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俗志》（县卷本）共计３３００余卷，计划１０年完成普查、编纂、出版。该丛书采取分县立卷方式，以３３００余卷的容量科学记述中国各县的历史沿革及人文地理环境，涵盖了物质民俗的生产、交通、商贸、居住、饮食、服饰，社会民俗的村落、家族、民间组织与社团、岁时节日、人生礼仪，精神民俗的民间信仰、禁忌、巫术、民间文艺、体育竞技等民俗事象。而民俗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核心内容。这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县立卷的民俗志丛书，对于迅速走向城镇化的现代人来说，开辟了一块寻根问祖、感受各地民俗风情的“精神家园”。

刘半农

钟敬文

费孝通与王同慧

从刘半农到费孝通与钟敬文等一批著名学者，在他们心中，都有一个共同的文化情结：就是对中国民间民俗文化做一次全面系统地普查整理。可是因为时代原因，这一心愿，直到他们离世也没有实现，遗留下一个历经１００年的梦想。

中国民俗文化家底有多大？

中国民俗普查百年来从未终止过

经过连续的战争失败、割地赔款，“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五四理想终于激发了知识分子的热情，他们开始从思想、文学、制度、科学等层面全面思考民族文化的前途。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１８年初，北京大学的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沈兼士发起成立了北大歌谣征集处，３年后，《歌谣周刊》创刊，聚集了一批文学家和语言学家。历史如此评价这次运动：不仅通过运动直接或间接地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歌谣、故事、谚语、谜语、歇后语等，更重要的是它开创了中国民俗学、民间文学研究的先河。

“民俗学”作为学科渐成雏形。１９１８年之前，中国还没有“民俗学”这一学科。但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们无法开展对中国民俗文化科学而全面的调查整理工作。胡适说，“只能寄望各地学者的提供，逐渐地收集”，以此完成对中国民俗文化的整理。

１９２０年代，通过一些地方文献，有学者从中收集、总结了一些民俗成果，譬如著名学者胡朴安先生就出过《中华全国风俗志》。遗憾的是，他没有亲自去田间做调查获取第一手的资料。

１９３０年代，以钟敬文为首的一批学者成立了“民俗学会”。但由于种种原因，作为“中国民俗学之父”的钟敬文直到去世也没完成中国民俗文化的一次全面普查的心愿。

１９５０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成立，从中国民间文学开始，对民俗文化的局部和部分展开了调查。国家民委也组织了著名的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专家，从１９５０年中期开始直到１９６０年代，对全国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民族民俗文化做了调查，但仍然不是全国性的、整体的民俗学调查。

通过这些调查，首先改写了中国文学史。过去认为中国没有神话与史诗，事实是，中国的史诗还在活态地传承，中国汉族和少数民族活态的神话远远比希腊神话丰富精彩。

１９８０年代，“中国民间文化十大集成”工程启动，全国各地对当地的民间音乐、民间戏曲、民间歌谣、民间谚语、民间故事、民间舞蹈、民间器乐、民间戏曲、民间曲艺等１０种文化形式进行普查。其中仅民间文学三大集成（民间故事、民间歌谣、民间谚语）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９０年便发动了全国２００万人次参加普查和搜集工作。当时已是高龄的钟敬文先生无不遗憾地说：“‘中国民间文化十大集成’调查的时候，没有涉及到民俗文化的普查，只做了局部的，是一件非常可惜的事情。”

只专注于文本的普查，而忽略了文本背后的文化背景，这是“民俗学”学科发展不成熟的表现。

因此不久之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很多专家学者呼吁开展全国的民俗普查，有一届中国民俗学学会的年会专门以“民俗文化普查”为主题做了讨论研究。１９８０年代中后期，各地关于开展全国民俗普查的呼声越来越高。

值得一提的是，近１００年来，民俗学的局部调查、类型调查、专题调查、区域普查在不同的层面一直没有中止过，也出版了很多成果，其中有村落的民俗文化志，也有某个少数民族的。本世纪初，甘肃人民出版社曾出版过历时１０余年编纂的每卷近２００万字的《中国民俗通志》丛书，一省一卷，出版以后，在全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境外版权很快就被抢走。１９９０年代，北京大学的段宝林教授和广西师范学院的过伟教授联合启动了“中华民俗志”的编纂，至今还没有完成。

尽管到现在为止，出版了很多成果，但侧重于田野调查、格局合理（以县立卷、以省立卷，包括不同民族）、文化界限明确的中国民俗一直没有进行，但是，这样的调查结果相对来说更加科学、便于进一步研究一个地方的民俗文化。

２００２年，《中国民俗志》正式立项

在历尽曲折之后，２００１年，作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的重大项目，全面普查出版中国民俗文化，再编纂出版《中国民俗志》的设想被提出来。

２００２年，正式立项。

“如果能顺利地完成这一任务，中国民俗文化的家底基本摸清了，现时态的民俗文化的基本状况就做了准确的描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向云驹称，这是许多中国人的文化情结。

２００３年，项目正式启动。首先在山西省晋中市榆次区东赵乡后沟村进行了示范性的民俗调查，做了样本，并且还制定了一个工作手册，包括问卷的设计、调查者观察的方法、调查报告整理、民俗志整理，培训了一大批基层的调查者，依托各个省的专家学者，依托地方的专家学者，由于他们掌握一定的学科知识，调查起来就比较顺利了。最后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专门成立编委会，对各地学者的偏差进行纠正，推广好的经验，通过示范来推动其他地区的普查。

“一个世纪了，民俗学界专家的学术理想应该变为现实了，赶在民俗文化消亡之前，开展普查。”向云驹的语气显得有些急迫。我们可以想象，由于时代变迁，在信息化、后工业时代，传统农耕文化、手工业文化显得格格不入，机械化、标准化、精致化、大批量化冲垮了手工小作坊；或者因为城市化，例如乡村的城市化及其对乡土艺术的摧毁，例如现代都市对古城古民居中的摧枯拉朽式的破坏、毁灭；或者因为文化适应而消失，例如报纸、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手机、多媒体等声光影对民俗文化生活的冲击，对口述文化的冲击，对传统艺术欣赏的冲击，等等，这一切，都使得民俗文化普查刻不容缓。日本现在的民俗文化保存得非常完整，与他们在１９６０年开展的全国性民俗文化普查不无关系。2006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与成都时代出版社签署了出版协议，正式启动了《中国民俗志》出版。

中国民俗学最大的问题是田野作业的欠缺

钟敬文曾经提出过，中国民俗学最大的问题就是田野作业的欠缺。其结果，自然影响到研究范围的拓展和人们对民俗事项的整体把握。而之所以出现这一问题，是因为田野作业所要求的巨大投入，资金还只是其中之一，对调查者的体力也是一种考验，有人付出过健康，甚至生命的代价。

最被我们熟知的故事是：１９３５年，费孝通与妻子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进行民俗调查，不幸遇险，王同惠为救费孝通，失去了生命。后来费在妻子的碑文上记述了这个过程：“古陈赴罗运之山道上，向导失引，致迷入竹林。通误陷虎阱，自为必死；而妻力移巨石，得获更生。旋妻复出林呼援，终宵不返。通心知不祥，黎明负伤匍匐下山。遇救返村，始悉妻已失踪。”

据向云驹介绍，越偏远的地方，民俗文化就越独特，但危险也更大，为了去这些地方，调查者致残的例子也并不新鲜。“《中国民俗志》３３００卷调查出版项目，很难保证不出现肠梗阻，可能遇到的困难我们都无法想象。”他担忧地说。１９８５年，“民间文学三套集成”由中国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联合开展时，业务上、人员上、资金上的保障比中国民协独立承担的《中国民俗志》普查条件要优越得多，但原来设想五六年就能完成的项目一干就是２０多年，至今还没完成，参与者去世的去世，退休的退休，因为太苦了而退出的也大有人在，编委班子不知道换多少回了。

况且，这种项目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的投入，由于地方官员重视、认识和发展的不平衡，各地表现的积极性也不一样。有的地方官员明白，为本县的文化资源、文化特色做基础性的调查，将会为本县文化的发展提供更明确的方向和选择，创立文化品牌来扩大自己的知名度，从而产生认同感，对民俗普查的推动也相对积极些。但也有些地方官员没有文化自觉和文化积极性，或者是换了领导，认识变了，甚至把前期普查的成果都荒废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向云驹笑得有些苦涩。“还有出版，如果没有成都时代出版社的介入，《中国民俗志》的出版时机还得推后。”毕竟，３３００卷１０年出齐的目标，对经济实力强大的出版集团都是一种考验，何况是对成都时代出版社这样品牌和资源都不够强大的地方社来说。

但正如１００年来大批的民俗专家所说，不管怎么样，这件事情还是值得去做的，一点一点地做，出版一个县就是一次胜利，为民族留下一部厚重的典籍，１００年的梦想不能放弃。著名学者刘锡诚先生评价：“他们一面大声疾呼为被圣贤文化所鄙视的民众口头文学争取地位，一面到民间百姓中搜集歌谣等作品，打破了把圣贤文化看作是中华文化的传统观念，使平民百姓的口碑文学登上了‘大雅之堂’。”

《中国民俗志》保守的投入，要十几个亿，但拿出的成果也是最基础的资料和数据库，跟经史子集价值一样，足以永传后世，在国家的文化数据库里是不能缺的。

四川省成都市常委、宣传部部长郝康理和成都时代出版社社长段英、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秘书长向云驹等一批现代官员、出版人、学者坚称：１００年的梦想不能放弃，并且他们意识到，“那些鲜活、迷人、灿烂的民族民间文化正在田野里、山坳里无声无息地消亡，就像云消雾散一样每一分钟都在流失！”因此为了给民族留下一部厚重的文化典籍，让平民百姓的口碑文学登上“大雅之堂”，他们正全力以赴。

郝康理

段 英

向云驹

■出版故事

一部书变成整个城市的荣光

成都市委宣传部和成都市文联联合召开的《中国民俗志·成都区（市）县卷》和《中国民俗志·成都城区卷》编纂工作会上，成都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郝康理显得有些兴奋，由成都时代出版社独立承担的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以县立卷的民俗志丛书——《中国民俗志》就要进入到实际行动，他把这看作是“成都的荣光”。如果没有他两年前的果断拍板与成都传媒集团的力排众议，这一切离成都要遥远得多。

作为亲历者，谈及争取《中国民俗志》出版前前后后的内情时，成都时代出版社副社长段英，不断地重复着一句话：做成这件事，无论是对于郝康理部长还是成都传媒集团的领导层，以及成都时代出版社，都不是仅抱有热情。

那么除了热情，成都时代出版社作为一个积累和品牌都有限的地方出版社，要如何完成这一部巨著的出版呢？

段英被民俗文化抢救者的精神打动

２００１年的一天，四川人民出版社编辑段英把电视节目锁定在了中央电视台的《面对面》，里面正在播放对著名作家、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冯骥才的专访。“保护民间文化的工作非常艰巨，但冯骥才等一批人做这些事情完全是一种自发行为。”她被民俗文化抢救者的精神深深地感动。

段英的父亲段文桂作为巴蜀书社的创办人，曾参加过《中华大典》的编撰工作，是《中华大典》的发起人之一。受父亲的影响，她一直关注古籍整理和出版工作，在时常帮父亲做些辅助性的工作中，耳濡目染，深知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性。她立即意识到，中国的优秀文化除了存在于经史子集的官方文化典籍中，还大量地存在于民间和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中，应该要作为典籍被出版和传承下去，对于出版社来说，也是一个丰富的选题宝库。

接下来的两年，段英都留意着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的动向，并且探听到了他们正在着手准备 “中国民俗文化”的普查编纂项目。不过，她知道，如果争取这个项目的出版，成本巨大，书号都不够，更别说投入，“光靠热情是没法完成的”。

即便这样，２００３年，她打听到中国民协和中央民族大学经过批准，办了一个关于口头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生班，还是专门报了名。“民俗文化作为一种专业知识，我想去掌握，因为它作为出版资源，是一个丰富的宝藏，从文化传承这个角度来说，要有一定的理论知识。”

２００５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在人民大会堂举办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出版成果展”，在会上，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的柳斌杰承诺，对于中国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出版物，要多少书号，就会特批多少书号。

成都市市委宣传部部长郝康理问段英：

敢不敢市场运作？

要多少就批多少书号，这“非常鼓舞人心”。

会议刚散，此时已调任成都时代出版社副社长的段英立即给郝康理部长打电话，谈到“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有一个《中国民俗志》的项目，还没听完的郝康理在电话里兴奋地说：“这么好的出版项目快点抢回来。”他停顿了一会儿，又问段英：“你们敢不敢市场化运作。”

“当然敢，但问题是前期没有启动资金。”段英回答。

“启动资金可以通过政府支持和银行贷款来解决。”郝康理给段英吃了一颗“定心丸”。

回到成都的段英立即和同事一道，在成都日报报业集团（现为成都传媒集团）直接指导下，经过一个多月的市场调研，认真分析，终于完成了“《中国民俗志》出版的可行性报告”并上报成都日报报业集团审批。在讨论研究时，“市场风险问题”成为大家争论不休的焦点，成都传媒集团旗下只有一家图书出版社——成都时代出版社，因此很多报社的领导对出版运作并不十分熟悉，加上又要一笔巨大资金来投入，对风险的担忧也是理所当然的。不过，成都传媒集团高层还是力排众议，全力支持《中国民俗志》出版。

“如果没有成都市委常委、市委宣传部长郝康理和成都传媒集团的决断，成都时代出版社出版《中国民俗志》的想法绝对会落空。”段英认为，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后盾，即使成都时代出版社敢接，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也不敢交。

心里有底的段英找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党委书记白庚胜，希望由成都时代出版社来独立承担“中国民俗志”的出版。“《中国民俗志》（县卷本）多达３３００卷。”听完白庚胜书记的话，段英知道对方是在委婉地拒绝。“毕竟，成都时代出版社的积累和品牌资源还不足以承担得起３３００册的出版项目。”

不过，这都在段英的意料之中，她继续说服对方：一些经济条件好的出版社重点考虑的是一些有一定市场需求的选题，而对“中国民俗志”这样的志书，未必有热情；况且成都民俗文化的根基非常好，成都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召开了会议，下达了认真地梳理民间文化的指示；政府和成都传媒集团也答应在资金和营销上给予最大的支持……

最后，在听完了段英的理由后，白庚胜终于点头答应了。

2006年１２月１２日，中国民协和成都传媒集团在人民大会堂签署了出版合作协议。成都时代出版社将从2008年开始的未来１０年完成《中国民俗志》的出版任务。

消息一出，更多人回馈给段英的不是祝贺而是质疑。

营销出去才是出版社的首要任务

对于这一切，段英一笑而过。因为她比任何人都明白“中国民俗志”的出版意义：如果全面梳理中国民俗文化，无疑是“古籍整理”的第二个春天。尤其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大量的民俗文化正面临着消亡的现实，不加快整理出版，后代再也看不到优秀的传统文化。“作为我个人来说，曾亲眼目睹过父亲出版《中华大典》时的辛苦，很清楚做这件事情会遭遇到多大的困难。”与刚才的兴奋相比，段英的语气有些低沉。不过，很快她又回复到兴奋的情绪中，正因为传统文化面临着消亡的现实，也为出版物提供了市场契机，如果宣传营销和市场推广到位的话，《中国民俗志》的市场前景还是比较乐观的。

据悉，《中国民俗志》所需的出版总投资为１２１２７．５万元，2007年度作为项目的启动年，加之图书发行的特殊规律——销售回款账期长达９个月至１年，整个2007年属于投入年，按照投资估算，全年投入为７０１．２５万元。“启动之后，对于出版社来说，最重要的是让资金滚动起来。”

现在的出版社从经营上来说，都是企业化运作，不管是对于畅销书，还是像《中国民俗志》这样的出版工程，完成销售都是出版社的首要任务，“因此我们的营销宣传要走在前面，从营销模式来讲，多条腿走路，一定要打破传统的营销模式，如果这么有意义的书发几百套发一千套，根本就没有达到传承文化的目的”。尽管政府会给予了一定的资金补贴，由成都传媒集团担保，银行提供了７００万元的无息分期贷款，但出版社不能指着这些完成《中国民俗志》的出版任务。

“一定要自己造血，形成良性循环，把《中国民俗志》做成优质图书，靠品质吸引读者，才能顺利完成这一出版工程。”段英称，对于《中国民俗志》出版的赢亏，她心里还是有底的。《中国民俗志》的最大价值就在于其唯一性，是中国首次全面地普查整理编纂出版中国的民俗文化；同时，中国文艺家协会作为中国民俗学最权威的机构，由他们来组织普查编纂，保证了该书的学术性和科学性，“中国近１００年来的民俗学发展，还没有进行过一次全国范围内的民俗普查，这无疑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工程。”段英从事了２７年的出版工作，没有哪一次像现在这么有成就感和自豪感。

段英走到哪都离不开《中国民俗志》话题

她的计划是：《中国民俗志》出版项目具有唯一性和垄断性，其目标市场十分明确——各大图书馆及研究单位、政府采购、海外市场。

此后，段英走到哪里，都离不开《中国民俗志》这个话题。

从北京签完协议回到成都的１０天后，时代出版社就开始着手发行渠道的建设，专门为这套书开设了一个网站，目的就是加大营销的通路。

在《中国民俗志》（成都·县卷本）编撰工作会议上，成都时代出版社与四川安盛集团正式签署《中国民俗志》发行合作协议，这预示着市场的认可。

与海外传媒机构达成合作开发“中国民俗数据库”的意向，充分利用先进的科技手段和基础资料，把历时１０年完整地调查、收集、整理、记述的中国民间民俗文化，建立内容丰富、功能强大的数据库。

在今年的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发放了《中国民俗志》宣传单，征求经销商的意见，为这套书的发行进行预热。

成都时代出版社背靠成都传媒集团发达的宣传网络，会充分利用好自己的宣传优势。

在策划方面，先出版民俗文化丰富、普查充分的省份，譬如成都、山西、浙江、江苏等。同时，对于那些民俗文化受重视的省份，还会出精装本。一些专题的有市场的民俗文化的选题，也已在筹划之中……《中国民俗志》不仅为时代出版社提供了可以说是取之不竭的选题，更为时代出版社凝聚了中国最优秀的民间文化的作者队伍、编撰队伍和广阔的市场空间。

针对东西部地区经济基础的差异，制订了专门针对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基础较好的地区的定向销售办法。

今年４月，在参加日内瓦国际图书沙龙的旅途中碰到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的领导，她认真地询问起来，像《中国民俗志》的海外需求可能有多大？应该如何推广？回来后，她特地去了一趟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出口部，从那里了解到，港澳台地区和日本、韩国等国家对这套丛书都表示了浓厚的兴趣。

值得一提的是，尽管《中国民俗志》还没有正式出版，但正是前期宣传营销的作用，台湾地区有读者已经致电表示了购买意向。

“出版《中国民俗志》，仅仅抱有热情远远不够，必须考虑到市场的接受度，取得社会与经济效益，才能形成良性循环。”段英说政府和银行的支持都不能保证顺利完成《中国民俗志》出版，只有尽量减轻自己的经济负担，才能让一个３３００册的出版项目滚动起来。