇七种》《瀛洲思絮录》一路下来，乐此不疲。但我不愿从翻译作品中做简单的模仿，那不是成熟作家所为。根植于本土的生长，形式探索只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显示了写作的力量。《刺猬歌》在形式的探究方面仍然一如既往，那就是继续呈现生长的状态。形式上任何的固守陈旧，都会影响到内容的生气勃勃，最终沦为一个时期的下品。

商报： 同《古船》《九月寓言》等您以前创作的小说比，您认为《刺猬歌》在写作上有什么特别之处？出版社认为这是您十余部长篇小说中最具冲刺力和突破意义的作品，您对此怎么看呢？

张炜：有人读后，以为我的《古船》和《九月寓言》各为一路，且相距遥远，但《刺猬歌》已将二者交会，较为自然圆融。走到这一步当然是十分有难度的。人文社的潘凯雄很早以前就是独具见解的评论家，他这样看，并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对这部书的进一步修改提高做出了很大贡献。我的作家朋友，责编胡玉萍，都对全局或细部提出了极好的意见。我说过，这次是我的一次“抡圆”（开山的人比喻全力抡锤击打的样子）。我尽了全力。从２００２年下半年到现在，主要就写了个它。

商报：在写《刺猬歌》时，让您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张：是深陷其中的激动和不能自拔。我已经完全生活在“刺猬”们活动的那个地区，长时间很难走出这种情与境。这期间一度因为有要紧事情需中断写作，所以要从“刺猬之家”暂时走出一段时间，这在当时可真是难为了我。那差不多是深深的沉浸，是生死与共，头发不理胡子不剃，邋邋遢遢的样子。

商报：您接下来还有哪些写作计划？ 　

张炜：在一个想像的世界里过久了，有时离开也难舍难分。我走出门来，一眼看到面目全非的大海滩，马上一愣，沮丧不已：好像它昨天才变成这样似的。想像的这个世界就是我生活的全部，起码在一部书完成之前，我大致要在这个世界里生活。写完了，就等于重返现实人间。我还没有新的打算，因为每一部书的产生，都要经过很长时间的酝酿。这是一个十分艰难和愉快的过程，这个过程又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